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中酬张十一功曹》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作品，载于《全唐诗》卷三百四十三。作者和张署遭贬后同时遇赦，诗中有遇赦北移的愉快心情，虽也有对新任职务（江陵府参军）的不满，但总的说来，喜多于悲，心中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
当初韩愈和张署二人同时遭贬，韩愈为阳山令，张署为临武令，都在极为边远荒蛮的边塞之地。前途的阴霾，环境的恶劣曾让二人壮志顿消，感慨于仕途的浮沉不定和自己的遭遇而黯然泣下。此时忽逢大赦，得以脱离偏远的蛮荒之所，于是诗人止住哭泣，“休垂绝徼千行泪”，和张署“共泛清湘一叶舟”，赶往江陵赴任。“今日岭猿兼越鸟，可怜同听不知愁。”猿啼鸟鸣本是哀音，是孤寂、愁苦的象征，诗人在这里却故写哀音而闻之不哀，反觉可爱，进一步将内心的喜悦表露出来。韩愈此为反话正说，令人觉得更有韵味。其用心不可谓不巧，其立意不可谓不绝。
全诗用湘江泛舟的乐趣来排解往昔的忧伤，用朋友情谊的温暖来慰藉当前的苦闷，用语奇崛，笔力遒劲，体现了中唐以后的绝句注重炼意的特点。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开头两句写年复一年，眼见秋花凋落，春花盛开，自己却劳碌奔波，在马背上度过。今天又见春风送暖，不知不觉中，春天已悄然来临。目睹这美好的春景，诗人却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感叹人生如梦如醉，流年似水，岁月也正在悄然逝去。一种急于盼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感情溢于言表。
“短发”两句，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诗人长期离开家乡，宦游在外，倏忽间，已到五十岁上下，头发已经稀疏变白，苍白衰老的容颜也只能借助酒力才泛出一点红润。古人不剪短头发，“短发”的“短”在这里是少的意思。头发稀疏，所以只能“轻梳”，头发本不多，又千缕皆白，至于诗人是怎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辛苦操劳，以致身心憔悴而早衰的情形，也就可见一斑了。
以上四句充分表现了诗人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多年为民奔走效力的情况；后面四句则表现了作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谋私利，赤心报国的高风亮节。
“离家”二句紧承前面的内容而发，说明“离家”的目的正是为了“报国”，然而离家多年却寸功未建，又深感羞惭。于谦24岁中进士，刚三十岁时，就到江西处理积案，释放了很多被冤枉判罪的百姓。从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到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即诗人三十三岁到五十一岁期间，他又做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山西、河南巡抚。“离家自是寻常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诗人的感情又是那样的丰富细腻，目睹异乡的春日美景，他又怎能不想念故乡，产生惆怅之情呢？但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想为国有所作为，离乡的悲愁也只能是“寻常事”了。“报国惭无尺寸功”，这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辞，却又表现出他严于律己的人生态度。其实，多年来，作者又何尝“无尺寸功”。他辛苦劳碌，关怀百姓疾苦。灾年里，他下令打开官仓救济灾民。他为到处流浪没饭吃的百姓痛心，为严冬里还穿着破旧单衣的儿童难过。他希望引来天上的银河水灌溉人间的土地，还让老百姓到他的衙门里去控告贪官污吏。在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里，他像冬夜里的火把，给人们带来了温暖，所以老百姓称他为“于青天”。这两句话，实际上正是衰颜白发的诗人壮心不已，深感时光易逝，而急切盼望为国建功的心情的剖白，这正像屈原所说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萧涩”两句，诗人请求不要笑他多年为官而囊中空空，表明他只有报效祖国的长剑一柄，倚青空而立。尽管诗人多年位居高官，却一生清白自守，两袖清风，行囊羞涩。以至于这位始终保持高风亮节，“只留清白在人间”的民族英雄遇害时，朝廷派人去抄他的家，也只发现他“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这在当时贿赂成风的黑暗官场里，难得可贵。那独倚青空的耿耿长剑，正是忧国忧民，顶天立地的诗人胸中的赤胆忠心和凌云壮志的象征。
这首诗平仄协调，颔、颈两联对仗工稳，语言清新自然，明白如话，风格浑然淳厚，质朴刚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