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声自是小三峡，林色可名东万杉。
江面深沉带地流，清风爽气入层楼。
倚栏却认登浮玉，平看沧溟万里秋。
泉声自是小三峡，林色可名东万杉。
江面深沉带地流，清风爽气入层楼。
倚栏却认登浮玉，平看沧溟万里秋。
这是本题现存最早的两首。其后才有唐朝张若虚的同题诗《春江花月夜》。杨广此首借题生义，一扫艳媚。黄昏远眺长江岸，暮霭沉沉，江水浩淼。“平不动”是水波不兴。江面平坦宁静，江边春花如火，开得满满当当。他写春夜潮生，江水滔滔。“将月去”，“带星来”将水波激荡，月星交辉的情景写得极宏大，于写景的壮阔中写出了时间的流逝。寥寥四句诗，将春江花月夜收纳其间，绘出一幅江月胜景图。“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缓缓读来，如欣赏清秋月夜之画，风致婉然。此句好在平实，一个“将”字，一个“带”字，都是比较虚的动词，不会破了月明星稀的安稳美感。
如果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相比，可清楚地看出其描写春江花月夜景是受到本篇启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广这首诗在描绘春江花月夜花开景色这方面，具有开先河之功，起了示范之用。诗中一个“满”字写出了花多无隙、簇簇挤挤之状。而“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这佳句描绘了一个绝妙的江流扶明月，潮水拥星光的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启发了张若虚的灵感，在他的《春江花月夜》中脱化出：“海上明月”的优美诗句。“潮水”这一意象又启示张若虚在诗中开拓出一个极为阔大的春江意境。
杨广的诗风对后代诗人也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他的诗中佳句，常成为后世诗人模仿之，甚至袭用之，如《诗》（本篇见载于《笔麈》，可能原有诗题）：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
诗中的前3句，就被宋代著名词家秦观在名作《满庭芳》词中几乎完全袭用。如其中“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就是袭用的例子。元代著名词家马致远作有一首名词《天净沙·秋思》，其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亦是受上述杨广诗句的影响而化出的。
这首曲先写了阵雨后西湖上雾气迷潆的朦胧美，接着一条画船由远而近地进入这幅画面，随着画面的进一步推进，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轻歌曼舞的美女，最后将这幅谢安曾游的美景与传说中的仙境相比较，发出“倒大风流”的慨叹。
这首元曲以细致的笔法，描绘了如画的西湖山水。首句由西山雨霁着笔，雨后的西山，密云初收，山坡上逐渐隐现出缥缈的楼台，湖面上隐约显露出点点汀洲。楼台、沙渚掩映在尚未收尽的云烟水气中，令人遐想翩翩。在如同虚无缥缈的幻境中又引人缓缓行驶的画船。船上的歌姬轻歌曼舞，为西湖增添了声色之美。
写景由远及近，犹如一幅徐徐蕴开的水墨画。然后忽然着一野猿、一沙鸥，猿在山，鸥在湖，既切湖山，又增野趣。在作者的笔下，野猿与沙鸥同楼台、沙洲与美人融为一体，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结尾写谢安曾经游阆苑的逸事，为西湖增添了几许浪漫和神韵。最后将谢安曾游的西湖和他居住过的东山相比较，用斩截的口语“倒大风流”进一步突出了西湖无与伦比之美。使曲子的意境增添了生机，愉悦人心。
李贺诗云：“少年心事当拏云”。大凡人们年轻时的宏图大愿，在历经坎坷漫长的人生岁月之后，往往成为空瓤的神话，不堪回首。《照镜见白发》抒发的是人到暮年、壮志未酬的无限感叹。笔致清浅如流，朴实无华。诗题“照镜见白发”极简练地勾画出抒情主人公对镜伤怀的典型情境。
“宿昔青云志，蹉跎白发年。”两句诗超越人生种种具体形态的风云际遇，以“关山度符飞”式的大写意笔法，摹写出人们普遍的心未了、年已老的情感范型。自古以来．哪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怀抱创业建功的凌云壮志，那些无以计数的炽热梦幻都曾将繁花似锦的未来预付给了少年之心。然而，时光茌苒，岁月蹉跎，弹指间已是青春不再，老之将至。芸芸众生中有多少人得以遂平生志愿!早年率尔自许的人生理想，更多的则如残英飘坠，无以收拾，只赢得萧萧然白发丛生。诗中并不明言，也无须拘泥于究竟是何原因致使青云之志跌入寂寥空虚。从萌生“青云志”的“宿昔”蹉跎逶迤而至“白发年”，本该有许多具体的生活内容。但所有这些，在诗人高度慨括的笔下急遽掠过。诗行大幅度地腾跳．更显出事业未竞，蓦然间两鬓已秋的惊惶与叹喟。
“谁知明镜里，形影白相怜。”“谁知”，未必不是一种出人意外的口吻。也许是少壮时对自我的期望悬得过高，与如今碌碌无为抑或未达目标的现实反差太大，于是“临晚镜，伤流景”，发为遗憾、悲凉，无可奈何之浩叹；同时、意外的口吻亦表达了辛酸的自嘲自讽。主人公羞于重温往昔的壮怀激烈，揽镜自怜，无从躲避，嗒然若失，凝然镜前，备受自尊心折磨。
壮志难酬是人生普遍的缺憾。张九龄虽贵为天子股肱，是初唐名相，但屡遭奸臣李林甫等排挤，宏图未展．常感惆怅失落。此诗或许是以嗟叹自怜的方式提出了一方人生明鉴：凡欲成就青云之志者，必得时时自醒奋进，蹉跎延宥将贻白发之恨。全诗寥寥二十字，用语明畅、笔势飞动，感情沉郁凝霞。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这首词意象凄凉，蓄蕴悲惋，喟叹逝者如斯，感伤时运无奈。就思想意义来说，格调一般，但其表现手法，却不乏令人称道之处。
上片以“柳絮”起调，便使词趣带上了几许忧伤，因为杨柳飞絮之时，春已阑珊，而柳絮又从来是优伤的载体。故尔一见“柳絮” ，便意味着春光将逝，便自然生悲生愁。而“年年三月暮”更使“柳絮”带来的忧伤增添了许多。“断送莺花，十里湖边路”，则使忧伤形象化、具体化。“十里湖边”路上的美景由于柳絮飘飞而绿肥红瘦，美景不复在眼里，其怅恨之情溢于词表，妥帖而形象。但说柳絮“无落处”却分明有悖于事实。众所周知，柳絮落地为土，遇雨为泥。苏东坡还相信“杨花（即柳絮）落水为浮萍”（见《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原注）之说。关于“无落处”，词人不顾事实，硬是说柳絮“无落处”，分明是寄托自已飘蓬无定的悲惋的。既然柳絮“无落处”，它并不能飘到哪里去，只能随着风低低地飘去。这一笔使柳絮不仅不能直上青云，而且也不能再“万转千回”，只能是“低低去”了。是柳絮恋人，还是人恋柳絮。这倒无须穷究，但这意象中所融进的衰颓和沉落却是不难体味的。
过片“满眼颓垣欹病树”，词脉直跌而下。诸君看到的是伤病的柳树倚着残破坍塌的墙。这画面不仅令人悲酸，简直更令人痛苦。再加上“满眼"，便一丝丝生趣都不见了。三月过后是这般惨象么，这是象征什么，还是寄托什么。暂立此存照，下文将谈到这个问题。“ 纵有余英，不直封姨妒。”是说即便枝头上还残留着剩余的花朵，也敌不住风神因嫉妒而吹得它们离开枝头漫天飞舞。歇拍处又出现两个意象：“ 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前者紧承“封姨”而来，是“妒”的具体内容，极富肃杀意味；后者遥扣“年年三月”，可见逝者如斯的喟叹。
全词意象凄婉，而旨趣模糊，读后使人觉得气淤胸塞，但究竟缘何而情，实在难以明言直述。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周济“出人说”的词学理论。他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曾详言“寄托”的出人有无，用谭献的话来概括周济的观点倒要简便得多：“以有寄托人，以无寄托出”（《复堂日记》）。以此观之，这首《蝶恋花》以“柳絮年年”起笔，以“河流日夜”作结，其中的时间难再的感伤十分的显豁。但从空间来说，“柳絮”、“莺花”、“颓垣”、“病树”、“余英”、“封姨”、“烟里黄沙”等，均似有所指，却又令人三思而难得其解。若联系周济《宋四家词笺序》说的“宜和（1119—1125）之时泰穷将否，危机已动，外荣而内瘁。鸣其盛者，虽极铺张粉饰，而幽优之思潜动于不自知”一番话，其《蝶恋花》词，似不无射时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