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述了边海百姓的艰难生活，比较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的惨痛景象，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同情。全诗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的手法，使边海贫民悲惨的生活图景跃然纸上，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是“剧哉边海民”的衬托。各地的情况虽然不同，但最艰难困顿的要数“边海民”了。
“寄身”三句，实写“边海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没身于“草野”，过着非人的生活。生吞活剥，巢息穴居，所以说“象禽兽”；他们不敢出来，怕被人发现、抓走，每天就钻在山林里边所以说“行止依林阻”。一个“依”字把逃民们的实际活动和恐惧心理都表现出来了。他们要靠在林中采集食物而存活，要靠险阻的坳壑以藏躲，他们怕暴露行迹，白天足不出林莽，黑夜也不敢明火高声。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是全诗的精华所在。逃民们每日出没在山林之中与狐兔争食争住，而自己原来的家园却因为无人居住，反而变成狐兔们的自由跳踉纵情嬉戏的王国，非常可悲的现实。这两句扩大了全诗的内涵，它不仅使人想见逃民们的伤心落泪，而且使人看到生产凋敞，村落萧索的更广阔的社会图画；也扩大了全诗的境界，前三句是诗人眼中的情景，这两句是诗中人心里的想像。有此一笔，使短短的八句诗多了一层波折，添了一组形象，是以少驭多的佳构。可惜这一点历来被人忽略，以为这两句也是状“边海民”惨苦生活的，与前三句配合，写住处的荒凉；试想，已与禽兽混迹的“边海民”对“狐兔翔我宇”又何居叹哉。结果使诗的内容和形象顿然减色，因而对这首诗并不是写“边海民”，而是写逃到“边海”之“民”的，也就未能理解。
曹植曾在《谏伐辽东表》中劝曹叡“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至此又以他的诗歌直接为民生疾苦而呼吁。建安诗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题材极少，因而这首诗就更为宝贵。
此诗描绘了隐士们隐居之地山高林密，空旷荒凉，他们以苦为乐，心地坦然，反映了他们不满黑暗现实，向往清明政治的思想感情。开头四句是铺垫，写出商山的荒凉、寂寞、偏僻、险峻，以此反衬长居山中的人；接着四句写隐士们的日常生活，把荒凉艰苦的生活写得情趣盎然，折射出隐士们洁身自好、苦中寻乐的高尚情操；最后两句以唐虞盛世为衬托，抒发了他们既向往美好的社会，又对现实完全失望的慨叹。
全诗直承《诗经》四言古风，质朴无华，短短十句四十字，四位隐沦高士的形象栩栩然跃然纸上。
诗的前四句以反兴起笔，四句铺陈，描绘了荒凉艰险的生活环境：抬头是其高无极、令人感叹的万里皓天，低头便见蛇曲逶迤的深谷。四周除了莽莽苍苍的野树，便是重峦叠嶂的高山，荒凉，寂寞，偏僻，险峻，与禽兽为伍，跟人世幽隔。但是，这一层形象鲜明的图画正是为了反衬长居其中的人，可谓铺垫有力。
第五句至第八句写隐士们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他们奇特的感受：悬崖山洞是居室，青石、藤罗、野草作床帐，润泽可爱的灵芝草，足够疗饥，足以养身。作者善于遣词造句，巧于写景状物，把荒凉艰苦的生活写得奇特而优美，把在山中的居住和吃食写得诗意盎然。这四句以苦为乐的描写，是首四句艰苦环境的必然结果，而隐士们苦中寻乐的异乎寻常的乐观和坚定又带来巨大的疑问，从而自然引出下一步的抒情，进而阐述产生这种特殊生活态度的动机。
最后两句是含蓄的抒情，包含着深广的现实内容。作者把唐尧虞舜的原始时代看作是太平盛世，这固然是以思古之悠情奏不满现实的弦外之音，作者憧憬着美好的政治局面，盼望出现招贤选能的明君，但现实使隐士们失望，使隐士们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吾当安归”一句，实在是对现实政治的最尖锐的批判。他们宁愿躲进深山，与麋鹿为伍，看百鸟安翔，饥餐野菜，渴饮泉水，而不愿忍受暴政压迫，不愿目睹黑暗的现实。这种消极的反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不断出现，可见这类知识分子信念之坚定。
这首诗反映四皓“洁己修道，非义不动”的处世思想。通过描绘四皓隐居之处山林荒凉，抒发了他们身苦心乐的隐居之情，表现了他们不满黑暗社会、乐于隐居生活、向往清明政治的思想。全诗章法谨严，写险恶之景以铺垫，反衬人物以苦为乐而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尚志趣，以景托情，抒情含蓄隽永，有汉代人质朴诚恳的务实作风。
诗题名其画为“秋景”，有的记载称这幅画为“秋景平远”，或作“秋山林木平远”。综合各种称谓来看，“秋景”是对这幅画的内容总的概括，而具体呈现秋景的则是山水及林木，所谓“平远”即是指画中辽阔的水面景象。
第一首题咏诗的着眼处在于水面及其近岸的林木，从而呈现出一片清疏旷远之景。
诗中写的画景是一幅“水乡秋色”，或可称作“水乡秋意”。首二句给读者展示一片萧疏的水乡深秋景象。把“野水”和三四两句联系来看，画中的水面是很远阔的。首二句所写是近处的岸边景象。“参差”是不整齐之意，这里是形容水和岸相接处的形象。由于深秋水落，岸边突出许多干地，同时水也停留在一些曲折处，于是水岸边呈现出参差之状，夏季烟水弥漫时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下面继以“落涨痕”，表明秋水下落后旧日水涨淹没的岸边河床又都呈露出来了。这句展现出的是一派湾荒水涸的景象。次句写岸边景物。“疏林”点明秋景，与末句“黄叶村”前后相应，构成秋象。首句所写的水岸也可认为是冬天的景象，而“疏林”既别于木叶尽脱，更不同于枝叶浓密，只能是袅袅秋风中的树林。“疏林”下接以“欹倒”，使形象丰富多姿，更富画意。“出霜根”生于“落涨痕”，涨痕退落后霜根露出，一“落”一“出”，上下相应。“落涨痕”与“出霜根”，在“疏林”的映照下，具有浓厚的深秋意味。
三四两句，再在展向远方的画笔疏淡处着眼，逗出人情。这两句展现的画面是，一舟棹向远方，尽处林木数点。面对这令人心神旷远的自然境界，于是诗人问道：那条小舟一桨一桨地划向何处啊？应是归去江南的黄叶村吧！诗人发挥自己的想象，于景物中融入人情，如同幕后隐语，启示读者，赋予画幅以悠然无尽的情味。
组诗第二首着眼于溪山林木，此诗后二句说：“不是溪山成独往，何人解作挂猿枝”，可知这幅画内是有山的，是位于近处。这里树木龙蛇般蜿蜒屈曲的枝干同臆想中江南的黄叶村、有猿猴在其林间栖息的险山急滩融为一体，拓展了画面，赋予画面以悠然无尽的情味，在景物中融进人情，引发读者情思。
七绝的写法，一般是前二句叙写事物，后二句抒发情思。第一首诗虽全章在题咏秋景画，仍于前二句着重以浓笔勾勒景物，给人以亲切的时节风物之感。后二句在用淡墨略加点染之际，凭虚发挥想象，表现出人的情感，画景之外，情调悠扬，极耐人寻味。这两首诗化实为虚、虚实相映，将眼前的溪水、扁舟、树木枝干同想象中的景物融为一体，拓展了画面内涵，情味深长。苏轼才气横溢，情调高远，其诗善于驰骋神思，翻空出奇。其题风景画诗无论长篇短章，都能不停滞于物象，常从生活联想中蔚发奇思，丰富了画的意趣，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这首诗可以与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赠诗对比赏析：
刘禹锡和白居易晚年都患眼疾、足疾，看书、行动多有不便，从这点上说，他们是同病相怜了，面对这样的晚景，白居易产生了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并且写了这首《咏老赠梦得》一首给刘禹锡（字梦得）。 刘禹锡读了白居易的诗，写了《酬乐天咏老见示》回赠：“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频减，发稀帽自偏。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从白老的“咏老”诗中，看到作者的性格和行为。他们两人同在一年出生，也同享古稀高龄；而在遭际上，则大不相同，刘禹锡比白居易坎坷很多。早期，二人初入仕途，都有匡国救民之宏志。但遇到挫折后，白则本着传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旨而明哲保身。但刘则屡经坎坷而不屈不挠，直至老而不休。所以在思想上两人是同而又有别的。他们万劫余生，都享古稀高寿，晚年同在洛阳，亦官亦隐，日夕唱酬。上述两诗就是当时之作也，道出了他们各自肺腑之言。
在两首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人对老的态度。白居易的诗生动地揭述老人之处境和心态；而刘禹锡诗除了写老态入木三分之外，更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概，“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难怪结语两句能脍炙人口，历千年而不衰了。这并不是说刘写诗技巧比白高明，而是由于诗是言志，两人对人生看法有所不同。人生观的差异，反映在文字上也就各异其趣。结果就表现为消极和积极的分歧。刘禹锡诗之前六句是对白诗的回答和补充，后六句则是对“老”的颂赞，使人读后会觉得“老”并不可怕，而更充满希望。这是诗的可贵之处，自然百读不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