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清平乐》，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景。
上阙劈头一个“别”字，领起全文，结出肠断之由，发出怀人之音。“砌下”二句，承“触目”二字而来。“砌下”即阶下：“落梅如雪”，一片洁白。白梅为梅花品种之一，花开较晚，故春已过半，犹有花俏。“如雪乱”，是说落梅之多。梅白如雪，尽为冷色，画面的冷寂，色调的愁惨，不正是寓示着人生的哀伤、离情的悲凉么？“乱”字尤语意双关。此时思绪之乱决不亚于落梅之乱。“拂了一身还满面”，亦以象征手法表达自己扫不尽的离愁。梅花越落越多，而离愁亦拂去仍来。一笔两到，于婉曲回环中见出情思。这两句，词人巧妙地将感时伤别的抽象之愁绪，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天真纯情的艺术造型。花下久立恋恋不去，落梅如雪，一身洁白，是个深情的怀人形象，境界很高洁，拂了还满，而又洁白如雪，十分纯洁。《花间集》中就难以找到这样的词境和格调。
下阕仍承“别来”二字，加倍写出离愁。古人有雁足传书的故事。“雁来音讯无凭”是说雁来了，信没来；雁归了，而人未归。“路遥归梦难成”，从对方难成归梦说起，是深一层的写法。极写离人道途之远，欲归未能。信亦无，梦亦无，剩下的只有情天长恨了，于是逼出结尾二句：“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把怀人的情思比作远连天边的春草，正在不断地繁衍滋生。“更行”、“更远”、“还生”三外简短的词句，将复迭和层递等修辞手法交织于一句，以春草的随处生长比离恨的绵绵不尽，委婉，深沉，余思不尽。“春草”既是喻象，又是景象，更是心象。随着它的“更行列远”，向天涯之尽头，拓开了人的视野和时空的距离。人走得愈远，空间的距离拉得愈大，春草也就蔓延得更多，直至视野尽处那一片虚化了的，模糊了的空间。词人的满腔离愁别绪，也随之化入了漫漫大气，离情之深，无可言状了。这种虚实相生的手法，使形象化入漫漫时空，促人深思联想，与《虞美人》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词以离愁别恨为中心，线索明晰而内蕴，上下两片浑成一体而又层层递进，感情的抒发和情绪的渲染都十分到位。作者手法自然，笔力透彻，尤其在喻象上独到而别致，使这首词具备了不同凡品的艺术魅力。
这首“人月圆”是魏初为妻子祝寿的小令，题目“细君”即指妻子。此曲话虽家常，情则半生。第一句“冷云冻雪褒斜路”，经典在“路”字；接着“泥滑似登天”一句既状写路面，也说出走路之态。“路”，一方面借喻魏初作为丈夫走马上任的官途，另一方面隐喻为妻子相伴半生的人生路。合而赏之，魏初感激妻子一直风雨相随，与他走过许许多多云雪漫天、泥滑难行的岁月。
曲句“年来又到”写刚到任。吴头楚尾连成一线的，是长江。江南水乡风景中最有象征意义的，自是“风雨江船”。然而不要轻易放过“风雨”二字，因它与披盖云雪的“褒斜路”互相呼应，暗中写出深厚的感激之情。
行歌到此，夫妻情义跃然纸上。之后展呈祝福语。“但教康健，心头过得，莫论无钱”，相信只有写给童子才用如斯闲话家常的口吻作贺雨词。
“从今只望，儿婚女嫁，鸡犬山田”写出老年夫妇的心愿：儿女成家立室，晚年门庭恬和平静，在田园享受生活。魏初较前有《水调歌头·室人降日以此奉寄》词，为纪念迎娶妻妾一周年而写的。下阕云：“山接水，水明霞，满林残照见归鸦。几时田园了，儿女团圆夜煮茶。”（《青崖集》卷三）虽然此词没有说明奉寄的是妻子还是姬妾，但字里行间表达父母对儿女幼时在膝，长大婚嫁的愿望，拿来和“人月圆”对读，可以互相比较。
此曲为作者祝妻寿之曲，情调明快，韵律自然。全曲洋溢着作者一切顺应自然、热爱生活、以平常心对待一切的心绪。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着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情趣。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这是一首送别词。上阙即景抒情，渲染离别的愁绪，写得委婉缠绵，一往情深。下阙作者想象李氏孤单无依的悲惨境遇，感人至深。全词悲痛怅惘与悔恨无奈交织，读之颇感凄恻。
“风帆更起”三句，点出了季节，暗示了送别的地点。在长江边，词人送别，不时地仰望着满天寥廓的秋色。一个“望”字，既刻画出送行者忧愁的神情，又表现出对行者扬帆离去的无限依恋的断肠心境。“明日”二句，由景入情。黄花，菊花，比喻李氏。这既符合时令，又借以抒发“风里落花谁是主”（李璟《浣溪沙》）的感慨。词人想起明日就是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而彼此却在此时分别，再难团聚，情何以堪。因此心中愁绪更添。
“别岸风烟”三句，由当时的送行转到想象别后途中情景。目送孤舟飘逝，已感到凄然欲绝，更何况随着江风和雾霭远去的行舟，今宵还不知道停靠在什么地方！正是两情缱绻，难以割舍。“不如”二句，进一层写内在的思绪。随着物景的转换，词人心潮起伏。他想化身为江上的明月。可是词人自恨不能如江月，不能在清夜光照情人，与之同行。
下阙开头“船过采石江边”一句，笔力宕开，而意脉不断。紧接着“望夫山下”二句，词人想李氏到此一定会感慨古事的。安徽当涂有望夫山，靠近采石矶。这里有着美丽动人的望夫化石传说，也许她会从这感人的爱情故事中联想到夫妻情爱之深，因而对自己被遣归的不幸命运，不堪其悲苦。
“德耀归来，虽富贵，忍弃平生荆布”二句，反用南朝齐江袥故事。孝祥与李氏私下结合的时候，还是一个没有功名的少年书生，后廷试中进士第一，虽已富贵但不能抛弃这位曾经同甘共苦的贤妻。这是他心中痛苦的呼唤，也是对遣归李氏的悔恨和自责。
“默想音容”三句，揭示蕴藏内心复杂的意绪。词人在暮色苍茫中独立在长着香草的水边高地上，凝望着远去的行舟，脑海里既浮现起她的音容声貌，悲恨满脸；又遥念着幼稚的儿子。正是牵肠挂肚，思绪难平。
歇拍“桐乡君子”二句，情意萦纡，缠绵悱恻。桐乡，春秋时桐国地，在今安徽桐城县北，这里即指桐城。由于孝祥对遗弃李氏讳莫如深，所以不能用当时的地名来泄露她的真实去处。词人唯一希求的是，桐乡的君子，想到他在这里心身憔悴而能体谅被迫拆散的苦衷。
《郑伯克段于鄢》是编年体史书《左传》的一个片段，却俨然一篇完整而优美的记事散文。文章把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具体可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仿佛真的进入了时间隧道，面对面地聆听历史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一事件的缘起、发生、发展和最后结局。从而，不仅让我们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而感悟到郑国最高统治者内部夺权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
《郑伯克段于鄢》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记叙得法。此文并不平铺直叙地记述事件的发展过程，而是紧紧抓住相关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及其言行展开记述。这样，不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决定着事件的发展和结局；同时又使我们在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
通过《郑伯克段于鄢》，我们还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左传》的一种总体行文特点，即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这种手法，也正是《春秋》一书所用的手法。即后来常说的“春秋笔法”。即如我们所说的郑庄公阴险狡诈、姜氏偏心溺爱、共叔段贪得无厌，并非作者直接告诉我们，而是通过他们各自的言行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好的叙事体作品，作者的倾向是在真实而客观地叙述和描写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
《郑伯克段于鄢》结构完整，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尤其是把郑庄公老谋深算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郑庄公先封叔段于京，又听任叔段“不度”，“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既而“收贰以为己邑”，最后"伐诸鄢"，有人认为表现了庄公的"仁慈"和"忍让"，有人却认为他是有意"养成其恶"．此事是春秋开篇的第一则故事，除了说明多行不义必自毙之外还讲说了兄弟的悌，以及后面颍考叔劝君，庄公掘地见母表现出的孝及君臣之义，是孝悌故事中的经典。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