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篇游记。此记将两次游赏大龙湫所见揉合于一文，一值秋霁，一当冬旱，瀑布的景色不同，亦各有情趣。初游，作者从远处听到湫水骇人的洪大声音着笔，到形如大柱、屏风的巨石，故作曲折跌宕，而突然倾出如雷霆、暴雨、从天迸落的大瀑布，风骤水飞，气势如万马奔腾。再次游，作者笔下的情调，如缓韵轻歌，绘瀑布只丹青数笔，而以水在石上映红、斑鱼、黄猿、苍林、落叶，映衬大湫的溢如苍烟、鸣声壮急之美。全文文笔潇洒俊爽，平叙中有突兀，轻淡里着色彩。终篇以明月如故人作结，情趣盎然。
这篇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描写作者在秋冬两季游大龙湫的见闻。
第一部分写其初游时的感受。在这一段中，作者具体描写沿路的见闻。其写水声之大，撼人心魄，与苏轼的《石钟山记》中“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的写法相似。只是苏文是实写，而此处则是虚写，借水声之大来渲染水势，以起到“先声夺人”的效果。接着又从视觉的角度对沿路山景进行描摹，种种奇山异石令人目不暇接。作者用新奇的比喻为奇异纷披的山石传神写照，描写颇为精彩。人俯、相倚、大楹、屏风、蟹螯等，巧妙地表现出了山石的千姿百态，而且动静相间：“作人俯势”是动，“如大楹”是静；“两股相倚立”是动，而“其颠谽谺，犹蟹两螯，时一动摇”则为静中之动。动静相间，所表现出的意象更为纷繁多姿。
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对大龙湫进行侧面的烘托之后，就对瀑布进行直接描摹。先极写瀑布之高，仿佛从天而降，再状瀑布的夭矫凌空之态，然后写它迸落深潭，发出如殷殷雷声般的震耳声音：视角自高而下，由仰望至俯视，极有层次地写出了眼前瀑布那种盘旋飞舞，轰然迸落的神姿。“震霆”二字，极言瀑布落深潭时轰鸣声音之大。瀑布凌空飞下，激起横射的山风，水沫随风飘洒，犹如暴雨骤至。这是瀑布将落未落时的雄伟气象。
接着写瀑布入潭，用一“捣”字，非常传神地表现出瀑布的雄劲之势，体现了作者炼字之精。瀑布捣入深潭，轰鸣声犹如万人奋击鼙鼓那样惊天动地。先写瀑布，继写水声，仍是从视听两方面落笔。水声给作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文中先后三次予以强调：先是“闻大声转出谷中”；继而亲临其境，感受到它“如震霆”、如“万人鼓”那样雄壮；最后又以“人相持语，但见口张，不闻作声”来进行反衬和渲染，淋漓尽致地突出了大龙湫飞瀑的磅礴气势。
以上所写，是作者追记初游龙湫时的见闻，描绘了秋雨霪霪的雨季所见到的大龙湫奇景，下面则转而描写旱季的大龙湫。雨季的大龙湫，其基调是“雄奇喧腾”，而旱季大龙湫的基调则是“明丽幽静”。瀑布不再是那种夭矫凌空、声震山林的雄姿，而是呈现出“渤渤如苍烟，乍小乍大”的飘缈变幻之状；水声也变得回环潺谖，需要走上邻近的石桥，方能聆其清音。虽然不复能看见雄奇之景，却别有一番情趣，吸引游人留连忘返。这一段，侧重描写大龙湫四周的景物，与上一段突出描写瀑布本身不同。这里作者描绘出一幅明丽幽静的画面，以展示大龙湫旱季的美丽。
围绕着瀑布，他从动静两方面来写景：潭上清石与水气相映，红如丹砂；山石之间树木葱茏，碧绿细润，如翠羽凫毛。红绿两色，交相映衬，使这些静态的景物，更为生色。又以鱼和猿两种动物来写这里环境的自在悠然，远离尘嚣。鱼的闲暇逍遥点出山中景致令人心情怡然，同时也写出了潭水的清莹透澈。猿猴“窥人而啼”这一场面，着力渲染的是山中的静谧。猿猴啾啾而啼，更打破了山中的岑寂。作者承袭前人以声写静的手法，通过动静两组画面的相映照，突出了旱季大龙湫清雅如画的美。面对这样的美景，作者的游兴到薄暮还未尽，直至月出东山，依然徜徉在洒满月色的曲径上。这是诗的意境，诗意盎然的结尾，使文章余味无穷。
这一篇游记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记叙了两次游历，通过不同季节的所见所闻，全面地展现了大龙湫的风姿。二者互补，将大龙湫的奇伟变幻尽收笔下；二美合璧，将大龙湫的奇丽景象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在结构上通篇用对比法：上一段写大龙湫的雄奇喧腾，展现出的是壮美的画面；下一段写大龙湫的明丽幽静，展现出的是优美的画面。雨季出游，着重写沿途的见闻及瀑布的磅礴气势；旱季重来，着重写瀑布四周的景物。上一段的描写是线状的，下一段描写是点状的。上一段详写的，下一段则一带而过；而上一段所略者，下一段则工笔细描。犹如秋冬两季大龙湫景色的不同一样，文章的上下两段也迥异其趣，充分体现出作者文笔的腾挪变幻之妙。
岘山，又名岘首山，位于湖北襄阳城南九里，以山川形胜和名人古迹著称。岘山属襄阳治，名城襄阳当汉水之曲，与樊城隔水相望，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距襄阳县西二十里，为隆中，即卧龙先生草庐对策之地。襄阳故城，即其县治。
陈子昂登临岘山，不觉发思古之幽情，写下这首怀古诗。
开头二句说“秣马临荒甸，登高览旧都。”外城为郭，郭外为郊，郊外为甸，秣马于荒甸，说明岘山在襄阳郊外。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荆州，立襄阳郡，自此“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诗人登临岘山，俯瞰襄阳，不禁想到晋朝的羊祜、三国的诸葛亮。羊祜喜游山，常登岘山，终日不倦，曾对从行者说过：“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羊祜为太守，清名远扬，很受百姓的爱戴，且有献策平吴之功，终身清廉不营私，唯对岘山的青峰白云流连不已。羊祜病笃，荐杜预自代，年五十八卒。襄阳百姓在岘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以纪念，望其碑者，无不流涕。杜预死后为碑起名曰“堕泪碑”，就是陈子昂诗中所说的“堕泪碣”。
曹操伐刘表时，表已卒，刘备屯兵樊城，闻讯赴襄阳，曹操即派精锐紧紧追击，刘备兵溃于当阳、长坂；诸葛受命于危难之间，东结孙吴，共御曹魏。赤壁之战，奠定鼎足之势，功盖三分，名成八阵，登临岘山，俯见襄樊，不能不缅怀以南阳布衣而名垂环宇的诸葛武侯。
“犹悲”、“尚想”，点明“怀古”，也抒发诗人斯人虽逝，而凭吊弥深的感情。
以下接诸葛功业回顾三国时代，古之楚地，魏、蜀、吴，各个分据；汉水入江处在夏口，夏口城为孙权所筑。《尚书禹贡》谓：“汉水南至大别入江。”大别山，《元和志》谓指汉阳县东北之鲁山，“南枕蜀江，北带汉水”，孙吴据长江天险，因此诗中说：“城邑遥分楚，山川半入吴。”“遥”既表现楚地辽阔，又表现事已久远，兼指时空。“山川”句，诗人于岘山之上，思绪万千，见汉水曲流岘山之东，而想到滔滔东去的景象。
三、四句诗人怀想羊祜、诸葛，五、六两句则转谈三国事，并非仅就山川而言，其间包涵了“人谋胜天险”的寓意。羊祜献平吴之策，晋灭东吴诸葛用联吴之策，以抗曹魏；刘备因意气用事，败于夷陵；孙皓以残暴多疑，终致亡国。面对四百多年前的历史遗迹，诗人不禁发出慨叹。
岘山之南，有后汉襄阳侯习郁故居。习郁在此引水作养鱼池，筑以高堤，间种楸、竹。秋来，楸丝垂垂，修竹亭亭，景致怡人。晋朝时的征南将军山简，都督荆、湘、交、广四州，镇守于襄阳，每过习郁园池，必痛饮至大醉方归。常说：“此我高阳池。”
刘景升治襄阳时，筑景升台，常登层台之上歌《野鹰来》曲，死后，葬襄阳城东门外二百步。杜甫十三世祖、镇南大将军，杜预，字元凯，曾在襄阳兴水利，百姓称之为“杜父”。元凯作两碑，一碑沉万山山下潭水中；另一沉岘山山下水中，碑文述己之功业。元凯沉碑时说：“百年之后，何知不深谷为陵也。”陈子在此即借杜元凯沉碑事，并引申其意，即使百年之后，深谷突起为丘陵，亦是徒然。空有丘陵出，无数英雄豪杰、古圣先贤，都已经凋零作古了。
“野树苍烟断，津楼晚气孤。”沔水经过习郁的邑城，出安昌县东北大父山，西南流，注于白水，南面有汉光武故宅，后汉人苏伯阿曾在此“望气”，称白水乡光武宅有郁郁葱葱的兴旺佳气。陈子昂借此慨叹郁郁葱葱之气已经中断消失了。“苍烟断”、“晚气孤”，诗人借景抒怀，表达他对时政的忧心焦虑。
“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踌蹰。”诗人来自蜀山之中，所以自称“万里客”，“谁知”，表现了诗人孤寂落寞的心境，“踌蹰”，指惆怅而徘徊。当诗人凭吊遗踪的时候，缅怀治世良材，有为的将帅以及像羊祜、诸葛亮那样永远为百姓思念的贤臣良相，更希望这样的贤圣，代代不绝。
《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