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读这首《临安春雨初霁》,也许会以为它并不是出自“铁马金戈”、“气吞残虏”的陆放翁之手。诗中虽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却更隐含着“世味薄似纱”的感伤之情和“闲作草”“戏分茶”的无聊之绪。这是与高唱着“为国戍轮台”而“一身报国”的陆游的雄奇悲壮的风格特征很不一致的。
自淳熙五年孝宗召见了陆游以来,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福建、江西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之后五年,更是远离政界,但对于政治舞台上的倾轧变幻,对于世态炎凉,他是体会得更深了。所以诗的开头就用了一个独具易动的巧譬,感叹世态人情薄得就象半透明的纱。于是首联开口就言“世味”之“薄”,并惊问“谁令骑马客京华”。陆游时年已六十二岁,不仅长期宦海沉浮,而且壮志未酬,又兼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幸,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发出悲叹,说出对世态炎凉的内心感受。这种悲叹也许在别人身上是无可疑问的,而对于“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游来说,却显得不尽合乎情理。此奉诏入京,被任命为严州知州。对于一生奋斗不息、始终矢志不渝地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的陆游来说,授之以权,使之报国有门,竟会引起他“谁”的疑问。
颔联点出“诗眼”,也是陆游的名句,语言清新隽永。诗人只身住在小楼上,彻夜听着春雨的淅沥;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传来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告诉人们春已深了。绵绵的春雨,由诗人的听觉中写出;而淡荡的春光,则在卖花声里透出。写得形象而有深致。传说这两句诗后来传入宫中,深为孝宗所称赏,可见一时传诵之广。历来评此诗的人都以为这两句细致贴切,描绘了一幅明艳生动的春光图,但没有注意到它在全诗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刻划春光,而是与前后诗意浑然一体的。其实,“小楼一夜听春雨”,正是说绵绵春雨如愁人的思绪。在读这一句诗时,对“一夜”两字不可轻轻放过,它正暗示了诗人一夜未曾入睡,国事家愁,伴着这雨声而涌上了眉间心头。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是以枯荷听雨暗寓怀友之相思。陆游这里写得更为含蓄深蕴,他虽然用了比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还是要表达自己的郁闷与惆怅,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为背景,才与自己落寞情怀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接下去的颈联就道出了他的这种心情。在这明艳的春光中,诗人只能做的是“矮纸斜行闲作草”,陆游擅长行草,从现存的陆游手迹看,他的行草疏朗有致,风韵潇洒。这一句实是暗用了张芝的典故。据说张芝擅草书,但平时都写楷字,人问其故,回答说,“匆匆不暇草书”,意即写草书太花时间,所以没功夫写。陆游客居京华,闲极无聊,所以以草书消遣。因为是小雨初霁,所以说“晴窗”,“细乳戏分茶”这里就是品茶、玩茶道。无事而作草书,晴窗下品着清茗,表面上看,是极闲适恬静的境界,然而在这背后,正藏着诗人无限的感慨与牢骚。陆游素来有为国家作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宏愿,而严州知府的职位本与他的素志不合,何况觐见一次皇帝,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国家正是多事之秋,而诗人却在以作书品茶消磨时光,真是无聊而可悲!于是再也捺不住心头的怨愤,写下了结尾两句。
尾联虽不像古人抱怨“素衣化为缁”(晋陆机作《为顾彦先赠好》:“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但这联不仅道出了羁旅风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恶浊,久居为其所化的意思。诗人声称清明不远,应早日回家,而不愿在所谓“人间天堂”的江南临安久留。诗人应召入京,却只匆匆一过,便拂袖而去。陆游这里反用其意,其实是自我解嘲。
在陆游的众多著名诗篇中,有壮怀激烈的爱国忧民之作,如《关山月》、《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有寄梦抒怀、悲愤凄切之作,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些诗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陈词,就是笔墨纵横,抚古思今,都是雄壮的大气磅礴之作;作者也有优美淳朴的乡村生活描写,如《游山西村》;也有缅怀爱情、追思往日幸福的伤感之作,如《沈园》。等等这些,都与《临安春雨初霁》极不相似。《临安春雨初霁》没有豪唱,也没有悲鸣,没有愤愤之诗,也没有盈盈酸泪,有的只是结肠难解的郁闷和淡淡然的一声轻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对朝廷对皇帝,对人生对社会作出一些阴暗的结论。与他的许多寄梦诗不一样,在深夜,万籁俱寂时,作者眼前没有现实生活的情景搅扰,可以对着旷远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说任何放言达词。而身在繁荣帝都,作者却身不由己。临安城虽然春色明媚,但官僚们偏安一隅,忘报国仇,粉饰太平。作者是时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升平气象和繁荣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聩,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壮志。但他既不能高唱,又无法托情梦,只好借春色说愁绪,把春天写成了无情之物。
可以说《临安春雨初霁》反映了作者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在战场上、幕帐中和夜空下高唱报国之外,偶尔也有惆怅徘徊的时候。在几乎同时所作的《书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现了一贯的豪情。《书愤》在一定意义上是作者对自己悲壮一生的总结。“早岁那知世事艰”,却终有胆量说“千载谁堪伯仲间”,把一生留给历史公断。《临安春雨初霁》、《书愤》的比较可以显现出诗人感情思想的一个短时期的反复。陆游毕竟是陆游,他不会永久地停留在“闲”“戏”之上的。不久后他在严州任上,仍坚持抗金,并且付诸行动,表达于诗文,终于又被以“嘲咏风月”的罪名罢官。他的绵绵“杏花春雨”,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发展成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疾风暴雨。
一个诗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一个始终刚强不屈、矢志不渝的烈士,也难免间或惆怅抑郁。这种抑郁惆怅与其雄奇悲壮并不矛盾。唯其抑郁惆怅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强烈的情怀的喷发。诗中一开头就道“世味薄似纱”,正是作者对现实的否定,也体现出作者的刚直气节。诗末拂袖而去,也是诗人对浮华帝都的不屑。因此,透过原诗的表面,依稀仍可看见一个威武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贯的自己。
这是薛宝钗所作的一首柳絮词,该词被众人推选为独占鳌头的作品。薛宝钗在叙述其创作意图时说过:“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由此可见,该词之所以能做到“不落俗套”,匠心独运,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道出了“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这首词上片状物,着力描写风飏柳絮、悠然起舞的情状。下片言志,抒写了柳絮的情志:有离即有合,有散必有聚。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巧妙地借柳絮之口委婉地道出薛宝钗青云平步的志向。全词句句咏物,处处有“我”,物性我情,水乳交融。
词的开头就已非同凡响:“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柳絮飘飞的地点,已不是黛玉笔下那触目愁肠的“百花洲”和“燕子楼”,而是换成了充满着富贵气象的“白玉堂前”——封建贵族家庭的住宅里;柳絮飘飞的姿态,虽然也仍是“一团团逐对成毯”,却已没有黛玉词中那种“空缱倦,说风流”的幽恨,一变而为欢快轻盈、均匀优美的舞姿,流露出一种欢愉融洽的欣喜之情。
词的第三句,接以“蜂围蝶阵乱纷纷”的描写,来进一步烘染这春意喧闹的大好时光,从而唱出了词人对春光的一曲赞歌。如若拿宝玉《南柯子》词中之“莺愁蝶倦”、湘云《如梦令》 词中之“鹃啼燕妒” 这些意象与之相较,则可见在所表达的感情基调上,与宝钗这首词是迥然不同的。
“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表面上借用了宋人苏轼咏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一句意,却又在活用的基础上翻出一层,另辟新意,用一“何曾”、一“岂必”的反问句式,便顿使苏词中所表达的情感作一逆转,化消极的情调为积极的精神。同时,就词的结构而论,则此处写柳絮的不愿意随波逐流、飘坠尘埃,正好为词的下片抒写柳絮直上青云的心愿,巧妙地埋下了伏线。
下片词人更侧重于抒写柳絮的情志:“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非常细腻地体现了柳絮尽管四处飘飞,也仍不改初衷,无牵无系,随缘自适的旷达襟怀。由于有了这层情志的铺垫,因而在词的最后三句,词人便直接地抒写了柳絮凭借东风扶摇直上的远大志向,这样便使整首词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完成了对柳絮感慨整个心理流程的揭示。
显而易见,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则是薛宝钗这位“人情练达世事明”的封建“淑女”自我个性的写照。她那种“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处世态度,体现在柳絮“随聚随分”的形象描述中。
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正文共四段。
文章开头,作者用直叙的方法。简练的文笔,交待了山人迁居和建亭的原由,把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写得一清二楚。“升高而望,得异境焉。”是何意境,先留一个“悬念”,然后从容着笔,再述其“异”。“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四合”与“大环”,似实非实,似虚非虚;“隐然”,既状其膝陇。又透出并非是绝对“合”与“环”的徽意。这是异境,也是美景;然而美中不足,独缺其西。亭子正好建在这里,岂非天工不足人巧补。或谓山人慧眼,依乎于自然。建亭的地理位置选得好,四周的风景更美。作者用一组节奏明快,语势刚劲的排比句来描述这里的景色,随着季节的转换,景物各异:春夏之交,草木齐夭,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随着风雨晦明的气候变化,景色瞬息百变,写得情文并茂,很是精美。到此为止,主要写一个“亭”字。
第二段主要写鹤。山人养鹤、为求其乐。“甚驯’,指早放晚归,顺从人意;“善飞”指纵其所如,时而立在田里,时而飞上云天。写得文理清晰,错落有致,“纵其所如”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明状鹤飞,也暗喻隐士之乐。隐士爱鹤,故以鹤名其亭。紧承上文,由亭及鹤,又由鹤回到亭。文理回环,构思巧妙,点题自然,耐人品味。
弟三段主要写一个“乐”字。上文用描述,这一段用议论。“子之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自问自答,文意抑扬,饶有情趣,说出自己的看法,树立了论点。接着用主客映衬的手法加以论证。“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思是鹤在隐蔽处鸣叫,它的同类便应声唱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意思是鹤在水边高坎上鸣叫,声音洪亮传得又高又远。《诗经》、《易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引用来说明’‘清远闲放”的鹤,可以比着贤人、君子,是无可非议的,具有绝对权威,增加了论证的力量。高洁祥瑞如鹤,虽贵为天子,却爱而不敢好,否则,就会像卫懿公一样,闹个亡国的下场。只有隐居而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好而无伤,独得其乐。到此已经证明了论点,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但是,作者并未就此而止,又进一步用主客映衬的写法,用“好酒”来陪衬“好鹤”。这并非是节外生枝,繁文累赘,而是“借客形主,回旋进退,使文情摇曳生姿”(王水照《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周公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他为了告诫康王不要酗酒误国,写了《酒浩》。春秋时代的卫武公,为了警戒自己不贪杯,写了《抑戒》这首诗。这些说明贵为帝王,不仅不能好鹤,也不能好酒。但隐逸之士的刘伶、阮籍等,虽酗酒狂放,不仅无害,而且还因此保全了自己的纯真,为后世留下了美名。在主客对论之后,又作一个交错给合的结论:“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感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鹤乎!”进一步说明了由于地位不同,为乐迥异。这从另一面歌颂了隐士之乐赛过了君王。这一段是从主到客,由客回到主,从鹤到酒,由酒回到鹤,回环复沓,反复论证,使文意更加深刻,文情更加流转动人。
第四段,用放鹤、招鹤之歌,对隐士之乐加以咏叹。既补充了前文写放鹤、招鹤之处的简略,又是对隐士好鹤之乐的教染。不仅如此,作者还借招鹤为名,行招仕之实。“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妆饱。”这是对隐士生活的素描,流露出歌赞、羡慕的感情,“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这表面上是招鹤,实际上却在招仕。本文的东山为隐居之庐,喻隐居。西山为鹤出所至,且与东山相反,所以西山是喻出仕为官。不可久留,是说仕途维艰,吉凶难于预料,不可迷恋,应该及早猛醒,亡途而知返。这表明了这时的苏轼已经滋生厌倦仕途的意念,萌发了羡慕隐居之乐的情丝。
全文主要通过活泼的对答歌咏万式与出了隐逸者信然自适的生活图景和不为时事所囿的自由心境,表现作者对隐居之乐的神往。文中写景形象生动,主要着笔于“鹤”,借鹤的“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表现山人超尘出世之姿。写鹤亦是在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