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历来写山雨的诗很多。大多数诗人都是从视觉入手并加以形容或描绘，本诗则是从感觉出发，自然流出，因此被论者称为“纯乎天籁”。
诗的前两句全由听觉落笔，传人诗人耳中的都是飘洒在山间的雨声和呼啸于林际的风声。“一夜”写其持续时间之久，“怒号”言其发出响声之大，让人于冥冥之中去想像山中夜雨的情状。
后两句脉断意连，巧妙地运用“水涨船高”的生活体验，以只觉船高的亲身感受，来反跌出不知溪涨的视觉不足。究其本意，原不是不知“溪水长”，只是为了要强调“钓船高”的特殊感觉，才故意先说不知，然后才让“只觉”来表达不知之知。这样就在有意无意之间，传递出一种夜泊山溪的疏旷情怀，使人犹如身临其境一般。
此外，小诗颇可玩味的还有“钓船”两字。中国古代文人厌倦了尔虞我诈的官场、车马喧闹的世俗，常浪迹江湖，隐居山林，寻找一种樵唱渔歌式的生活情趣。诗的作者也不例外。从表面看，他只是在描写一场山雨，时间在夜晚，但“钓船”两字，非常含蓄地透露出他所追求和得到的那种闲适和悠然。由此二字，人们可以想见他白天垂钓于山溪、夜间泊眠于钓船的旷放。如果将此二字换作“小舟”，则意境和内涵都将大受影响。
由此可知，此诗的好处除了它不加雕饰的“纯乎天籁”之外，还在于意境超然、韵味悠长，表现出明人追慕唐诗的一种明显意向。
此词写女子春日怀乡之情。上片描绘室内之景。起拍二句写晨光透过窗纱，照着室内的香炉和屏风上并碧山。这是清晓时分典型的香闺景致。“碧”字用于句末，分量特重，其意脉与下句“故乡春”相连，由屏山碧翠，联想到故乡的山水也是一派春色，非常自然。怀乡之情，自在其中。紧接着由对屏风的描摹，顺势交代女子滋生出对于自己故乡春景的思恋；然而烟霭远隔，归途渺远，只能令人徒增怨叹。“烟蔼”二句接“金鸭”而写，兰灯已灭，室内的香烟还弥漫着，眼前如雾如霭，营造出一种迷茫的愁思境界，乡思蒙上了一层愁的阴影。
下片转写室外，紧接上片而来，写女主人公思乡的焦渴心情。“宿妆”二句写她未曾梳妆就登高眺望故乡，而所见到的是千里云影，“薄”是因遥远而显得模糊。近看则是芳草平铺，花落燕飞的暮春景色。在这景色中，女主人公惆怅的感情，已不待多言。最后三句极写暮春景象，又以“燕双飞”反衬出女主人公孤身独处的凄凉。这些景色，无不加深着换头处“惆怅”二字的色彩。词的下片将思乡情怀引向更为广远的境界，而且通过云影、芳草、落花、双燕等自然景物的渲染，越发增添了鲜明生动、清新疏朗之气。结尾三句又以景结情，含思悠远，感到余韵袅袅，余味无穷。
这首诗前二句写出对故国山川风物的深深眷念，后二句对身为降王客居燕地不得返回故乡的悲剧命运，寄无限哀感。
诗意很简单，他不敢明说怀念临安，因为临安是宋朝的故都，一怀念就可能被杀，南唐后主李煜就是因为写下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首《虞美人》词而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作者自己今天的境遇，和三百年前的李煜完全相似，他必不敢怀念临安。于是，他想到了西湖孤山的梅花，想到二百年前栽种梅花的林和靖。“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十字，可以解为：两者都是无意识的“痴语”，牵扯不到“故国之思”上去，而淡淡的哀愁却从这“痴语”中流露出来。
接着，他写了“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十字，似乎想表明自己是燕昭王黄金台下之“客”，受到元廷厚礼相待，不打算回临安去了。事实上已经命定永远不可能回去了。他不敢像李煜那样，说什么“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因为这样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赵㬎不会不懂得这一点。但“应是不归来”的“应是”二字，仍然包含了“无可奈何”的感情。平淡如白水的二十个字中隐含着无限悲戚，读来令人黯然神伤。
宋朝的皇帝大都能诗，最受人称赞的是宋太祖的咏月诗：“未离海底千山墨，才到中天万国明。”有一种恢弘浩大的帝王气象。赵㬎这首诗则以凄凉深沉感人，代表了没落的歌。时代造就诗人，诗风反映时代，这是文学创作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