译文及注释
译文
橐离国国王的随身婢女怀孕了,国王要杀死她,婢女说:“有一团象鸡蛋那样大的气,从天上掉下来,所以我才怀孕。”后来她生了个孩子,被迫扔到了猪圈里,猪用嘴巴向孩子哈气,孩子又被移致马厩中,马又向孩子哈气,所以孩子没有死。而国王怀疑这孩子是天帝的儿子,就命令他的母亲抚养他,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东明”,经常叫他去放马。东明善于射箭,国王害怕他会夺取自己的江山,于是想杀掉他。东明便逃跑了,向南逃到施掩水边,用弓拍打水面,鱼鳖便浮出水面架成桥,东明才得渡过河去。他过河后鱼鳖散去,追兵便不能过河了。东明就在夫余国建都称王。
注释
娠:怀孕。
喙:鸟兽的嘴。
马枥:马槽。
畜:养育;抚养。
写诗如绘画,特别山水诗与山水画,在艺术方法上颇有相似之处。如画山水很讲究远景与近景的安排,使一幅画有“景深”,有层次,显得立体化。写山水诗何尝不是如此呢?读李东阳《游岳麓寺》颇能体会此中艺术三昧。岳麓寺位于今湖南长沙市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上。寺庙建于晋泰始四年(268)。杜甫晚年曾到此一游,留下了“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的诗句。明成化八年,二十六岁的翰林院编修李东阳陪同父亲返故乡茶陵(长沙附近)省亲,游岳麓山,写下上面这首诗。
“危峰高瞰楚江干”,岳麓山拔地而起,山势巍峨。岳麓寺在半山腰。诗人盘旋攀登,终于走上寺来。他兴奋的喊出声来:我现在站在“危峰”上向下看,啊,湘江岸边的景色尽收眼底了!“危峰”,已见山峰之高,又用居高临下的“高瞰”二字,更显出视野的广远,突现出岳麓山巉岩挺拔的气势。第一句就有近景和远景,人在“危峰”,是近景,距岳麓山六华里的“楚江”(即湘江)自是远景物了。
接着诗人收回视线,转向自己所在的岳麓山。自己身在“危峰”,却顾所来路径,不禁发出一声惊叹:“路在羊肠第几盘?”那山间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啊,不知拐了多少弯儿,才进得这座古刹呢!
诗的头两句,写登高、望远和回顾来路三个过程,都是写登上高峰的最初的兴奋的心情。等到这种狂喜的情绪稍稍平静,更开始细细打量四周的风景了:“万树松杉又径合,四山风雨一僧寒。”诗人发现岳麓山有一个特点,满山都为稠密的松树和杉木所环抱和覆盖,显得极其幽深和清寂。密树荫蔽的丛林中隐约有两条小路,在接近山寺处并为一条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时,已是“长沙地湿开将暑”,而在此山中,却感到置身清凉世界中。诗人不由驰骋想象:当风雨如晦之日,这层峦叠翠的山寺该是多么萧飒、清寒啊!这两句都是写山中所见,都是近在眼前的景色。接着,诗人又转移视线,游目山外了:“平沙浅草连天远,落日孤城隔水看。”诗人放眼远眺,入望尽是平沙浅草,草木的绿色一直延伸到天际;隔着湘水而望,只见孤零零的长沙城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这两句诗写出了“长沙千里平(韩愈诗句)”的地理特点,湘江沿岸、长沙周围是广阔的平原,从岳麓山上望去,崛起在地平线上的长沙城极其显眼,看去有似“孤城”了。
李东阳自小生长在北京,以后又一直在北京做官,此次是他第一次回故乡,第一次看到湘江和岳麓山的风光,故乡的山山水水多美啊!而自己马上要告别此地,回北方古城北京了。他不由极目遥望天边,仿佛看到了祖国南北辽阔的大地,仿佛北京、长沙都在自己视线之下了。一种对故乡的依恋之情牵动着独自凭栏的诗人的心弦,偏偏此时多情的鹧鸪又叫起来,好像是在殷勤的挽留行人。此情此景真够令人销魂啊!
李东阳年轻时,“台阁体”诗风还相当盛行,这是一种以平正典雅、歌咏升平为宗而不重视发抒个人情思的创作倾向。李东阳步上诗坛,开始有意识地加以突破。从这首《游岳麓寺》也可看到这种迹象。虽然这首诗句句都是写景,作者满腹离情始终没有明说,最后却被“鹧鸪声声”把它点破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然而他深深爱它,永远不能忘记它。他逝世前,特地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怀麓堂集》,就是怀念长沙岳麓山的意思。可见其一片深情了。
《游岳麓寺》作为一首山水诗,诗人好像在绘一幅山水画,要“位置经营”上很有讲究。我们从结尾“鹧鸪声里独凭栏”句,可知诗人的视点所在,他是在岳麓寺一个山亭上凭栏观赏风景,视线逐渐的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有时近景与远景相交错,呈现多层次的复杂画面。记得宋元以来画家们探讨山水画技法,有“高远”、“深远”“迷远”“幽远”诸多分别,多角度地进行画面空间的艺术设计,李东阳的这首诗不也是这样吗!
这首词写春日闺情,抒写一位女子与相爱之人分别后寂寞、无奈的心情。
上阕写女主人公池上凭栏闲望,用“花映柳条”领起,“雨萧萧”作结,两句都是写景,前句明艳,后句暗淡,寓意着好景不常,美人迟暮。中间“闲向绿萍池上。凭阑干,窥细浪”三句写女主人公的一系列动作,重点落在一“闲”字上,以示她凭栏窥浪,全不觉得赏心悦目,体现其百无聊赖的内心感受。
下阕写女主人公深闺怀远的寂寞。换头二句写她的境遇和感受。“近来音信两疏索”七个字,将相思离情点出,以下的描写无不因这情思引起。音信疏索是心情寂寞的原因。接下来“洞房”“寂寞”以一“空”字修饰,与上片的“闲”字相应,足以体现其无比遗憾的心绪。最后“掩银屏,垂翠箔,度春宵”三句紧承“疏索”“寂寞”,写女主人公掩屏垂帘,苦度春宵。
全词以外显内,用女子的行动来表现了她空虚寂寞,无限惆怅的内心世界。
这首词从怨女的角度,展现了一幕人铸间悲剧。通过描写闺中人思念远戍征人,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
上片起二句从捣练的工具运思下笔,而字里行间自有捣练之人。从“砧面莹”的“莹”字,可以想见,作为一位征人的妻室,捣练帛,作征衣,早已是她的繁重的家务劳动的一部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至那面砧石已经被磨得如此光莹平滑。从“杵声齐”的“齐”字,则可以想见她的捣练操作之熟练,以及与同伴合作之协调。而那一记记有节奏的杵声中,正倾注了她辛劳持家的全部心力。传出了她忆念远人的万缕深情。
下面“捣就征衣泪墨题”一句。道破题旨,点明其捣练制衣的目的是寄与远戍边关的丈夫,而题写姓名、附寄家书之际。一想到丈夫远在万里外,归期渺茫,生死难卜,今世今生,相见无日,不禁愁肠千转,泪随墨下。“泪墨题”,一边磨墨,一边落泪,泪水和着墨水写信。这三个字,饱含了一位失去家庭幸福的妇女的无限辛酸苦痛。
结末两句与“捣就征衣”句紧相承接,从戍人的角度进一步加重了这幕悲剧的份量。句中的“玉关”即玉门关,但此处不一定是实指,只是极言戍地之远,也暗含班超上疏所说“但愿生人玉门关” (《后汉书·班超传》)及李白诗“玉关殊未人” (《塞下曲》六首之五)之意。
结末两句采用了翻进一层的写法。这两句先写玉关之远,再推进一层。写戍人所在地之远,从而使上、下句间有起伏转折之致,而且,每转愈深,把这一家庭悲剧显示得更其可悲,把悲剧中女主角的伤离怀远之情表现得更深更曲。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负载着她的柔情蜜意的征衣包裹,寄到玉关已要经历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寄到远在玉关之西的戍人手中,就更遥遥无期了,更不知这包寒衣寄到时戍人是否尚在人间。这样一个最凄惨、最残酷而又可能出现的悲剧结局,正是长期笼罩在她心头的一片阴影,也正是她题寄这包征衣时泪墨难分的一个最痛楚的原因。
欧阳修名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颇为人称道,此词结尾句式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词精炼含蓄,概括集中,感情真挚,余韵悠长,正如张炎在《词源》中所述:“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