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猎的词,元好问之前已有许多,而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开其先声。由于出猎场面豪阔,气势雄壮,反映到词中,作品易以威武取胜。而元好问此词,更高出寻常威武一筹,在人事的见解上卓有特色,深沉高远。
“少年射虎”两句,劈头先用两个典故,反衬出猎主人的威猛。西汉李将军李广,曾经见草中石而以为虎,拉箭猛射,箭头深没石中。但李广射石,恐非少年时事,此处写法,主要是衬托年二十就以善战闻名的商帅完颜国器。“赤羽千夫膳”全用杜甫《故武卫将军挽词》之二中的一句,原是称颂将帅的立功塞外之事,此处亦说商帅把这视若等闲,可见商帅更比前人高出一头。
“金铃锦领,平原千骑,星流电转。路断飞潜,雾随腾沸,长围高卷。”这几句全写围猎场面。骏马金铃悬头,锦绣围脖,在平原民奔腾驰骋,如星流电转,而千骑齐奔,更见其气势雄大。高超的射猎技艺,使天上飞禽和水里游鱼的路全断了,乖乖地来到人们的囊中;白雾紧随着飞腾的马蹄,蔚为壮观;射猎队伍形成了合围的阵势,准备一网打尽入了围的野物。几句词,声调短促,吻合了射猎车骑风驰电掣的情势。“看川空欲静,旌旗动色,得意似,平生战。”围猎场面壮观,气势雄大,固然可观。然而,仅仅停留于此,则仍是雕虫之技,不足与言大者。这里,作者的笔触轻轻一点:“得意似,平生战”,既写出了商帅的善战,又用“得意”二字,写出了商帅视战争为“等闲”的军人气概。那喧闹车骑的背景,是川空谷阔的静谧,而五色旌旗飘摇飞动,变幻着高深莫测的图景,就像平生常常得胜的战役。
词的上片直写围猎,喧闹非常,都是眼前之景。词的下片切换到围猎回归军营的场景。“城月迢迢鼓角,夜如何?”这两句勾勒出寂寥空旷的夜景:古城上空,悬着一钩残月,鼓角声隐隐从远方传来,清静中富有动感。而“军中高宴”一句,归结了白日围猎满载而归的喜悦之情,也同时衬托了将帅的豪气。“江淮草木,中原狐兔,先声自远。”这里,作者的笔彻底从围猎荡开去了,他用“草木皆兵”之典,把中原大地上的敌军比作“狐兔”,形象描绘了商帅逼人的军威,而这些敌军,听到商帅兵马的声音以前,便已颓然远遁。如此煊赫的军威,用对面状况来表现,更显得气势宏大。“盖世韩彭,可能只办,寻常鹰犬。”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曾在击败项羽的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彭越也曾参与致项羽于死地的垓下决战。这两员战将的战功,千古之下,未敢轻视。而作者则主,他们两人,不过只做到平常的鹰犬罢了。言外之意是,商帅决非此种人物。因此,由上文逼出最后两句:“问元戎早晚,鸣鞭径去,解天山箭。”唐代大将薛仁贵战胜九姓突厥于天山,此指商帅的才略志向,当效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一举扫清边患,这才是将帅本色。
全词气势峥嵘,场面豪阔,情境雄沉,不愧为名家手笔。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龟虽寿》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观沧海》是一致的。但《观沧海》是写景诗,以景抒情。此篇则完全是一篇富有人生哲理的抒怀言志之作。这首诗写于北伐乌桓胜利的归途。此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在古代,这已是将近暮年的年龄。虽然刚刚取得了北伐乌桓的胜利,踏上凯旋的归途,但诗人想到一统中国的宏愿尚未实现,想到自己已届暮年,人生短促,时不我待,怎能不为生命的有限而感慨!但是,诗人并不悲观,他仍以不断进取的精神激励自己,建树功业。《龟虽寿》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积极的主题。
诗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开头,作者用这两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世间万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新陈代谢是大自然的根本规律。这就等于告诉人们说,人虽寿夭有别,但最终都是要死的,表现了作者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和无神论的观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既然人总是要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对人生采取消极悲观的态度呢?诗人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承认生命有限正是为了充分利用这有限的生命,建功树业,有所作为。
接着诗人诗人紧承上意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笔力遒劲,韵律沉雄,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壮心不已”表达了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表现出一种深沉委婉的风情,给人一种亲切温馨之感。盈,是满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寿;缩,是专职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夭。这就是说,人的寿命的或长或短,不完全出于天定,只要调养有方,是可以保持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
人寿命的长短不完全决定于天,只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寿。曹操所云“养怡之福”,不是指无所事事,坐而静养,而是说一个人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不应因年暮而消沉。这里可见诗人对天命持否定态度,而对事在人为抱有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抒发了诗人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奋斗不息、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壮志豪情。
《龟虽寿》更可贵的价值在于这是一首真正的诗歌,它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三四百年,弄得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地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叛经离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等 一大批文人,他们都是天下才志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正如《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尤其是曹操,鞍马为文,横槊赋诗,其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充满激情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千百年来,曹操的诗就是以这种“梗慨多气”风骨及其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可贵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灼着夺目光彩。钟嵘将曹操置于下品,主要是嫌其“古直”而少文采,殊不知曹操这样一位豪气盖世的英雄,是不屑于雕章琢句的。钟嵘六朝时人,当时文学之士很讲究文采华美,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钟嵘对曹操的评价过低,显然是时代风气使然。任何文学——包括诗歌在内,文采较之内容,毕竟是第二位的。关于曹操的文学地位,过去常为其政治业绩所掩,而不为人重视,其实,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特别对建安文学有开创之功,实在是应当大书一笔的。
这首诗前二句歌颂郭子仪恢复山河的功绩,超过了马援。后两句正面描绘渲染汾阳旧宅今日之冷落荒凉。全诗通过描写郭氏旧宅凄凉衰败的景象,抒发了对郭子仪的怀念之情,同时感叹统治者对他的不公平待遇,寄意深婉,造境苍凉。
首句照应题面,写郭子仪旧宅门前山河依旧。次句再强调郭子仪恢复唐室之功勋。东汉马援,曾封伏波将军。诗人拿马援与郭子仪相比较,这不仅仅是因为“波”字与“河”字押韵,而且还因为二人的战功类似,即都是“破虏”,都是在平定少数民族叛乱的战争中建立了殊勋。所以,这种比较是很中肯的。但郭子仪的功勋远远超出马援之上,理应受到唐室的长久尊重,这就为后文描写唐室对功臣之薄作了有力的衬跌。
诗的后二句,描写郭子仪旧宅已经冷落荒废。末二句写郭子仪故居荒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又据张籍诗,汾阳旧宅位于“古槐深巷”,所以结句写的“古槐疏冷”也是符合生活真实的。诗人在反映这一真实的生活现象时,没停留在复述事实上,而是注意了溶情于景,作了艺术渲染。昔日的歌舞地,不见人群车马,只见草木,巳显示其冷落,而且树木也稀疏得不能蔽日,所以这里的夕阳光辉特别多,这就更加衬托出了故宅的荒凉。
这首诗的描写对象是汾阳旧宅,但它的意旨没有停留在咏怀陈迹上,它还具有讽刺朝廷对功臣冷薄寡思的言外之意。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主要在于它继承和发扬了盛唐中唐咏怀古迹的诗歌传统,善于把历史事实与眼前景象融合成为意境。在这首诗里,诗人把郭子仪恢复唐室山河的史实与眼前所见古槐夕阳景象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境界,这个意境既有历史内容,又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