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
这首诗表面上如诗题所明,是写离思,主要抒写别后相思的煎熬苦况,怨恨离人的不通音讯,写得情调悲怆。
首联即写情人离去后主人公的心酵气绝。《前溪舞》和《子夜曲》皆为悲伤的作品,是被遗弃者的哀怨之作。这里引入诗中,即是离思之苦,心里有担心被遗弃之痛。颔联仍化用典故,写难以寻觅爱人踪影、东西分离相隔如沟水东西分流而无可奈河的痛苦心理。此联运用典故和即实写景巧妙融合,不露痕迹,从字句看就是写实景,是看不出用典的,这是李商隐诗用典得心应手的表现。颈联写书信断绝。和主人公的以泪度日,化用湘妃竹的典故渲染伤心痛苦至极。结联仍作希冀之词,一片深情希望通过江水给恋人捎去自己的问候。
此诗,“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是李商隐借失恋女子寄意而为,前六句极写自己的凄苦,第七句一转,第八句仍作希冀之词,希望令狐绹能加以提拔。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读来荡气回肠,久久不能自已。
前两句写诗人年轻时落拓不羁、以酒为伴的潇洒生涯。诗人暗用毕卓的典故,说自己十多年来,常常乘着扁舟载着美酒,自由自在地泛舟漂流,在酒的世界里如同毕卓那样,忘忧忘返,觉得万事皆空。用十年的青春岁月来与酒相伴,真算得上不辜负酒神。这里的“觥”、“公”同音双关,由“觥”到“公”的转换见出诗人对酒的赞颂,酒以其忘忧解忧而成了诗人的友人、恩人。由此也暗寓着诗人在多年来郁郁不得志、借酒浇愁的真实生活状态。
后两句表现出一种洞悉世情的洒脱。诗人如今已经两鬓斑白了,斜卧在禅床边,品着僧人献上的清茶,见煮茶的袅袅轻烟盘旋在微风中,此刻的闲情与安逸惬意飘然。可能是诗人借清茶一杯以消酒渴,也可能是晚年因体衰而不能多饮聊且以茶代酒,或是因茶而思酒,但这两句所透露出来的清幽境界和旷达情思,韵味深长。诗人杜牧平生留心当世之务,论政谈兵,卓有见地,然而却投闲置散,始终未能得位以施展抱负,以致大好年华只能在漫游酣饮中白白流逝,落得“今日鬃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的结果。此处“茶烟”与前面的“觥船”相应,“落花”与“青春”相应,说明一生自许甚高的诗人已经步入衰老之境,不仅施展抱负无从说起,就连酣饮漫游也不复可能,只有靠参禅品茗来消磨剩余的岁月。
全诗通过酒与茶两种境界的对比描写,深蕴着对人生的独特体悟。年轻时的风流放浪以及壮志难酬,全在“觥船”、“青春”等语句中体现出来;而今清静禅院中的“禅榻”、“茶烟”所引发的万般感慨,如同萦绕于落花风中的茶烟一样散去无踪。这首诗中包含着对年华老去时的感念与豁达、对过去青春岁月的追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全诗洒落而不见其辛酸。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