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中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的山光水色和怡情悦性的渔人形象:春江水绿、烟雨迷蒙,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岸畔桃红,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青箬笠,绿蓑衣,渔人醉垂忘归时。全词着色明丽,用语活泼,生动地表现了渔夫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这是一幅用诗写成的山水画,这是一首色彩明优意万千,脱离尘俗钓湖烟。思深韵远情融景,生活任行乐自然的抒情诗。
“西塞山前白鹭飞”首句,点明地点;此西塞山何处?鄂州、湖州?虽有异议,对词境来说倒无所谓。白鹭是自由、闲适的象征,“众禽无此格,玉立一间身。清似参禅客,癯如辟谷人”、“漠漠江湖自在飞,一身到处沾渔矶”,写白鹭自在地飞翔,衬托渔父的悠闲自得。
“桃花流水鳜鱼肥”第二句,点出江南水乡最美好的季节——正是桃花盛开,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桃红”与“流水”相映,显现了暮春西塞山前的湖光山色,渲染了渔父的生活环境。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写的都是他们。“箬笠”就是用竹丝和青色箬竹叶编成的斗笠。“蓑衣”是用植物的茎叶或皮制成的雨衣。如果以龙须草(蓑草)为原料,它就是绿色的。“归”,回家。“不须归”,是说也不须回家了。作者在词里虽然只是概括地叙述了渔夫捕鱼的生活,但是,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完全可以体会到词的言外之意。从渔翁头戴箬笠,身披蓑衣,在斜风细雨里欣赏春天水面的景物,读者便可以体会到渔夫在捕鱼时的愉快心情。
作者是一位山水画家,据说他曾将《渔歌子》画成图画。确实,这首词是富于画意的。苍岩,白鹭,鲜艳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黄褐色的鳜鱼,青色的斗笠,绿色的蓑衣,色彩多么鲜明,构思也很巧妙,意境优美,使人读作品时,仿佛是在看一幅出色的水乡春汛图。
此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词中更吸引读者的不是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而是江乡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而这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也反映了他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此词吟成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而且还流播海外,为东邻日本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嵯峨天皇的《渔歌子》五首及其臣僚的奉和之作七首,即以此词为蓝本改制而成。
李白的诗主要有两种风格:一种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式的大气磅礴、雄奇浪漫之壮美,诸如《蜀道难》之类;一种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之优美。此诗应属后一类。
另外,此诗也透露出李白隐逸与入世的矛盾。诗人思想中有很深的隐逸情结,所以把家乡描绘得极其优美,且环境清幽,适于隐居。但毕竟身处大唐盛世,男儿志在四方,立志报国,所以最终“无心恋清境”,离开家乡,“已将书剑许明时”。
首句“晓峰如画参差碧,藤影风摇拂槛垂”,天色初晓,作者走出门外远望匡山,只看到曙光中美景如画,山色斑斓,不禁心情舒畅。近处,藤蔓从树上垂下,随风摇曳,枝条轻轻拂过栏杆,令人心旷神怡。
次句“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山上野径交错,人们常常带着家犬一起走过。每逢夕阳西下,晚归的农人就背着柴薪走下山来。这一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画面,给人平静而悠远的感觉。
中间两联“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读书读累了,作者常倚树休息,没看云卷云舒,聆听猿啼阵阵。有时候还会看见大明寺里的僧人出来清洗钵盂,他们洗钵的那个池塘曾有白鹤飞来,如今却不知飞到那里去了。短短几句诗,描绘出匡山的美好景致,也表达出作者对这里所怀有的深沉感情。
最后两句描绘出一幅匡山虽美、无心留恋、决心奉献文才武艺的雄心壮志图。诗人“将犬”为伴,“带樵”晚归,听“猿啼”,看“鹤飞”,心旷神怡,安闲舒适。运用借景抒情的手法:匡山虽美,我却要离开了。不是我不喜爱这里的美景,而是我已经决心走出大山,凭自己的文武才艺,开创一番伟大事业。
此诗的前三联描写了匡山的自然美景,雄奇、秀丽、清幽,可见其对家乡的深情与依恋。尾联则抒发了他欲为大唐盛世奉献出文才武艺的宏伟抱负。不是不热爱家乡与大自然,只是因为早已有了在盛世施展才能的抱负了。
全诗八句,前六句皆写匡山“清境”,末二句写己之政治抱负,亦即远游之目的。全诗于清雅闲适中体现着作者远大的志向和豪迈的情怀,叙事娓娓,抒情款款,可见李白去蜀辞乡之际,既对故乡无限依恋,而用世之心更高于一切。
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
《午日观竞渡》是明代边贡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从端午节期间戏水,赛龙舟的风俗开始写起,触景生情,表明了对屈原的思念,对异乡的端午风俗的赞同,在闲暇的日子里总会有一丝丝闲愁。
首联是写端午节人们观看赛龙舟的场景。表现了端午节时期热闹的场面。
颔联全面描写了龙舟的装饰,赛龙舟的热闹场面。
颈联进而转向了对屈原的思念。在端午节这天,人们都会祭念屈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风俗至今仍然存在。
尾联直接抒情,诵读《离骚》,吐露了诗人生活中的淡淡哀愁。
这首诗沉稳平淡,风格朴质,包含着诗人对爱国民众英雄的崇敬心情。
前十八句为第一段(“三年夏六月”至“币厚辞益卑”)。诗中写了高宗遣使通金的原因——思念“北狩”之二帝,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对此,诗人并未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因为诗人不赞成高宗为尽孝而一味求和的做法。诗人希望的是有人能像窦宪那样,北破单于,刻石纪功;能像桓温那样,收复失地,重见旧地杨柳。然而最高统治者不惜任何代价,一味求和,诗人对此不能不表示出遗憾。
“四岳佥日俞”至“与结天日盟”为第二段。诗人首先对使臣韩肖胄的品德才能予以高度赞扬,勉励其很好地担当出使重任,以大振国威。要让金人像当年匈奴、吐蕃人害怕王商、郭子仪那样,慑服大宋使者。然后,诗人代韩肖胄道出受命誓辞:决心公而忘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对敌人的极度蔑视和勇敢的斗争胆略,去与敌人达成平等的协议。虽是诗人代言,却足见诗人对韩肖胄的无比信赖和所寄托的重望。
“胡公清德人所难”至“壮士懦夫俱感泣”为第三段。诗中表示了诗人对韩、胡二公齐心协力完成使命的期望。希望他们像韩信忠于汉室,荆轲勇于赴难那样,完成出使任务。诗人甚至想像了为二公送行的悲壮场面,从而对韩胡二人表示了崇敬之情。
“闾阎嫠妇亦何知”至结尾,为第四段。诗人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对肩负重任的使者进几句“刍荛之言”:其一,叮嘱二公,一定要提高警惕,小心行事,绝不可麻痹轻敌,定要防患于未然。其二,请求二位使者,多多带回一些中原人民的消息。旧日胜迹而今已如何了?故人坟前已是什么景象?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否还能种桑麻?敌人是否还用重兵镇守着中原城郭?其三,请二位使者记住一个流亡妇人的心愿——“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