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风物动人意，薄宦驱驰岂自媒。
未解骖龙追渺莽，何妨乘蹇历崔嵬。
田间亦有人闲逸，门掩柴荆书未开。
新年风物动人意，薄宦驱驰岂自媒。
未解骖龙追渺莽，何妨乘蹇历崔嵬。
田间亦有人闲逸，门掩柴荆书未开。
该词是和施岳“清明湖上”之韵而作。词描写寒食节前后西湖游春的盛况，极写当年西湖游览的赏心乐事。起笔由宫苑春光引出“春思”，接下来写湖波花丛撩拔人的赏春之情。又以纪实之笔，描写出西湖春游的热闹景象。下阕写堤上游人，鞍上公子，宝车佳人，更将西湖夜景和盘托出。但春色是观赏不尽的，月影入湖，浆动水溅，游兴不衰，引出末句“怎生去得”，呼应开头“春思”，心中无限惆怅，对西湖春色的钟情表露无遗。全词意象清丽，用语凝炼，为游记词中精品。
词首三句，“禁苑东风外”是说春风由宫苑吹到西湖：“飏暖丝晴絮”，柳絮如游丝般飘扬，起让人感到一丝暖意——丝和思，絮和绪，是谐音双关语，即惹起人们春日的思绪，同时丝和絮又是可以纺织之物，因而说“春思如织”用法巧妙令人击节。欧阳修《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西湖（此是许州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意思与之相同。“织”千丝万绪交织一起，难以名状。“燕约莺期，恼芳情、偏在翠深红隙”，“恼”，撩拨之义，承接春思一句。看树底花间，莺燕婉转，撩起自己对春之爱怜，这正是词人的游春之愿。以上几句融情于景，几写尽清明时节西湖春色。下面转入写游人特别是游船。
“漠漠香尘隔”，是写红尘带着香气笼罩着西湖。韦庄《河传》：“香尘隐映，遥望翠槛红楼。”张先《谢池春慢》：“尘香拂马，逢谢女城南道。”二诗词可作参证。诗词中惯以香尘指代士女出游景象。“隔”，言香尘之盛，几以隔障。
“沸十里乱弦丝笛”，“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却是入耳如沸。两句反映出南宋都城节日的欢庆热闹的场面。在极热极闹之时，词人却笔锋突转，写出“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的极冷极清之句。依《武林旧事》所述，此时日已至午。以上之热闹，是午前情事。至午后画船尽入里西湖，外西湖“几无一舸”。
“闲却半湖春色”，是词人极得意之句。此句是“纪实”，词人自己的审美情趣也尽在其中表露。此“半湖春色”之“闲却”，不是为游春的如云士女而惜，却是为自己的得以从容赏析湖边春色而庆幸，包含词人真正的爱惜春天之情。
随后转笔写湖堤上情景。上结既已说了画船尽入里湖，湖面闲却，湖堤上游上便突现出来，写他们，既是时游湖场面的补写，又是对湖上画船的衬笔。堤上杨柳成阴，烟霭笼罩，一片新碧。游赏的士女们香车宝马，极尽情致，柳如烟车帘里的女子宫眉和马背上的少年身影，时隐时现，景色朦胧而清晰，画图别致。
接下突然转写日暮：“轻暝笼寒，怕梨云冷，杏香愁幂。”游人渐散，暮烟生于湖上，西湖寂寞，春亦寂寞，只恐梨花之美如梦一般消逝，杏花之香被将射之愁所笼罩。《高斋诗话》认为梨花云一语出于王昌龄“梦中唤作梨花云”诗句，词人多用梨云代表梨花，梨云梦，指梨花或人的香美的梦。苏轼《西江月》：“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刘学箕《贺亲郎》：“回首春空梨花梦”，也是指梨花由盛由衰，“梨云梦冷”可兹参证。周密另有《浣溪沙》词云“梨云如雪冷清明”，也反映这种季节景色。这几句写春残的用语冷峭动人。
“歌管酬寒食”一句总结全天的赏游活动。寒食、清明时节连近，游事亦相接，界限不必截然分开。节日在歌管声中渐渐消逝，无限追之情“奈蝶怨良宵岑寂”来表现。此处是借蝶怨写人所感到的热闹后的凄清，飞绕花丛，翩翩而舞的蝴蝶也怨这样好的夜晚却太寂寞了。这里拓开一笔，似乎减轻了游人散后句人心情的寂聊无奈。
最后用清雅飘逸的笔写他对人静后西湖夜色的留恋，说：“正满湖碎月摇花，怎生去得！”满湖风动涟漪，碎月层叠，似花簇摇风，——怎能在这西湖最美的时刻离去呢？词人的审美情趣是深爱宁静的西湖春色的，并不喜欢游人的喧器热闹，而且珍惜将要过去的春天。这两句正和上片“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遥相照应。
周密写西湖之春，实在处、热闹处尽显美丽，而写虚静空灵处更称美绝。闲却的半湖春色和“碎月摇花”的宁静夜景更使人神往。也只有日暮游人散尽，才使词人得以体会到“轻暝笼寒，梨云梦冷，杏香愁幂”境界。极热闹与极清冷，相反相成，两相衬映，是这首词的写作上的一大特点。欧阳修《采桑子》写颍州西湖暮春：“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写春空写得比较明显，这首词却含蓄隽永，显示出南北宋词的不同之处。
周密用字甚精，“飏暖丝晴絮”、“乱弦丛笛”、“轻暝笼寒”、“碎月摇花”，写景色细致入微，也反映了词人心理上的不同感受。但由于是和韵的关系，所以“翠深红隙”、“杏香愁幂”，用字虽新奇，却稍显凑合趋就。
这首词全是从词人心目中写同的。首先是写眼中整个清明景色与自己的春思情愫，其次就是十里湖面画船笙歌繁华喧闹景象，词人自己的特殊感受和遐思也融汇其中。逐渐写出游人散去，“暝色赴春愁”，又着重写寂静清幽的西湖夜色，前后映照，层次分明，时间、空间在不断移换，这种多彩多变的写法令人耳目一新，击案叫绝。
在唐人赠别诗篇中，那些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感人至深，但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出自肺腑的诗作，却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为灞桥柳色与渭城风雨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高适的《别董大二首》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篇。
盛唐时盛行胡乐，能欣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不多。崔珏有诗道：“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席间咏琴客》）这时高适也很不得志，到处浪游，常处于贫贱的境遇之中。但在这两首送别诗中，高适却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两篇作品当是写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而且，两个人都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贫贱相交自有深沉的感慨。诗的第二首可作如是理解。第一首却胸襟开阔，写别离而一扫缠绵忧怨的老调，雄壮豪迈，堪与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情境相媲美。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这两句以其内心之真，写别离心绪，故能深挚；以胸襟之阔，叙眼前景色，故能悲壮。落日黄云，大野苍茫，唯北方冬日有此景象。此情此景，若稍加雕琢，即不免斫伤气势。高适于此自是作手。日暮黄昏，且又大雪纷飞，于北风狂吹中，唯见遥空断雁，出没寒云，使人难禁日暮天寒、游子何之之感。以才人而沦落至此，几使人无泪可下，亦唯如此，故知己不能为之甘心。头两句以叙景而见内心之郁积，虽不涉人事，已使人如置身风雪之中，似闻山巅水涯有壮士长啸。此处如不用尽气力，则不能见下文转折之妙，也不能见下文言辞之婉转，用心之良苦，友情之深挚，别意之凄酸。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两句是对朋友的劝慰：此去你不要担心遇不到知己，天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庭兰啊！话说得多么响亮，多么有力，于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激励朋友抖擞精神去奋斗、去拼搏。于慰藉之中充满信心和力量。因为是知音，说话才朴质而豪爽；又因其沦落，才以希望为慰藉。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可见他当时也还处于“无酒钱”的“贫贱”境遇之中。这两首早期不得意时的赠别之作，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诗人于慰藉中寄希望，因而给人一种满怀信心和力量的感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
从字面上看，这首词全是白话，没什么难懂的地方。“亸”字似乎不大常见，但那是唐宋时代常用的字。这里是用“亸”字来形容花开很多压得枝条下垂的样子。
全词通俗易懂，感情显得直率。但其中不但包含着某种哲理，也包含着况蕙风所说的那种“郁勃久之，有不得已者出乎其中”的词人的固执。
“今年花事垂垂过，明岁花开应更亸”连用了两个“花”，口吻里充满了对花的喜爱和对春天的珍惜。一年之中只有一个春天，人的一生也只有一个花季。对花的热爱与珍惜也就是对人生的热爱与珍惜。凡是对人生爱之深，望之切的人，内心常常怀有一种恐惧感，深恐虚度了这只有一次的人生“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
因此，在花季将尽之时才有了这样一副狂态“劝君莫厌尊罍大，醉倒且拚花底卧”。这种狂态，既不同于“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放之狂，也不同于“一日看尽洛城花”的浮躁之狂，倒有些近乎杜甫“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的深悲隐痛之狂。为什么会这样，结尾两句作了解释“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这两句，令人联想到西方哲学家所说的，“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