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写征吴途中所见山河破碎的荒凉景象。开头二句先点出自己的感受:“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接着,作者以沉痛的笔调具体地描绘了饱受战火蹂躏的残破河山:“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人烟断绝,空旷孤寂的荒野,这是大背景。“城郭望榛棘,蹊径无所由。”昔日人口稠密、富庶繁华的城镇,此时成了一片废墟。人烟稀少,杂草丛望,残垣断壁,国破家亡,这正是动乱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雚蒲”六句,诗人把镜头从远处拉回到身边,对周围的环境作进一步的渲染。蒲苇满泽的荒野,黄昏时分的凉风,随波漂浮的扁舟,凄厉哀鸣的寒蝉,凌空飞翔的鹳鹄,组成了一幅萧瑟凄凉的画面。身处此境的“客子”,当然要“泪下不可收”了。这里的景物并不是随意拾掇的,而是为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情的需要精心选择的。当然,这也是为反对军阀混战这个主题服务的,虽然没有一句直接抨击的言辞,但诗人把强烈的感情渗透在景物的描写之中,因而句句都隐含着批判的锋芒。
然而,重重黑暗的尽头,忽然透出了一道曙光。在弥望的荒芜焦土之中,一片充满望气的乐土,出现在面前。这就是作者笔下的谯郡——曹操的故乡。“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这是作者的总体感受,一踏上谯郡的地界,所有的忧愁便烟消云散,心情豁然开朗。这与前半部分的“靡靡我心愁”截然相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作者笔下的环境,也是另一番光景:先写质朴的田园风光:“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宁静、富庶、和睦,便如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描写一般:“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两者所表现的画面和所寄寓的对太平社会的向往之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稍带夸张的现实,接着,作者又写到繁华的都市风貌:“馆宅充廛里,女士满庄馗。“谯郡是曹操的故乡,诗人把谯郡的望活写得那么美好,自然是对曹操的热烈歌颂,这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局限,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人们总是热切盼望出现一位好皇帝,治理好天下,使人民过着幸福安定的望活。所以这种写法,也并不是不自然的。最后,诗人对这理想乐土发出了由衷赞美:“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乐土”,是作者所向往的幸福之地。留恋故乡,是人之常情;客居异地总是不愿久留的。诗人自己在流寓荆州时也曾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登楼赋》)可是此诗结尾却说:这里虽然不是自己的故乡,也愿意长久地望活在这里。这就更强烈地表现了诗人对曹操的赞美,反映了人民向往安定望活的愿望。
此诗的创作意图主要是通过荒土和乐土的对照,表达自己反对军阀混战、向往幸福安定望活的愿望。作品前后两个部分基本上是一一对应,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体现了作者的这一创作意图。这两幅截然相反的画面并列在一起,造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深化了主题,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此诗前两句“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极言塞外荒凉、酷虐的环境,极富塞外色彩,“燕支”“酒泉”,以西域的地名入诗,一望而知是北地边陲一带;“北风”“沙”“白草”,以特殊地域的自然景物入诗,给全诗罩上了一层沙海气息;“吹”“卷”,以独有的狂虐气势入诗,更给全诗贯注了一股粗犷的沙漠的血液。后两句“长安遥在日光边,忆君不见令人老”,直抒胸臆,表达诗人深切的思念之情。以“长安”与“日光”相比,暗用了晋明帝的典故。据《初学记》卷一引刘劭《幼童传》记载:明皇帝讳绍,字道畿,元皇帝长子也。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尝坐置膝前,属长安使来,因问帝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只闻人从长安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问何以异昨日之言。”对曰:“举头不见长安,只见日,是以知近。”帝大悦。结句还可从《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中找到影子。如此用典无碍表达,更增诗句的人文气息。
全诗表达的感情虽极为普通,但表达方式却独具特色。以自己所处环境开篇,有一种向友人描述自己生活状况的意思,同时又意指自己在这苍凉、萧索的环境中,十分孤独,因而更加怀念友人,怀念那共处的美好时光;随即的直抒胸臆即是印证了这一意境。抒情中又有对典故的运用,且不着痕迹,浑然天成,更见诗人笔力之深厚。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