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在《词的》《古今诗余醉》《古今词统》中调下有题作“咏佳人口”;《历代诗余》中调下有题作“咏美人口”;《清绮轩词选》中调下有题作“美人口”。
此词描写歌女的日常生活,曾是花间词人肆笔的主题。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序》),正是指的这种歌宴的生活情形。但西蜀词人对此泛泛描写的居多,极少关注人物的个性和心理活动,因而缺少生机和活力。李煜的《一斛珠》在题材上与西蜀词人的描写似曾相识,但已有一些新变,注意表现歌女的动作特点和心理状态。
词的上片,描写歌女为情人歌唱的情景。词人在描写中注意到了各个生活的细节,因此,歌女的演唱描写首先是从她的梳妆打扮开始的。“晓妆初过”,点明时间,其实也照应到了下片的“殷色可”,或者说预示着与情郎相会的时间不会短,不然也不会清晨化妆准备。“沈檀”一句,细致描绘出了歌女“点唇”的动作和情态,这个细节的抓取,不但能起到以点带面的描写效果,而且也开始了紧紧以“唇(口)”为中心的人物和情景刻画。“向人”一句少女情态妩媚动人,“一曲”句取白居易“樱桃樊素口”之喻,不但不见其俗,而愈发见其清新,同“丁香颗”相对,更见别致。整个描写,明喻、暗喻相搭配,动、静结合,又突出展示了歌女神态情貌的欢愉艳美,也从侧面衬喻出歌女的歌声是多么的迷人动听。
词的下片描写歌女与情郎在一起欢会调笑的情态。刚才罗袖上的酒痕只是隐约订见,及至深杯大口时便旋即被弄脏了,“旋”字如画。此二句写尽宴会时的热闹兴奋和歌女酒醉时的骀荡恣意。“罗袖”一句先应上片、喻示了时间已经很久,而歌女因为内心的欢愉表现在容色上更加娇媚动人。在行动上,“杯深”一句恰到好处地把歌女因与情郎欢会而贪杯忘情的天真欢愉之情表现出来,为后面结尾三句做好了全部的铺垫。结尾三句表现歌女醉后的情态。地斜倚着华美的绣床,娇憨无比。把烂嚼的红茸,笑着吐向词人的心上人。其情态非常大胆放纵,也极其可爱娇艳。可见歌女恃宠撒娇的心中的得意。由于词人对这—情节的精细刻画,这样富有戏剧情翅的画面极其生动,美人声情笑貌之娇憨妖冶如在眼前。词人的语言仿佛给读者画出了一幅情人之间天真烂漫的欢笑调弄之景,人可见,动作可见,连神情娇态亦可见,实在传神之至。
词人把歌女的音容笑貌,神情媚姿全都与“口”相联,对“口”的描写,笔笔都能点睛传神,不但十分细致、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了一个美丽可爱的歌女的形象,而且使全片词结构整一,情趣盎然。
总体来看,全词描绘歌女的艳情冶态,格调不是很高,但不能就此否定其在艺术上、技巧上的成功。而且,如果不是把这首词放在李煜的宫廷生活中去简单理解,应该说这是一首描写男欢女爱的十分成功的作品。
此词反映了词人寄情声乐,荡侈不羁的早期生活。据《诗话类编》云:“后主尝微行倡家,乘醉大书古壁:‘浅斟低啪,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此风流倜傥的富贵闲人当时是不识得世间苦恼。故其前期作品,往往风流蕴藉,堂皇富艳。虽然多作绮靡之音有失人君之度。但是其艺术才能之高也是为世人所叹服的。李煜虽有愧于国,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但不傀于才,是文学艺术史上一位出色的词人。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上片描绘侍妓或歌妓的小脚步态。“审美理想渗透于审美感受之中,主宰着一定民族、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审美趣味、风尚和趋向。。”苏轼写作该词所带的审美倾向也不例外。“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特写侍妓或歌妓轻飘的步姿。莲上“承步”,“罗袜凌波”,如洛水女神飘在水面上。中国古代爱恋民歌就是承袭这种小脚美的审美观来吟咏“莲承步”,“罗袜凌波”的。“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特写轻飘的舞姿。正因为脚小舞起来就显得轻盈多了。飞舞起来如“回风”一般,且不留下脚印。对于这种迅疾轻盈的舞姿,苏轼是带着赞美的态度来评判的。
下片描叙侍妓或歌妓的小脚的痛苦与慰藉。“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描写侍妓或歌妓缠足所带来的痛苦。即是暗暗地想换穿宫廷贵夫人鞋,合适是合适,但不能并立站起来,走路更困难。宋代这种残忍的缠足审美观,使很多妇女痛苦一生,苏轼毫不回避地披露了这种痛苦与困难。“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纤妙是指人们以习惯的审美观为准绳,脚是缠得越小越“纤妙”。“说应难”,意思是用语言难以表达。“须从掌上看”,反映了苏轼虽然反对妇女缠足,但是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与审美上的局限性。
该词是苏轼站在欣赏的角度和批判的立场上,通过写侍妓、歌妓,披露缠足给妇女带来痛苦,对北宋社会这一陋习表示不满。该词有些庸俗,近乎游戏文字,不完全是 “恶谑、恶趣”之词。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争夺。有的人表面上装得一片赤诚,满面笑容,花言巧语,而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首诗对人心险恶进行了揭露,诗人让人们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首诗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结构非常相似,都是先阐明观点,然后分别用典加以论证。自“天可度”至“使君父子成豺狼”为第一段,写奸人的伪言可离间夫妇、父子的关系。开篇用天地和人心对比,说明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天地本来不能被度量,诗人却言之凿凿地说可以衡量,原来是因为人心的关系。由此可见,揣摩人心的难度高于度量天地。当然这里的“人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小序里的“诈人”,也就是那些阴险狡诈之辈。“但见丹诚赤如血”二句言人世间的某些人,表面看起来热血喷涌,丹心赤诚,实际上他们善于伪装,巧言惑众。这里用“但见”与“谁知”搭配,十分巧妙,加上用比,深刻揭露了这类人两面派阴险丑恶的嘴脸。紧跟“劝君掩鼻君莫掩”四句,连用“掩鼻”“掇蜂”两个典故,揭露了楚怀王夫人郑袖和尹吉甫后妻内心阴暗,巧施奸计,最终达到了她们“割美人鼻”和“放伯奇于野”的目的。诗人巧用比喻,用参商二星比喻夫妇离散,用豺狼野兽比喻父子成仇。这两个典故说明,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因为“诈人”的挑拨而反目。
自“海底鱼兮天上鸟”至“不测人间笑是瞋”为第二段,深入一层,将笔触及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诈之辈,揭露他们人性的极端卑劣丑恶。“海底鱼兮天上鸟”以下四句以高鸟可射、深鱼可钓来衬托人心不可预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二句用李义府笑里藏刀、暗中杀人的历史典故,说明专制政体下政治运作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说明不管在官场还是生活中,阴险狡诈、笑里藏刀的人是很难提防的。末二句则自然得出变化神奇的阴阳皆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阴险奸诈之辈的可畏、可恨,对此类人必须高度警惕。
这首诗巧用典故,写出了诗人在生活、官场中的重要感受,批评了言行不一的狡诈小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诗人对世态人情细微观察的结果,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蕴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愤世之情。通篇全用议论,语言短促有力,明白如话,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刻画入木三分,设喻生动贴切,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使这首说理性很强的诗变得生动活泼,而道理又说得明白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