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中作者以高大挺拔、不畏霜雪的青松形象为喻,歌颂了在黑暗、腐朽、反动势力强大压力之下,不肯同流合污、傲岸不屈的君子。而以只能在春光中“卖阳百”的桃李作比,讽刺和嘲笑了那些只会阿附权贵、随波逐流的历史小丑,指出他们虽能取媚炫赫于一时,但终究逃脱不了“碧叶成黄泥”的可悲下场,绝没有好结局。
诗分三层来写,每四句表达一层含义。“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首四句以青松之傲岸,喻君子之高风亮节。太华,指西岳华山。微飙,微风。这四句表面是说:西岳华山之上,生长着高大的青松。它巍然挺立,不畏风雪严寒。大自然赋予它百尺高的躯干,微风岂能将它吹弯吹折?实际意义则是,真正的正直之士,都是些在权贵面前傲岸不屈的人,面对腐朽势力的迫害毫不畏惧。他们耿介正直,与生俱来,永不更改,绝不动摇。诗人用“长”、“亭亭”、“百尺高”来描绘着青松的形象,显示出其生长于高峻雄伟的名山之上挺拔傲岸之姿。以此象喻君子坦荡的胸怀、正直的德行、耿介的性格、高远的志向和坚定的意志。而“岂为微飙折”一句,以反诘作颂语,顿挫有力,表现出诗人对丑恶势力充满蔑视的鲜明态度。
接下来四句,写与青松形象恰恰相反的桃李。“桃李卖阳百,路人行且迷。春光扫地尽,碧叶成黄泥。”桃李之花在阳光明媚、天气晴暖、春风和煦的日子里来卖弄自己鲜百的姿容和美色,走路由此经过的行人莫不被其迷惑。然而,本质使然,当春光逝去之后,花儿褪色、凋零,乃至秋风起,便连碧叶也飘落得荡然无存,全都化作尘泥了。这里,以桃李比喻那些趋炎附势、卖身投靠、钻营投机、取悦权贵而得逞一时的小人,他们虽然暂时占据春光,得意非凡,使人们一度为假象所迷惑,以为他们会永远春风得意。但是一旦“春光扫地尽”,小人们所依附的权贵犯科、倒台,他们所依仗的腐朽势力大势已去,那么,这些人也就会“树倒猢狲散”,随之彻底完蛋。最后只落得个“碧叶成黄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可悲下场。
桃李和青松,诗人是以对照的方式来描绘的。以松树的挺直,衬托出了桃李的低矮、卑琐、弯曲;以松树的凌霜傲雪,衬托出了桃李的畏风畏雨;以桃李的卖弄阳百,来反衬松树的刚正不阿;以“花、叶成泥”,来映衬青松的四季不改其容、千载仍挺立、雪压霜摧不失其青翠本色的坚贞个性。这种对比的写法,通过相互映照、反衬,使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从而不仅节省了许多笔墨,也言简意赅地逐层揭示了题旨,给人以非常深刻豹印象。是非曲直异常分明,使人一望而知,马上便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最后,诗人奉劝黄裳:“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希望他能够学习松树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风貌,而千万不要象桃李那样,靠着趋附时势而娇百一时。作为监察御使,更应坚持真理,即使受到打击和挫折,也决不改变志向。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意志坚强、有所作为的人。“受屈不改心”,这是李白在唐玄宗统治集团黑暗统治之下,坚持进步政治理想的决心,也是向打击、迫害他的腐朽权奸的勇敢挑战,对黄裳之流的讽刺与规劝。
这首诗政治针对性较强,立场鲜明坚定,讽喻辛辣而刺意直切,使人读之,对作者的观点一目了然。但是,因为较为直白,因而思想内涵不够丰富、浑厚、博大,认识的深度也略有欠缺。艺术上,首四句写青松,次四句写桃李,末四句为劝戒之语,形式整饬,结构完整,形象对比鲜明。吕居正《童蒙训》云:“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近质野处……鲁直诗太尖新太巧处……”可见艺术欣赏不应专看其优点,也应知其不足。李白此诗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此诗与他的那些想象丰富、笔力劲健、情感充沛的回肠荡气之作风格有异,在表达正确思想的同时,艺术感染力略显逊色。
《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