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读者都知道柳宗元的诗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酸楚哀怨，凄婉幽深和感厄愤郁之情。特别是在永州所作诗篇，取境大都以清冷、幽僻、寂静为主色调，读起来给人以郁闷压抑、吞吞吐吐的感觉，总缺少一些豪迈潇洒、明快超脱。而此诗却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在柳宗元诗集中，可算得上十分难得的“快诗”。
《觉衰》诗的“快”，首先表现在对衰老的态度上。面对提前来临的衰老，他不再是悲悲切切，嗟叹不已，而是显得超脱旷达。这种态度表现在诗的一、二层中。诗的第一层写“衰至”的感受。衰老虽然不期而至，而且来势凶猛。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已经是“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显出了十足的老态龙钟之状。诗的开头，可谓是曲尽老态。留下一个应该怎样面对过早到来的“衰”的问题。诗的第二层，是写对“衰至”的认识和理解。笔势一转，陡然生力，表现了诗人的独特见识。他以穿越古今、看透人生的目光，找到了面对衰老的最好的方法——潇洒和超脱。诗中写道：“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古代的寿者如彭祖、老聃，早已消失于人世间了。人人称颂的周公、孔子，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寂静了。无论是长寿者，还是圣贤者，都无法逃避必死的自然法则。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议论。诗人把寿者、圣者同普通人等量齐观，一切的人在衰老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也无须因失意落魄而唉声叹气。只有看透了这一层，精神上才能获得轻松和超越。这种见解和情怀，在柳宗元别的诗中很少见到。
《觉衰》诗的“快”，第二个鲜明特点是行为上的潇洒倜傥。面对衰老，面对春光流逝，许多人都会自伤老大，嗟老叹穷，痛感人生苦短，光阴虚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大概也算得上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通病。柳宗元在此诗中却表现得潇洒豪迈：“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与朋友常举酒杯，放怀痛饮，何愁之有，此其一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郊外踏青，登高抒怀，又何忧之来，此其二也；“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放声高唱古代颂歌，情韵悠扬余音不绝，何闷不去，此其三也。此番举动，其豪迈不下李太白（李白），其潇洒可敌谢康乐（谢灵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难怪周珽在《唐诗选脉全通》中评价此诗说：“绝透，绝灵、绝劲、绝谈。前无古人者以此，言人当及时行乐也。”蒋之翘说此诗“失却子厚本色（《唐四家诗》）”。虽然两人评价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共同地证明了一点，柳宗元的这首诗，给了读者一种新鲜别样的感觉——快意。
从《觉衰》这首诗，读者看到柳宗元人生、性格的又一侧面。幽怨、哀叹和凄婉不是柳诗的全部，他的诗同样可以潇洒豪迈，可以旷达超脱。这首诗展示了一个更生动更真切和更全面的柳宗元。苏轼说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话是颇有见地的。此诗正是忧与乐相互渗透、相互陪衬，超脱旷达使幽怨显得更加婉曲，潇洒倜傥使孤愤变得更加强烈。诗人自己在《对贺者》中也是这样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岂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此诗，柳宗元以洒脱的外在形式，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哀怨之情，是饱含酸楚地“潇洒”了一回。
首先，这阕词在艺术上很有特色：感情丰富，色彩浓丽，悲愤不平却又出之以含蓄，较好地表达了作者在那种情况下对于岳飞的敬爱和惋惜之情。
词一开头选用了三个不同的时间，从各种角度来描写岳家军的气势。这三句，乍读时似乎是如实的写景而已，细味来才感到他无不寓有自己的感情。他是借景色的渲染，从而巧妙地传达出自己复杂的心情的。这里，他选用了落日的时分来写军容之一的旗帜，让半天的晚霞作背景，衬托着军营里飘动的万首彩旗，映着落日的余晖，宛如风翻金焰，色彩浓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受。这就不仅写出了军营的壮丽，也传达出了这支军队在人民心中所严有的那种温暖安谧的感觉。字里行间甚至表露出来作者那兴奋的脸色，也被映得金光熠熠的了。其次，他用霜晨来突出军容之一的威仪；让煞白的霜空作背景，衬托着交横如云的刀枪戟槊；惨淡的朝阳，在它们上面洒下了万点寒星，色彩森严而肃杀，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肃穆之感，不仅写出了军营气象之森严，也表达了连作者也感到了不无畏怯的敬佩之情。最后他选用了无边的黑夜来作为整座军营的巨大的背景，黑色是什么也看不见的，作者巧妙地于静中写动，于无法显出色彩的黑里，巧妙地运用画角之声和着警夜的更铎；运用听觉从而写出既紧张而又静谧的气氛，表达了作者对于“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无限信任之情。这一组文字虽少，却无不色彩浓丽，意与境偕，构成了艺术上的比现实更集中、更突出的和谐之美。他把数百里连营表现得这样有声有色。这些看似纯客观的声色，却都反映了作者主观的感受，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诗的境界。因此，他无须再加什么感叹，表现了作者对于岳飞治军之巨大才能的钦佩了。
作者在作了如此绚丽的渲染之后，接着就用工笔来细心地勾勒他心中崇拜的英雄本人了。
在他的词中岳飞是一位风采翩翩、雍容豁达的儒将。慷慨论兵，齿颊生风，足见文采风流。简单两句，一位文韬武略而又风流俊逸的岳武穆便跃然纸上。不仅如此，通过作者慷慨风生的描述，使读者同作者一样，也如坐春风之中，仿佛听到了岳武穆那慷慨陈辞的忠诚精义，看到了他那齿颊生风的笑谑神态：他笑金兵之无能，讥投降派之可哂。于是，岳飞的精神面貌，丰满地生活在读者的感情世界之中了。
仅是慷慨论兵，尽管齿颊生风，那也不一定是岳武穆。作者接着写道：“坐严貔貅十万，衔枚勇、云槊纵横。”这才是岳家军的典型。别看岳飞坐在大帐之中，谈笑风生，然而他的四周，有十万精兵，正纠集待命，一个个衔着枚，平端着长矛，精神高度集中，有如引满的弓，只待一声令下，便立刻飞向敌人。则岳飞的这种谈笑风生的安祥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显示，一种无畏的慑服力量。
但是，威严则威严矣，而词中所透露的，毕竟不过是以无聊的谈笑来打发着祖国分裂、生灵涂炭的日子。所以作者很自然地产生了以岳飞如此雍容文雅而又武功赫赫的、不可一世的名将，如果此时放在抗金的前线，也许他就在这谈笑的顷刻之间，“匈奴授首，千里静欃枪”的遐想。这里既表达了作者对于岳飞的崇敬和对于岳家军的信赖，同时也表达出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限的惋惜：岳飞此时毕竟没有去平定金人，使百战百胜、金人闻之丧胆的岳飞闲在这里，空自慷慨悲歌以打发他宝贵的时光。一任半壁江山，沦于金人的铁蹄，这是无比可惜而又可痛的事。
下阕，作者追述了他来武昌时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荆、襄是岳飞的防地。人作者突出地称道人民都能在家里安居乐业这一点，是因为这样的和平景象，在其它地方是已很难见到了。故说“荆襄，人按堵。”看似平铺直叙，然而言语之间却流露出了无限的欣羡和感慨。岳飞爱民，已是朝野尽知，有口皆碑的了。所以这在他的防地，当然更为真实可信。
作者接着用了四句来进一步描写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虽是四句，却按所见所闻来分写。他借提壶、布谷两种鸟的名字，不仅点明节令，而且也写出了岳家军与当地居民的水乳关系。一路上见到的是人民提着酒壶要岳家军饮一杯，以表示自己的心意。古时候，人民对于他所敬重的义师，是习惯用酒来相敬的，所谓“簟食壶浆，以迎王师。”这里着一“劝”字，非常传神，它表现了着一个因为纪律的关系不肯饮老百姓的酒，而一个因为感激情深，非要他喝一杯不可这样拉拉扯扯的动人情景。通过“布谷”的提示，原来士兵是在帮人民耕作，无怪乎这军队会得到人民热情的款待，人民要这样感激他们了。这当是作者亲眼所见的情景。最妙的是“芝夫”两句，芝是灵芝，那么芝夫就是指的药农了。荛子就是以砍柴为生的樵夫。这两种人，大都是远离城市，多数在深山老林里的。因此这当是作者在尚未进入武昌境地的山道上，碰见了从岳飞驻地出来采药砍柴的人，于是作者就向他们打听这一路听到的岳家军整肃的情况是否属实。因为这太难得了，是以未免使人难以相信。于是这些采药的、砍柴的就高兴地向作者极力地证实着，说到高兴处，不禁手舞足蹈起来，并且唱起当地的民谣以为证。这里作者没有写出自己的反映，但这“歌舞”也映出了作者的眼神，是惊喜而亢奋的。当然这样的情景在看惯了人民解放军的人们，那是不足为奇的，要知道在封建时代，那就是了不起的政绩。作者在最后感慨地说：要是能让岳飞去驱营布阵，他是可以就这样轻裘缓带从容不迫地一直打到黄龙府都无人能敌的。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岳飞被疑，置而不用。于是作者恨恨地说：像岳飞这样为国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人，是应该把他的风采画入专门纪念功臣的麒麟阁内的。作者的这阕“句句缘实”之词，最后的结尾，却是不实的。岳飞当年不仅没有入麒麟阁，反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屈死在了风波亭。这虽是后话，但就岳飞此时的境况看，敏感的作者已察觉到了这种不平，所以才有这虚拟的一笔。这是作者深刻的地方。“功谁纪？”作者在这里直是在质问了。虽然这时岳飞尚身居侯位，但作者从祖国正需要岳飞上前线时，而高宗却让他在这里坐冷板凳的现实中，已经感觉到岳飞的不妙了。而事实上，韩世忠在镇江，岳飞在武昌，都是为了“罢其兵权”，以便和议得以顺利进行。当时高宗为此特地下了一道诏书说：“李、郭在唐俱称名将，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负不释位之衅，陷于嫌隙；而子仪闻命就道，以勋名福禄自终。是则功臣去就趋舍之际，是非利害之端，岂不较然著明！”这真是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正是由于高宗的这种卑怯心理，才使得南宋永远处于偏安之中。“风神宛转，麟阁画丹青”，表面看来是歌颂朝廷的，实则含有害怕岳飞去立功的悲愤。荆襄有幸，却是整个祖国的不幸。岳飞是如此的有为，却不能为统一祖国而留影于麒麟阁。爱与惜交织在一起，歌颂与悲愤混同，这就使得这阕词有缠绵悱恻，无限低徊的艺术魅力。
东晋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语见《世说新语》)之语一出，便成为历代爱竹之士的口头禅。子猷爱竹，在于竹绿叶萋萋、秀美多姿，在于竹怀愁含怨、情韵绵邈，在于竹劲挺有节、凌霜不凋。而后世文人的咏竹篇亦多不脱于此，像唐令狐楚的“斋居栽竹北窗边，素壁新开映碧鲜”(《郡斋左偏栽竹百余诗》)，唐李峤的“高簳楚江濆，婵娟含曙气”，“谁知湘水上，流泪独思君”(《咏竹》)，唐许浑的“萧萧凌雪霜，浓翠异三湘”等。在他们眼中，竹如含愁幽人，如隐逸高士，总是那么优雅脱俗。
可苏轼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则独辟蹊径，着意于竹之可“食”、可“庇”、可“载”、可“爨”、可“衣”、可“书”、可“履”的实用性价值，竹也就由超脱走向凡俗，由梦幻走向现实，由可赏走向可用，简直成了岭南人的“衣食父母”，却并不为人所贵，故而苏轼说“岭南人当有愧于竹”。著此文时，苏轼被贬惠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遭贬。普通平凡的“岭南竹”同样寄托着他沉重的身世之感“岭南竹”尚可物尽其用，而“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却远贬僻地，不为所用，悲哀啊！同时，苏轼将岭南竹写得那样有生活气息，正反映了他的达观和对现实的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