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表面看来，这首诗一句写窗外，一句写窗内，一句写所见，一句写所想，简单直白，似乎无甚可赏。其实颇有可品味寻觅处。
早春二月，已是暖意融融，仲春季节，百花正待开放，却唯见成阵的杨花如春云般荡漾。开篇吟咏，就给人带来一种中心无主，寂寞无依之感，而飘荡的杨花又偏偏涌起阵阵热浪直袭闺中帐前，惊扰、触动了诗中主人公的心绪，这样就非常自然地从窗外化入窗内，把女主人公的活动场景展现出来。“龟甲屏风”，指用杂色玉石拼镶成龟壳纹路的屏风，这里以点概面，在描绘室内华丽装饰时，暗示了这位女主人公的身份，却又不一语道尽，给人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再以“醉眼缬”喻全人。醉眼，描绘闺中少妇醉眼迷离，娇态可掬。诗人在这里用“醉眼缬”三字刻画这位衣着华丽的闺中少妇春情缱绻，无计自适，故而浮白以遣穷绪，盛妆以求慰藉，与“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意思相似，只是在表现上更为委婉而隐含。华美的衣着反衬出内心的空虚、惆怅，女为悦己者容，然悦己者不在眼前。迷离的醉态可见得感情的寂寞、孤独，闺中独处无伴，无人可与对饮。这位少妇既无意于社燕归来春已浓，也无意于闲将诗草临窗读，个中缘由自然引发读者的关切和猜想。而其中的消息，是从三、四两句中隐隐透出的。
“东家蝴蝶西家飞，白骑少年今日归。”彩蝶纷飞，出现在诗人们的笔下总是会引起人们对一份人间美好情意的憧憬和追求，双飞的蝴蝶又往往象征了情人间的依依相恋、两心相许，是人间感情的净化和升华。但这一切，对寂寞闺中人来说，引起的却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心态活动。她已无法如彩蝶般双飞，自由而又无所羁，不禁怨恨双飞的蝴蝶偏在她独处空闺时翩翩起舞，进而想到是谁使她独守空闺由羡虫蝶双飞而怨彩蝶双飞。恨、爱、哀、怨一齐引向那个使她空虚惆怅、寂寞孤独的白骑少年。“白骑少年今日归”是爱情的期盼。殷殷的希望、浓浓的情愫、冷冷的失意，一起袭向这位闺中独处的少妇，而以杨花成阵直扑帐前领起，惊扰了闺中人，触动了芳心，撩乱起一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思绪，尽在这不用典、不深奥、看似简单直白的二十八字中。
李长吉“天才奇旷，又深于南北朝乐府古调，得其怨郁博艳之趣，故能镂剔异藻，成此变声”（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他的诗常常营造出一种使人恍如进入珠宫贝阙之中，置身七宝楼台之内，让人目不暇接的境界；又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故又被后人称为“鬼才”，“鬼仙之词”。但这首《蝴蝶飞》却一反他的奇幻瑰诡而写得温婉清丽。诗人写杨花飞舞、龟屏富丽，并把神情倦怠，心中寂寞，懒出闺门一步的少妇均隐在这一动一静中，笔墨不多，凝静而传神；写蝴蝶飞舞，少年当归，又融情于景，浓而不艳，从中可看出诗人李贺诗风和情感的另一面。
“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值此白露时节，秋草已生满庭院，更加思念远在长安的亲人。“秋草”、“白露”更加形象的体现出秋天的清冷，为下文抒别情离思定下基调。南朝宋诗人谢惠连有《捣衣》诗，亦写秋景秋意，其中有云“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韦诗与之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谢诗写思念丈夫，韦诗写思念诸弟而已。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与韦应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年岁也相仿。据说怀素在寺院附近种有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没日没夜地练，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在当时就颇为流传。诗人戴叔伦比韦应物大五岁，晚年上表请为道士，他写过一首《赠鹤林上人》绝句：“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可见在芭蕉叶上写字、抄经卷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据统计，“芭蕉”意象在《全唐诗》中出现过七十次，多与思人有关。诗人于百无聊赖中，乃于芭蕉叶上题诗。“独”字的运用更突现思弟心情之急，更见情深意长。
这首诗并无太高深的思想，也无特别突出的艺术技巧，只是以“芭蕉题诗”一句画龙点睛，表达出一种生活化的细微感触和情怀。其实，中国的古诗，都特别富有这种“琐屑”的韵致。这种“琐屑”，可以是感情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感情往往因为平淡而愈显得真实，没有大喜大悲的做作，只是平心静气，节制简洁。不仅如此，在遣词布局上，韦诗也都以淡泊质朴见长。总之，用琐屑细致的描写手法来表达自己深沉的思想情感，没有磅礴的气势，却以微小的细节打动人；没有华丽的语言修饰，却在平淡中见真知，这是韦应物写诗的一大法宝。与之相比，韩愈喜欢剑走偏锋，用一些怪的字句，不免有逞奇之弊。白居易的诗虽然平易，但在布局上往往过于讲究回环曲折，与韦诗相比，又少了一份古朴温厚之气。
第一首是写元军攻陷金都汴京后，劫掠大批妇女送往塞外一事。诗以路旁横竖倒卧的囚犯开篇，可以想见众多囚犯（俘虏），有死有活，有病有残，哀哀躺卧，不忍入目。第二句写毡车辘辘，如流水般地北驰着。装载着什么，后两句做了说明，原来毡车里满载在汴京抢劫来的红粉佳人。她们哭声震天，欲死不得，想逃不能，将要去做蒙古统治者的奴仆姬妾，任人蹂躏。她们哭不绝声，一步一回头，望着可爱的故乡，在元军的监押下离开了故土。诗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多么残忍的劫掠图！
第二首是写元军破坏寺庙，抢劫财物的罪行。这首诗直抒其事，抓住军营驻地把寺院的木佛砍了做柴烧一事，既表现了他们的蛮横，也说明劫难的残酷程度，就连神佛的安全也不保了。此诗揭露深刻，用意巧妙。元军不仅破坏京城文化古迹，还把珍贵的乐器、祭祀珍宝等劫走。第三句反诘一句，跌宕一笔，更进一步揭露了元军劫掠之多的罪行，以“大船浑载”的事实，激发人们对侵略者的憎恨。
第三首绝句以十分洗练的笔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荒寂凄凉的画面。在构图上，诗人选择了白骨、荒沙、破屋、疏烟等最具有特征性的景物着力刻画，写出多年战乱的浩劫对农村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桑梓繁茂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在这一片焦土荒漠上，尸骨纵横相藉，寒鸦聒噪争食，被洗劫一空的村村寨寨，只剩下了一堆堆焦黑断砖碎瓦，一两座屋舍的残垣中冒出几缕孤烟。这就构成了一幅荒凉、萧索、残破、恐怖、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高度概括地显示了战乱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灭顶之灾。这画面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揭露和控诉力量，诗人又巧用画龙点睛之笔，将自己主观感情的抒发融入景物描写之中。第三句的“河朔生灵尽”正是一笔点出了整幅画面的主题——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地区，在频仍残酷的战乱中几近生灵绝灭，这是一场多么巨大的民族悲剧啊！这抒情饱含血泪，凄楚悲愤，与萧索荒凉的画面融为一体，形成了苍凉悲惨的意境，读来余味无穷。
《北渡》三首写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诗中句句都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通过这些事实，读者可以体味出侵略者骄横强暴到了何种地步，亡国之民遭受的是怎样的凌辱和痛苦。大道上奔驰的是满载战胜者和他们掠夺来的珍贵物品的蒙军毡车，黄河中行驶的是把汴京城里贵重物资都装走了的蒙古大船；而僵卧在大道两旁的则全是用绳索捆绑着的亡国兵、民，跟随在蒙军马后的是“一步一回头”的受凌辱的妇女，河朔大地死尸如麻，人烟稠密的农村，现在剩下的都是些断垣破屋和零零落落的几户炊烟了。诗中还特意强调了象征文明的“木佛”和“大乐编钟”竟被随意处置，木佛贱于柴，编钟满市排，斥责野蛮侵略者不仅抢夺物资、人口，还对古代文明进行了肆意的亵渎、践踏，这是诗史，对后世很有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