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华宫，在写此诗时已废为玉华寺，但此诗题不作“玉华寺”，而是写作“玉华宫”，体现了诗人在兵连祸结，国家衰微之时，对贞观之治的无限缅怀和对荣华难驻人世沧桑的感叹，抚今追昔，不禁伤怀无尽。
诗中前八句描写旧宫的凄凉景象。先写旧宫外景：“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宫前溪水回流，松风长啸，苍褐色的老鼠在古瓦上窜来窜去。这遗弃在绝壁之下的宫殿，不知是何代帝王所建？接着写旧宫内景：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那阴森的房中，青莹的灯光仿佛夜间的鬼火一样，年久失修的道路上流着湍急的水，水声好象在哀鸣。而除此以外的一切自然之声，却像笙和竽的吹奏声一样，悦耳动听，宫院内，秋色正显得分外潇洒。这里，作者用穿插手法，在每四句中，前两句写景，欲尽未尽，忽入抒情，在时断时续的跳跃式的写景中，插入自己的感慨，把景与情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情景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同时，在描写上采用了反衬法，即以乐衬哀。当此海内烽烟四起之际，自然声音、自然景物不因人事而变化，在秋色中显得这般美好，而眼前的古殿，却已满目荒凉。一个“古”字、一个“正”字，透出了此中消息，表现了作者在遣词用字上的匠心独具。这样反衬，昔盛今衰的对比更为强烈，作者的人生无常的感想也暗寓其中，为后八句作了巧妙的铺垫。
诗歌后八句抒写对旧宫荒凉的感慨。前四句承上而来，感叹人与物的幻灭无常。先写人：昔日宫中的美女，早已化为黄土，何况那些殉葬的木偶人呢！再写物：当年陪侍太宗的金舆，多么华美，如今何在？
留存下来的，只有荒殿门前那冰冷的石马了。从对人和物的感慨中，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后四句的忧叹。诗人难以承受这所见所感的忧伤，瘫坐在草地上，时而高歌，时而痛哭，泪如雨下。他想：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有谁能够长存永驻呢？这浩茫无际的人生忧伤，真是无终无了啊！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说：“上章（指《九成宫》）以伤乱作结，本章（即《玉华宫》）以忧老作结。”其实，这首诗在忧老中，更多地包含着伤乱的心情。作此诗时杜甫已经四十六岁，除困守长安十年外，又经历了三年的战乱，战乱的摧残，使人感到易于衰老，生死无常，他深刻地领悟到人生的艰辛，更体会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此时，他看到旧宫的荒凉景象，因景及人，因人而国，将个人的忧伤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忧生而又忧世，使得全诗的意义更为深广，从而产生出更加沉郁的思想力量。
这首诗不仅在结构上显得跳跃而富于变化，同时在音韵上也很有特色。首先，此诗在用韵上，以短促的仄声韵一韵到底，与描写的荒凉景象和抒发的凄楚情绪很协调。其次，诗中多用仄声字，如“苍鼠窜古瓦”、“遗构绝壁下”，都是一平四仄，甚至整句全用仄声字的，如“况乃粉黛假”、“故物独石马”，五字五仄。这就使得诗歌在音律上显得“生拗”，急促有力，造成激昂的声情，给人以一种奇崛的美感。
这首诗的前三句写景，描写了白云漫卷，烟尘四起，关山阻绝的惨淡景色；后一句抒情，表达了远离家国的悲伤和担忧。全诗语言悲慨，感情真挚。
刘昶在宋不以诗名，这首《断句》是他流传下来的唯一诗篇。这首诗同项羽的《垓下歌》一样，具有撼山动地的感人力量。平时不知书的项羽在重兵围困、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面对宝马美姬，悲从中来，慷慨而歌，唱出了震撼千古的绝唱。刘昶也是在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的绝境之中，唱出这悲壮激昂，左右莫不哀哽的悲歌的，这是诗人真实感情的流露。况周颐在《蕙风词话》所说的：“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也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刘昶在自己的国家里无法立足，不得已仓惶出逃，而所投奔的恰恰又是自己的敌国，此去的前途危险难测，或许，等待着他的也是杀头。尽管如此，自己还必须尽快往前赶，因为后路已经断绝，向前毕竟还有一线生机，这渺茫的希望在激励着他一路狂奔。身陷绝境的刘昶，当时的惶急悲愤是不言而喻的。诗的前三句，集中笔力，以浓重的色彩，描绘出刘昶奔亡途中的景物：白云从群峰迭嶂里涌出，尘土遮天蔽日而起，四面山势陡峭，道路断绝，前途是如此暗淡，周围是如此险阻，正是诗人当时处境的形象描绘。“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此时四周的景致，实际上也正是刘昶此时心情的写照。面对如此惨淡的景物，顿时激起诗人内心感情的波涛。故乡，自己生长爱恋的地方，如今就要一朝远离，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了，而自己的妻子和母亲，都还留在故乡，生死未卜，这就更加增添了诗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和担忧。 “故乡几千里”，正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悲愤呼声。
这首诗不以词藻妍丽取胜，而以悲壮激越的声调感人，“天予真情，发言自高。”（皎然《诗式》）刘昶为当时情势所激，将满腔悲愤随口倾吐，无暇雕饰，反使此诗成为绝唱，这在日趋华靡的刘宋诗坛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刘宋时期，诗坛虽然初步摆脱了玄言诗的桎梏，但很快又染上了追求词藻典故的风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曾指出当时诗人“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不良倾向。钟嵘也批评“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诗品序》）。刘昶的《断句》却能不受当时诗风的影响，直接继承“左思风力”（钟嵘《诗品序》）和刘琨悲壮清刚之气，从而使这首诗表现出了与当时诗风截然不同的独特风格。
这首诗在写法上也具有独特之处，并给唐人以直接影响。“断句”亦即“绝句”，是唐人绝句的滥觞。唐人绝句有不少是效法六朝的。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沈德潜曾评道：“三句说盛，一句说衰，其格独创。”但李白此诗在格式上有着刘昶《断句》的明显影响，只是将刘诗的“三句写景，一句抒情”换成了“三句说盛，一句说衰。”这种格式不同于一般绝句的写法，不是在绝句的第三句而是在末句才转换辞意。诗人要竭尽全力在前三句中将诗意的一方面写尽写透，以便积蓄力量，满弓待发，然后笔锋突然一转，在结句将主题跌出，从而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诗人的思想感情，同时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种写法需要诗人具有扭转千斤的大力量，大气概，在绝句的创作中无疑是独特的，但首创这种格式的，不是李白，而应归之于刘昶。
李白这首《长歌行》深受同题古辞的影响。长歌行古辞或写及时建功立业，不要老大伤悲；或写游仙服药，延年长寿；或写游子思乡，感伤人命短促。陆机《长歌行》恨功名薄，竹帛无宣；谢灵运《长歌行》感时光流速，壮志消磨；梁元帝《长歌行》写及时行乐；沈约《长歌行》写羁旅行后倦恋金华殿，功名未著，竹帛难宣。总之李白之前运用长歌行古题者，均触景感时，抒写悲伤之情，寄寓着他们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以及追求不得的怅惘感伤的心灵。李白由此感悟人生，联想反思自己功业无成，游仙不果，重蹈古人的覆辙，陷入痛苦之中，不抒不快。于是尽情倾吞，激昂文字，悲歌式的心灵，融汇着千古人所共有的情愫，感发着人意，体验着人生的苦乐。
此诗前十句为第一段。
开端两句，总述桃李迎春得朝阳而鲜花怒放，争芳吐艳，然而它也只是荣华当年。一年一度春芳桃李，这是自然规律，因而桃李花开是春天的象征，是美好的象征。经过幽闭冬藏的寒日笼照之后，转而接受春日温暖的朝阳抚摸，使大地万物顿感复苏，呈现了活跃的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精神倍增，昂扬奋进，这是物之常理与人之常情。故人们把人生美好时刻称之为青春。可是作者认知不限于此，而更深入探索桃李迎春吐艳，其条件是须春阳细腻的化育，苦心无私地用功，生存发展离不开春日阳光。由此作者更悟出君臣关系的相互依存的道理，预伏后面“功名不早著”之因。日这个描写意象在古诗中曾有象征君王之意。桃李遇春阳而开，贤相逢明君而荣，自然常律与人事常理，有其相似之点，明写桃李，暗喻君臣事理。这可能是用“得日开”的甘苦用心吧!美好意象的描写，深含着美好感情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美虽美；但尤感不足之处，只是荣华当年，因而更值得珍惜。
接着作者连用四句诗赞美春光之妙用，“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芬。”东风送暖，遍吹大地万物，阳气萌发，万物从蛰伏中苏醒，争现新姿，构成了一个生命律动的美的境界。因而草木尽欲显露英姿，冬日的枯枝丑叶败落净尽。“无丑叶”的对应之意是“竟美叶”。已经乾涸的水泉，也喷吐着清香的水柱。这四句从开端的桃李花开一点，铺叙春回大地的全景。桃李艳美又衬托东风不停地化育万物，草木换新颜，涸泉复吐清芬，尽现出春之美，写出春之境界。总上六句诗正是诗人触景所生之美感，又以平淡自然的文字与诗句，绘成春光美的形象与意境，诗人入于境中，而又出于境外，妙笔生花，与境冥合。于平淡的描写中凝聚着深蕴美与哲理性认知，然而它绝不同于自然教科书的说理。
这一段后四句则由上面春光境界的描写而转入讨论，发抒感慨，寻求造成这一美景的力量来源。“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作者依据中国古代哲学家见解，也认为这是自然界的神力，运转天地，故而有春、夏、秋、冬四季，因而也就生成了宇宙中万物的自然生存、发展、死亡的各自规律，形成了不同季节的不同景象。不过人们总是偏爱春日，而厌恶冬日，不过这是当时人们无法改变这一阴阳变化的规律。当然他们也从天地运行不止，时光流速，永无停止中，观察万物的生衰，包括人的生老病死，悟出了一个人生道理，人亦应如春日桃李花一样，要在青春的美好时刻，展示怀抱，建立丰功伟业。生时为人们仰慕赞美，死后美名留青史，千古流芳。可是在现实中的李白，虽有美好的理想和作人的价值观，以及奋进不止的精神，但由于得不到“日”（皇帝）的温暖抚育，年华老大，驾着六龙的日神车，驭手羲和又催赶不停，如不能在青春时早立功名，就更不能留名于竹帛的史书之中。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故深为痛恨。外在的无形压力与内在愤激之情的积郁，终于迸发出忧患不平的心声。从过去的借鉴，目前的现状，到未来的预测，拓展时空，言浅而意深，雅正而浑厚，发展了五言古诗的传统特点。诗写到这里诗情与意旨都该停顿，但留给人们的是为何功名不早立，结局又是如何的悬念。
诗的后十句为第二段。
头两句照应开端，深化诗意。桃李既然是专在追求青春，应青春而显美容。那么有人能赊取太阳，使其不动，青春不是永在吗？“谁”字有疑问之情，本是不能之事，设想其能，从幻想中慰勉自己，从幻境中享受快感，从而减轻了心里压力，从困境得到解脱。
然而幻想是暂时的，当其转化为现实之时，也就从狂热转化为冷静，用理智滤取生活的轨迹，明确是非与得失，于是铸成“富贵与神仙，蹉跎两相失”的痛定思痛的诗句。对于自己的言行作出了新的判断，知昨日之非。追求富贵功名，神仙长生，这是统治阶级的享乐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当了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自然富而且贵。于此又滋生长生不死的幻想和妄求，目的永远保持自己的权贵地位与富裕的生活条件，名与利两收。求官不得则游仙，表示超然物外，清高自恃，平等官吏，也能获得美名。可在唐代它又是作官的终南捷径，初盛唐的封建士人多通此径。李白亦不例外，拜谒官吏，寻访名山高僧仙师，获取功名富贵。于今两相失败，一事无成，虚度年华，悔恨不及，再次跌入痛苦的深渊之中。
进而想到古人曾说的“人生非金石，”“寿无金石固，岂能长寿考”，于是发展成为“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就算人生如金石之固，可金石在长久的风霜侵袭与磨蚀之下，也会使完整之体粉碎为沙砾，更不用说人又不是金石。春之桃李、草木、清泉等也自然难以保持它们春日美姿了。言外之意，人不能长生，其功名富贵就要及早得到，否则就有得不到危险；既或得到了也难以长存。所以古人求仕的经验，“早据要路津”，实现竹帛留名的人生价值。表面上看这两句与前两句无关，然而它是似断实连，是对游仙长生的否定。诗意的发展，感情跳荡，思潮起伏的写照，因而表现为诗句的跳跃性，留给人们以悬念，追求究竟，诱人深入，弄得水落石出。
当其悔恨昨非之时，必然改弦更张，作出新的抉择，“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及时行乐，纵情歌唱，酣饮消忧。否则就要落在时间的后面，衰朽之躯，想行乐也不可能了，空空地走向死亡世界，白活了一生。一个“强欢”，透露出其内心曲隐之愁情，是不情愿地造作欢情，是无欢心地造作欢情，是借歌与酒消解胸中愁情，是一时的麻醉。这种有意识麻醉自己是心灵更痛苦的表现，这是李白艺术上超常的表现，发人人所感而尚未意识到的内心深曲。这是大家路数，而非小家捉襟见肘的手法。
然而，就是这一点强作排解的自我克制的希望，也难以达到与满足，痛心地写下了结尾诗句：“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严酷的秋霜从无仁爱之心，萧杀万物，于人也无所惜，突然间降临，侵害蒲柳之姿。蒲柳为草木之名，体柔弱而经不起风霜，经霜而枯枝败叶，苦无生机。这里是用典，《世说新语》记载，顾悦与梁简文帝同岁，而顾发早白。简文帝问顾“卿何以先白？”顾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经霜弥茂。”蒲柳之姿是顾自指，松柏之姿喻简文帝。李白用此典切合自己身份，微贱之躯，经不得风霜摧残。秋霜这里既是自然的威力，同时又是象征邪恶的政治势力的残酷打击。以不可抗御的力量打击毫无准备的柔弱微贱之躯，其结果不言自明。结句不仅含蕴丰厚，而感情也至痛。令人不平，催人泪下。真是可以称作长歌当哭之作。
李白这篇乐府诗综合前人同题之作的长处，而自成一格，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清新俊逸，奇伟特出，是大家手笔。诗以比兴诗句开其端，触景生情，但它并非泛咏桃李荣谢，人生无常，及时行乐之作，而是表现出用常得奇，抒写出超出常人的胸怀壮思，生命的价值。绝非庸庸碌碌的小人私欲，它是盛唐时代精神的高扬。它描写出一代人的精英的爱国衷肠，对美好的自然春景的赞颂，对爱美与追求美好理想的倾诉，对自己事业无成的愤懑及自我解脱不成的痛苦，敞开心扉，让人们尽情了解他的内心衷曲。一颗跳荡的心，激荡的变化，万端的感情，牵动着优美的自然画面，透视出社会的不公正。美好理想总是难以兑现，为此而忧患着，抗争着，终不免遭受秋霜的厄运。美好的人性遭受摧残，不是一个时代的现象，而是阶级社会中共有的现象。盛唐社会尤其如此，令人深思。
李白成功地塑造这天才者遭受厄运的心象，还借助于他熔铸古诗的叙事、抒情、议论手法于一炉，运用得出神入化，挥洒自如，成为一个完整艺术表现体系，只见诗境美，而不见技法。这正是李白所追求的清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