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起首写离别苦闷的爱情词。
辛弃疾起生写了许多“大声镗鞳”的抚时感事的词章,但“稼轩词,中调、小令亦间作妩媚语”(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语),其中颇有不失为优秀的篇章,这首《清平乐》,便是其中的起篇。
词写起个闺中少妇,与所爱的人,起别经年,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是所爱的人变了心,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上片,“春宵睡重,梦里还相送。”写这个闺中妇人,春夜做了起个梦,梦见当年两人分别相送时的情景。她待要找寻玉钗分起半与所爱的人做纪念时,惊醒过来,“才知是梦”。写得情凄意切,感兴淋漓。
下片,“起从卖翠人还,又无音信经年。”与心爱的人长久离别,而不能见面,且又无音讯。怎办呢?“却把泪来作水,流也流到伊边。”只好以眼泪作水,自离别以后,流的泪水,汇流成河。这由泪水汇成的河流,也早可以流到心爱人的身边了!描写得多么形象生动,维妙维肖,细腻感人。由于作家的笔触深入到描写对象的心灵深处,把握住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情境,捕捉住足以代表情人之间别离苦闷的特定特征,因而塑造出有个性特征的动人形象,从而产生了感人的艺术效果。
《宋四家词选"序论》说:“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概括了辛词的基本风貌。辛词以豪迈雄大见长,这方面的作品是极为丰富的。但是,辛弃疾也同时创作了起批以婉约秀娟而著称的作品。这些作品,如娇艳的春兰,与他的另起大批有如傲霜秋菊的作品,争奇斗艳,显示了作家生活的广阔和才华的超绝。正如这首《清平乐》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词人的心扉,让我们领略了他丰饶多姿的艺术才华。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
首联写作者在黄州作刺史时睡足了大觉。颔联写黄州多风雨,整夜风吹竹响,雨连江而来,阴雨连绵,秋意弥漫。杜牧在黄州的住处多竹子,“玉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竹冈蟠小径,剧折斗蛇来。二三年得归去,知绕几千凹?”杜牧在黄州时公务小多,黄州义地僻多雨,使他心情抑郁,他在《齐安郡晚秋》中写:“雨暗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可见孤寂苦闷。“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一夜风欺竹,连江雨送秋”四句,苏东坡很欣赏,曾用其语作诗:“平生睡足连汀雨,尽日舟横拍岸风。”
杜牧本来是个很有抱负的人,他在黄州刺史任上写过一首《郡斋独酌》诗,其中有:“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涅。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经时济世、强国寓民足他生平的志向。这时候又正值回鹘入侵.边塞用兵,杜牧自认“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皆有心得,写诗说:“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偏偏李德裕当政,朝廷不肯用他。僻处黄州,抱负与才能无处施展,杜牧既苦闷又愤懑。既失落而又失望,愤世嫉俗,满腹牢骚,“愤悱欲谁语,忧愠不能持”,自嘲“人才自朽下,弃去亦其宜”。这种情况下,他既无事可做,又心情苦闷,只好喝酒解愁,醉倒了事。《雨中作》诗中写:“贱子本幽慵,多为隽贤侮。得州荒僻中,更值连江雨。一褐拥秋寒,小窗侵竹坞。浊醪气色严,皤腹瓶罂古。酣酣天地宽,倪倪嵇刘伍。但为适性情,岂是藏鳞羽。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其中隐含着“假如三万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的意思。
但酒毕竟不能解愁,只会使人更加消沉,杜牧当然也不会真的整天喝酒。颈联写“格卑常汩汩,力学强悠悠。”诗人在黄州写了不少诗文,文思汩汩,且努力学习,希望在学问方面有所进益,超脱俗世。格卑指诗文格调卑下,大约是作者自感耽酒过多、消极过甚的关系。杜牧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上刑部崔尚书状》中叙说了自己十余年来读书作文的情况:“某比于流辈,疏阔慵怠,不知趋向。惟好读书,多忘;为文,格卑。”读书为文是杜牧的喜好,也是他的长处,“多忘”“格卑”云云,都是自谦之词。杜牧一向勤学,“某世业儒学,门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他在黄州虽然不得志,但是诗歌创作和学问文章都很有收获。他在黄州的涛作遍及古诗、律诗、绝句各种体裁,其中佳句迭出,名篇很多。有优美的写景绝句,有思乡念友的,有怀古揽胜的,有感慨国事的,有感伤抒怀的,有叙说志向的等等。
至于学问上的追求,杜牧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先是追溯了一番家世,着重强调了祖父杜佑的传世伟著《通典》,“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尤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然后列出了他认为的必读书目,“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他重视经史政兵和典章制度之学,于诗文推崇屈宋班马李杜韩柳,这基本上就是他的学问方向。
尾联说他总有一天辞官不做,弃绝俗世,到潇湘泽畔做个钓翁。杜牧在《兰溪》诗中写黄州的一处景致:“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杜牧僻处黄州,和被放逐江南的屈原有相似之处,所以此处隐约有屈骚之情。“潇湘钓漫流”云云,放志抒怀语耳,诗人当然不可能真的辞官归隐。但既然不得志,与其蹉跎官场,不若暂时退隐。杜牧在《郡斋独酌》中说:“岂为妻子汁,未去山林藏?”不是为了贪图俸禄养家而没有归隐。他是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只是凶为不能有所作为而在诗中8A�发一下出世之志。
这首诗前二韵回忆在黄州的日子,任风任雨,安闲自在。“一夜风欺竹,连江雨送秋”一联,清峭中显露风神,句工格高。后二韵写现状与心理。格调凡俗的生活在川流不息,自己力求忘情于世俗,勉强还能安闲悠静。诗人表示终究要从仕途中彻底摆脱出来,栖身潇湘,垂钓漫流。全诗语言清拔,风格淡逸。在研究黄州刺史以后牧之的思想和心态方面,本诗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作品。
这首诗是《红楼梦》中林黛玉惜“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的寄慨之作。林黛玉自谓:“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恰好被贾宝玉翻见,将这组诗题为《五美吟》。《五美吟·绿珠》就是其中之一。
组诗中所写的人事其实并非都据史实。如东施效颦出自《庄子》,带有寓言性质;《西京杂记》中所写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以致不为汉元帝所知而被诏使出塞的情节只是传说;至于出自《虬髯客传》的红拂形象则更经传奇作者的艺术加工。
这首诗中的议论原本是借古讽今,为现实感受而发。林黛玉惋惜绿珠而对石崇有微词,以为石崇生前的珠玉绮罗之宠,抵不得绿珠临危以死相报,又可见其在爱情上重在意气相感,精神上有默契。
诗中所咏与小说情节的某种照应关系,这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五美吟》写的都是关于死亡或别离的内容,有的还涉及事败或者获罪被拘系,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在现存材料很少的条件下,要确切地阐明作者的意图还是不容易的。在《红楼梦》戚序本与甲辰本上有一条早期批语说:“《五美吟》与后《十独吟》对照。”《十独吟》在后四十回续书中没有,当是已散失的后半部原稿中薛宝钗或史湘云所写的诗。从诗题看,大概是借古史上十个独处的女子如寡妇、弃妇、尼姑和离别丈夫的妇女等的愁怨,来写书中人物的现实感触的。所谓“对照”当也不仅仅限指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