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杏馆是辋川园林中的重要建筑,馆在山之最高处。
诗的首二句写题面。“文杏裁为梁”,从司马相如《长门赋》“饰文杏以为梁”化来。文杏是极其名贵的杏树品种,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当初修建上林苑时,群臣和外地纷纷贡献名果异卉,其中杏树珍品两种,即文杏和蓬莱杏。以后文杏在关中一带逐渐普及。文杏馆的得名,大抵因馆前植有文杏;而诗中却说“文杏裁为梁”,这就如同《楚辞·九歌》中的“桂棹兮兰枻”,意在夸饰馆的高雅。“香茅结为宇”,意谓用香茅结屋檐。香茅是一种有香味的茅草,又名茅菁或琼茅,生长于湖南和江淮之间。文杏馆的茅草也大有讲究,有香味,自非普通的低矮茅舍可比。立馆而不求华丽,茅庐而以馆名,这就使“文杏馆既区别于权贵势要们的亭榭馆阁,也区别于老杜浣花溪畔的经不起八月秋风的茅屋,它是高人王右丞啸傲流连之所,体现了主人的性格特征。
三、四句写其地之高。“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栋里有云,这是山居习见景象。而云自栋间出而降雨,人犹不知,则所居在山之绝顶可知。登过华山、泰山这样高山的人都可能有身出云表的体验:头顶是红日,脚下是云海,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此时尘虑顿消,心境格外舒坦。当诗人置身文杏馆,注视着奄冉四泻的流云,并遥想它“去作人间雨”的情景,他的心境将不再“惆怅情何极”(《华子冈》),而很可能变得平静而闲适。称山下为“人间”,诗人俨然以世外人自命。这样刻画文杏馆处境之高,迥出常情之外,动人遐想。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全诗共四章,每章六句。诗前三章是结构相似的重调,每章的前两句写花起兴,从“其叶湑兮”到“芸其黄矣”再到“或黄或白”,将花繁叶茂的盛景充分地表露出来,也由此烘托出抒情主人公心中的无比欢娱。
在首章,诗人并没有详写“我”所遇的“之子”的具体模样,而只写了自己的主观心理感受“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心中烦忧尽泻,充满欢乐。为了说明“之子”使得“我”如此欢悦的原因,此诗第二章给“之子”一个特写镜头,这个镜头没有对准他的面部,也没有对准他的眼睛,而是对准其服饰:“维其有章矣。”这样的叙述中渗透着赞美之情,因为服饰之美在先秦时期是身份和地位的外在表现。至此,诗人仍觉不足,又将目光转向全景,在第三章写“之子”的车马之盛,“乘其四骆,六辔沃若”,十足风光,十分气派。如此一层一层推进,在形象的跳跃式叙述中显示出欢快的激情。
诗若就此打住,便显得情感过于浅直,而且缺少了雅诗中应有的那份平和与理性,于是诗第四章从节奏和用韵两方面都变得舒缓起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从左右两方面写君子无所不宜的品性和才能,有了这方面的歌唱,使得前面三章的赞美有了理性依据。“维其有之,是以似之”,两句总括全篇,赞美君子表里如一、德容兼美的风貌,以平和安详作结。
整首诗以花起兴,赞颂人物之美,节奏变化有致,结构收束得当,读来兴味盎然,且无阿谀之感,确是一首轻松欢快又不失稳当的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