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为五言古体，全篇十六句可分四段，每段四句。用入声质韵，一韵到底。四段的首句，皆用平声字作结，在音调上有振音激响的作用。虽是一首五言古诗，但在结构层次上是非常严整的。
首段“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四句突出峨眉山在蜀中尤为名胜，无与伦比，为登览游山，伏下线索。接着写初到名山、亲历奇景。“周流”说登览游赏当遍及峨眉古迹名区。“试登览”即初次登临。“绝怪”指峨眉山岩壑幽深，群峰险怪，阴晴变化，景象万千。“安可悉”极言峨眉山深邃，林泉胜迹，难以尽觅。
第二段首二句“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具体写峨眉山之高峻磅礴，秀丽无俦，奇光异彩，分列杂陈。让人感到一登峨眉山，顿入清境，仿佛置身于图画之中。后二句“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进一步写登山以后的感受。言登临峨眉山，沉浸于丹霞翠霭之间，心与天和，似能参天地之奥秘，赏宇宙之奇观，得到了仙家的锦囊之术。
第三段“云间吟琼箫，石上弄宝瑟”接着描述诗人在这样的山光掩映，云霞飘拂的景象下面，欢快无极。弄琼箫于云霄，响彻群峰；弹宝瑟于石上，声动林泉。怡情于物外，乃得偿平生之夙愿。“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说明诗人早已绝情荣利，不慕纷华，在漫游峨眉，饱览山光之际，快慰平生，欢情已偿。
末段前二句“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云烟万态，晴光霞影，呈于眉睫之前，大略指峨眉山顶的“佛光奇景”。在晴光的折射之下，人影呈现于云影光环之间，不禁有羽化登仙之感，尘世百虑因而涤尽。末二句“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骑羊子”，指峨眉山传说中的仙人葛由，传说他骑着自己刻的木羊入山成仙。诗人说：假如得遇骑羊子葛由，亦当与之携手仙去，上凌白日，辞谢人间。
陆文华《诗酒李太白》中说，此诗极写峨眉之雄奇无匹，真令人有人间仙境之感，这就难怪诗人会飘飘然有出世之思了。他甚至幻想能遇到仙人葛由，跟着他登上绝顶，得到成仙。当然，当时的李白实际上并不想出世，他有着远大的抱负，正想干一番经国济世的大业，峨眉奇景只是暂时淡化了他的现实功利心。不过，由此也不难看出，名山之游对李白超功利审美情趣的形成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
此诗写寻仙访道，虽然是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更多的则是李白追求纯真善美，反对虚伪丑恶的表现。
此诗先说自己才华平庸，喜欢如孤云般自在，如和尚般清净，表达了一种闲适的生活意趣；然后写自己临上任前对长安的不舍，回望唐太宗的昭陵，表达了想出守外郡为国出力，又不忍离京的忠君爱国之情。全诗以登乐游原起兴，以望昭陵戛止，采用了“托事于物”的兴体写法，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在唐人七绝中，也和在整个古典诗歌中一样，以赋、比二体写成的作品较多，兴而比或全属兴体的较少。杜牧这首诗采用了“托事于物”的兴体写法，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之情，称得上是一首“言在此而意在彼”、“言已尽而意有余”的名篇。
杜牧不但长于文学，而且具有政治、军事才能，渴望为国家作出贡献。当时他在京城里任吏部员外郎，投闲置散，无法展其抱负，因此请求出守外郡。对于这种被迫无所作为的环境，他当然是很不满意的。诗从安于现实写起，反言见意。武宗、宣宗时期，牛李党争正烈，宦官擅权，中央和藩镇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都有战斗，根本算不上“清时”。诗的起句不但称其时为“清时”，而且进一步指出，既然如此，没有才能的自己，倒反而可以借此藏拙，这是很有意趣的。次句承上，点明“闲”与“静”就是上句所指之“味”。而以爱孤云之闲见自己之闲，爱和尚之静见自己之静，这就把闲静之味这样一种抽象的感情形象地显示了出来。
第三句一转。汉代制度，郡太守一车两幡。幡即旌麾之类。唐时刺史略等于汉之太守。这句是说，由于在京城抑郁无聊，所以想手持旌麾，远去江海。（湖州北面是太湖和长江，东南是东海，故到湖州可云去江海。）第四句再转。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在长安西边醴泉县的九嵏山。古人离开京城，每每多所眷恋，如曹植诗：“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赠白马王彪》）杜甫诗：“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自京金光门出乾元初有悲往事》）都是传诵人口之句。但此诗写登乐游原不望皇宫、城阙，也不望其他已故皇帝的陵墓，而独望昭陵，则是别有深意的。唐太宗是唐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皇帝。他建立了大唐帝国，文治武功，都很煊赫；而知人善任，惟贤是举，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诗人登高纵目，西望昭陵，就不能不想起当前国家衰败的局势，自己闲静的处境来，而深感生不逢时之可悲可叹了。诗句虽然只是以登乐游原起兴，说到望昭陵，戛然而止，不再多写一字，但其对祖国的热爱，对盛世的追怀，对自己无所施展的悲愤，无不包括在内。写得既深刻，又简练；既沉郁，又含蓄，真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这篇骈文题为《广绝交论》，是因为早在东汉，就有朱穆针对当时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撰写了《绝交论》。此文以设为客主问答提起，由客历举古代众多友朋情谊相得之事，以示对朱穆倡议绝交的疑惑，然后以主人身分展开议论。首先认为客不达时变，是”贤达之素交，历万古而一遇”。以下即申论”叔世民讹，狙诈飙起论，”素交尽，利交兴论，而总其大略，归为”五术论，即论势交”、论贿交”、论谈交”、论穷交”、论量交”。尤以描述论势交”一节，写出权势者气焰之盛和趋附者奔骛之急切。继言论因此五交，是生三衅”，即：论败德殄义，禽兽相若”，论难固易携，仇讼所聚”，论名陷饕餮，贞介所羞”。于是绝交之理，弘之备至。末更举任昉一生社会交接为鉴，形容俗情的浇薄，以见交道之应绝。文中揭露当时世态人情的冷暖，穷形尽相，实为对浇薄世风的有力鞭挞。辞藻富赡，感情充沛，气势磅礴。
文章一开头，就借用论客人”之口，说出对朱穆《绝交论》的困惑，并引用自然界的多种现象和历史上的诸多事实，企图说明友朋的不可或缺和多多益善。作者（即论主人”）认为，应该断绝的，并非古时那种论寄通灵台之下，遗迹江湖之上；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的素交，而是近世诡诈飙起之后，那种追逐财势、自私可鄙的利交。然而素交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唯有形形色色的利交。为了保持自身贞介的本性，唯一的办法就是绝交。
利交源出一脉，而形态各异。作者将它分解成五种表现形式：一曰势交，即追随权贵，阿谀拍马；二曰贿交，即贪图钱财，不顾名节；三曰谈交，即倾慕名士，附庸风雅；四曰穷交，即落魄失意之人暂时苟合；五曰量交，即凡事再三权衡，只求自利。总之，这论五交”犹如街市上做买卖的商贩，有利则成交，赔本绝对不干。论五交”的危害，并非局限于朋友之间，而是波及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多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破坏性极大，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论三衅”：论一衅”是促成了仁义道德的丧失：论败德殄义，禽兽相若”。论二衅”是导致患难朋友境遇改善之后的反目成仇：论难固易携，仇讼所聚”。论三衅”是引发不知羞耻、大肆追名逐利的恶习：论名陷饕餮，贞介所羞”。此论三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时社会风俗中的种种弊病。
最后，作者将笔锋指向身边的人物，无情暴露并嘲笑任防昔日友人们的丑态。他痛苦愤懑，激情难遏，长叹道：论呜呼！世路险城，一至于此，太行、盂门，岂云崭绝！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长骛。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麇鹿同群，嗷嗷然绝其雾浊，诚耻之也！诚畏之也！”道出了他倡言绝交的真正缘由，是为世道所逼，因为在淳风沦丧的年代，人世间根本不存在真挚纯洁的友谊。他呼唤真正的友情，衷心希望有朝一日利交尽，素交兴。
和通常说理文形式有所不同，此文以骈文写成，这是当时文坛风气使然。但它并无一般骈文过于追求形式美，矫揉造作而削弱文意表达的毛病，显得格调清新，泼辣爽利，感染力很强。
作者善于说理，或援引史实，或直斥现状，或分析道理，或描绘世态，正论反议，层层推进，条分缕析，归纳总结，从素交尽、利交兴的原因说起，转而扩大为利交的多种形式和弊病，最后又收拢至眼前的事实，从而将利交的丑陋和危害剖析得清晰透辟，自然认同必须绝交的观点。作者立论深邃，说理透彻，得益于他敏锐的社会观察能力和对生活、对朋友的满腔热诚。
作为骈文，此文对仗和用典尤为精妙。古人有言：论言对为易，事对为难。”（《文心雕龙·丽辞》）所谓事对，既讲求语言形式的骈偶，还必须注意典故的对仗。此文大量采用事对，似乎是不经意之中的随手剪裁，却往往是妙不可言的佳对。如论匠人辍成风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张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再如论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又如论陆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伦东国”等等，均足以显示其非凡的语言功力。
此文虽重在议论说理，却经常采用辞赋惯用的排比铺张的笔法，增强文章的文学色彩。作者还巧妙地援引类似诗歌的起兴手法，以相关的事物暗喻、烘托并引发人事。如文章开头说到朋友的关系，就首先描绘了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自然现象：论夫草虫鸣则阜螽跃，雕虎啸而清风起。故纲绲相感，雾涌云蒸，嘤鸣相召，星流电激。”以此强调人世间相依相存的朋友关系，自然妥帖。
文中比喻、夸张的运用，形象贴切，发人深思。比如讥讽人的僵化迂拙，以操琴捕鸟作比：论所谓抚弦徽音，未达燥湿变响；张罗沮泽，不睹鸿雁云飞。”再如说到董贤、石显等权贵们的嚣张和威势，夸饰为：论吐漱兴云雨，呼嗡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又如描绘论势交”朋友们的奔走钻营和信誓旦旦：论鸡人始唱，鹤盖成阴；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凡此种种，都显示了作者圆熟的艺术技巧。
《广绝交论》痛快淋漓，慷慨激昂，揭露时弊，入木三分。据仕梁入周的刘瑶《梁典》载，任昉的旧友到溉论见此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足见它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作者为炎凉世态、浇薄人情描绘了一幅真实的图画，深刻剖析并论证论五交三衅”，曾引发后世文人高士的强烈共鸣，有着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
此诗虽仅寥寥十句，但写得波澜起伏，神采飞动。此诗不仅以最经济的手法分合交错地描写了射者、射技、观射者和被射物，而且暗示了诗人的“诗法”，即査晚晴所谓“以留取势，以快取胜”。宋代苏轼非常喜爱这诗，亲自用大字书写，以为妙绝。评论韩诗的人，多以这首诗作为韩诗的范例之一。
首句写猎场的情境：原野上猎火熊熊燃烧，四周围静悄悄的。一个“静”字，传出画面之神，烘托猎前肃穆的气氛，由此可以想见从猎人员屏气静息，全神贯注地伫伺猎物的情态。这是猎射前的静态，与下文猎射时和猎射后的动态，成强烈的对照。次句写猎射的对象雉鸡，笔墨简捷精炼，衔接自然紧密。野雉被猎火驱出草木丛，一见猎鹰，吓得急忙又躲藏起来。“出复没”三字形容逼肖，活现出野雉惊惶逃窜的窘态，与下边“惜不发”呼应。阁本李谢校改作“伏欲没”，就索然无味了。两句是猎射前的情景。
三、四句转入猎射，写将军的心理活动和猎射时的风度、神采。将军出猎自然不是单纯为了觅取野味，而是要显示自己的神功巧技。所以，他骑出盘旋不进，拉满强劲的弓，又舍不得轻易发箭。近人程学恂《韩诗臆说》评道：“二句写射之妙处，全在未射时，是能于空际得神。”所谓空际得神，就是不在实处作穷形极相之语。诗人不写将军如何勇猛敢决，也不写他如何纵横驰骤，呼鹰嗾犬，白羽交飞，围场中惯见的情景全部略去不提，而只选取了“盘出弯弓”这一特定的镜头，以突出将军矜持、自信、踌躇满志的神态。这里的巧，不仅指射技的精巧，更主要的是写人的智谋，写将军运筹的巧妙。这位将军不专恃武功取胜，他盘出弯弓，审情度势，选择着最能表现自己精湛射技的时机。他要像汉朝飞将军李广那样，“度不中不发，发必应弦而倒”，要一举使众人折服。一位有血有肉、有着鲜明性格特征的将军形象，便显现出来。两句笔势顿挫，用意精深。
接着两句写“巧”。野雉隐没之处，地势渐渐狭窄，野雉处于“人稠网密，地迫势胁”（曹植《七启》）的窘境，要继续窜伏已不可能；观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饶有兴味地观赏将军猎射。这是将军一显身手的时机。正当野雉受惊乍飞的一刹那，将军从容地引满弓，“嗖”的一声，强有力的箭，迅猛而准确地命中雉鸡。“雉惊弓满箭加”，一“惊”一“满”一“劲”一“加”，紧凑简练，干脆有力，“巧”字之意于此全出。
诗写到这里，似乎意已尽了。然而诗中忽起波澜，那只受伤的野雉带箭“冲人决起百余尺”，向着人猛地冲起百多尺高，可见这是只勇猛的雉鸡。侧写一笔，更显出将军的绝妙射技。“红翎白镞随倾斜”，野雉强作挣扎之后，终于筋疲力尽，带箭悠悠而堕，染血的翎毛和雪亮的箭镞也随之倾斜落下。这正是非亲历其境者不能道。诗写到这里，才直接点题，真是一波三折，盘屈跳荡。以写长篇古风的笔法来写小诗，更觉丰神超迈，情趣横生。
末两句在热烈的气氛中关合全诗。先以“仰笑”二字，极为传神地突现将军个人的性格特征，一位地方主帅骄矜得意的神气跃然纸上，接着以“军吏贺”照应前面“伏人”，写出围观的军吏敬服将军绝妙的射技，为他的成功庆贺。末句接写“雉带箭”——一只五彩缤纷的野雉，毛羽散乱地堕向将军的出前。诗戛然而止，然余响不绝，韵味无穷。
《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
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
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加”“罚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