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是一首咏史词,赞颂了桓温多面的性格与才能,体察其壮志难酬的压抑,并渗入了词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是一首上佳之作。
“冷清清、荒台败瓦,日斜来吊宣武”,以写景开篇,描写此时此地的荒凉,突出沧桑之意。“如云宾从当年事,面对青山歌舞”,这是先抑后扬的手法,极力表现当年桓温幕府的繁华场面,但这身前的煊赫与身后的冷清,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多么大的心理反差和感觉。历史上桓温幕下贤才毕集,谢安、谢玄、郗超、王珣、顾恺之、袁弘、习凿齿、车胤……都是一时之英杰。接着是人物的正式出场,在高高的华盖下,坐着一位“猬须石眼”的如虎之人。然后作者提到他也曾有过雄踞南方四州的伟绩,甚至还有篡权窃国的雄心抱负,“匆匆”二字已饱含有对桓温“做贼”的批评之意。“更何情绪”?这疑问问出了桓温表面风流倜傥,心中却是想着窃国篡权,因此,他就不会有周瑜那样的真风流。
过片,接歇拍而来,“休相笑”,意在纠正前人的误解。他对桓温宣武的态度由贬转褒,对这位雄才大略又文采风流的历史人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达了其钦佩与惋惜之意。在《桓温墓》一诗中,他也写过“虎视中原气未伸,一生功罪总难论”的句子。“此儿还有佳处”、“尚解登山作赋”化用经史成句,运散笔,发议论,有几分辛稼轩的风采。“一时裙屐原潇洒,谁料转头黄土”,“裙屐”对“黄土”,用鲜明的物象带出丰厚的沧桑之意。接着“江月苦”二句回到题面,回到白纻山。大江东去,浪淘尽桓温一生经营。和“做贼”对照,“雄心”才是词人内心深处对桓温的真实评价。这正是对以桓温为“贼”的“主流价值观”的背离。“听漠漠苍林,非丝非竹,打起佛楼鼓”,以景作结,呼应开篇。“非丝非竹”让人联想起桓温与孟嘉那段著名的对话,桓温“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说堪称知乐,孟嘉“渐近自然”之答更是精妙。若论天籁,不假外物、不受束缚的人生才是天籁。“泪尽金城空感逝,歌残白纻定伤神”(《桓温墓》),佛骨诚然让人息心使人忘机,可这不是开创帝王之业的桓温之所需要。问世间侧耳向佛骨者,几人不是为势所迫,为时所逼?这是那个盛世时代带给黄仲则的压抑、无奈和屈服,也是他骨子里所无法忍受的东西。也许这种情绪和反抗才是本词的真正主旨所在。
“我居北海君南海”,起势突兀。写彼此所居之地一“北”一“南”,已露怀念友人、望而不见之意;各缀一“海”字,更显得相隔辽远,海天茫茫。作者跋此诗云:“几复在广州四会,予在德州德平镇,皆海滨也。”
“寄雁传书谢不能”,这一句从第一句中自然涌出,在人意中;但又有出人意外的地方。两位朋友一在北海,一在南海,相思不相见,自然就想到寄信;“寄雁传书”的典故也就信手拈来。李白长流夜郎,杜甫在秦州作的《天末怀李白》诗里说:“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强调音书难达,说“鸿雁几时到”就行了。黄庭坚却用了与众不同的说法:“寄雁传书——谢不能。”意谓:我托雁儿捎一封信去,雁儿却谢绝了。“寄雁传书”,这典故太熟了,但继之以“谢不能”,立刻变陈熟为生新。黄庭坚是讲究“点铁成金”之法的,王若虚批评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卷下)类似“剽窃”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上面所讲的诗句,可算成功的例子。
“寄雁传书”,作典故用,不过表示传递书信罢了。但相传大雁南飞,至衡阳而止。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云:“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秦观《阮郎归》云:“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黄庭坚的诗句,亦同此意;但把雁儿拟人化,写得更有情趣。
第二联在当时就很有名。这两句诗所用的词都是常见的,甚至可说是“陈言”,谈不上“奇”。张耒称为“奇语”,当然是就其整体说的;可惜的是何以“奇”,“奇”在何处,他没有讲。其实,正是黄庭坚这样遣词入诗,才创造出如此清新隽永的意境,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任渊说这“两句皆记忆往时游居之乐”,看来是弄错了。据《黄几复墓志铭》所载,黄几复于熙宁九年(1076年)“同学究出身,调程乡尉”;距作此诗刚好十年。结合诗意来看,黄几复“同学究出身”之时,是与作者在京城里相聚过的,紧接着就分别了,一别十年。这两句诗,上句追忆京城相聚之乐,下句抒写别后相思之深。诗人摆脱常境,不用“我们两人当年相会”之类的一般说法,却拈出“一杯酒”三字。“一杯酒”,这太常见了,但惟其常见,正可给人以丰富的暗示。沈约《别范安成》云:“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云:“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杜甫《春日忆李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故人相见,或谈心,或论文,总是要吃酒的。仅用“一杯酒”,就写出了两人相会的情景。诗人还选了“桃李”、“春风”两个词。这两个词,也很陈熟,但正因为熟,能够把阳春烟景一下子唤到读者面前,用这两个词给“一杯酒”以良辰美景的烘托,就把朋友相会之乐表现出来了。
其实要用七个字写出两人离别和别后思念之殷,也不那么容易。诗人却选了“江湖”、“夜雨”、“十年灯”,作了动人的抒写。“江湖”一词,能使人想到流转和飘泊,杜甫《梦李白》云:“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夜雨”,能引起怀人之情,李商隐《夜雨寄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在“江湖”而听“夜雨”,就更增加萧索之感。“夜雨”之时,需要点灯,所以接着选了“灯”字。“灯”,这是一个常用词,而“十年灯”,则是作者的首创,用以和“江湖夜雨”相联缀,就能激发读者的一连串想象:两个朋友,各自飘泊江湖,每逢夜雨,独对孤灯,互相思念,深宵不寐。而这般情景,已延续了十年。
晚唐温庭筠不用动词,只选择若干名词加以适当的配合,写出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诗,真切地表现了“商山早行”的情景,颇为后人所称道。欧阳修有意学习,在《送张至秘校归庄》诗里写了“鸟声梅店雨,柳色野桥春”一联,终觉其在范围之内,他自己也不满意(参看《诗话总龟》、《存余堂诗话》)。黄庭坚的这一联诗,吸取了温诗的句法,却创造了独特的意境。“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都是些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其中的每一个词或词组,都能使人想象出特定的景象、特定的情境,展现了耐人寻味的艺术天地。
同时这两句诗,还是相互对照的。两句诗除各自表现的情景之外,还从相互对照中显示出许多东西。第一、下句所写,分明是别后十年来的情景,包括眼前的情景;那么,上句所写,自然是十年前的情景。因此,上句无须说“我们当年相会”,而这层意思,已从与下句的对照中表现出来。第二、“江湖”除了前面所讲的意义之外,还有与京城相对的意义,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就是明显的例证。“春风”一词,也另有含意。孟郊《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和下句对照,上句所写,时、地、景、事、情,都依稀可见:时,十年前的春季;地,北宋王朝的京城开封;景,春风吹拂、桃李盛开;事,友人“同学究出身”,把酒欢会;情,则洋溢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中。
“桃李春风”与“江湖夜雨”,这是“乐”与“哀”的对照;“一杯酒”与“十年灯”,这是“一”与“多”的对照。“桃李春风”而共饮“一杯酒”,欢会极其短促。“江湖夜雨”而各对“十年灯”,飘泊极其漫长。快意与失望,暂聚与久别,往日的交情与当前的思念,都从时、地、景、事、情的强烈对照中表现出来,令人寻味无穷。张耒评为“奇语”,并非偶然。
后四句,从“持家”、“治病”、“读书”三个方面表现黄几复的为人和处境。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这两句,也是相互对照的。作为一个县的长官,家里只有立在那儿的四堵墙壁,这既说明他清正廉洁,又说明他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于“治病”和“读书”,无心、也无暇经营个人的安乐窝。“治病”句化用《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的一句古代成语:“三折肱,知为良医。”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三次跌断胳膊,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好医生,因为他必然积累了治疗和护理的丰富经验。在这里,当然不是说黄几复会“治病”,而是说他善“治国”,《国语·晋语》里就有“上医医国,其次救人”的说法。黄庭坚在《送范德孺知庆州》诗里也说范仲淹“平生端有活国计,百不一试埋九京”。作者称黄几复善“治病”、但并不需要“三折肱”,言外之意是:他已经有政绩,显露了治国救民的才干,为什么还不重用,老要他在下面跌撞呢?
尾联以“想见”领起,与首句“我居北海君南海”相照应。在作者的想象里,十年前在京城的“桃里春风”中把酒畅谈理想的朋友,如今已白发萧萧,却仍然像从前那样好学不倦。他“读书头已白”,还只在海滨作一个县令。其读书声是否还像从前那样欢快悦耳,没有明写,而以“隔溪猿哭瘴溪藤”作映衬,就给整个图景带来凄凉的氛围;不平之鸣,怜才之意,也都蕴含其中。
黄庭坚推崇杜甫,以杜甫为学习榜样,七律尤其如此。但比较而言,他的学习偏重形式技巧方面。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而杜甫的杰出之处主要表现在以“穷年忧黎元”的激情,艺术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广阔现实。诗的语言,也丰富多彩,元稹就赞赏“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的一面。当然,杜甫的不少律诗,也是讲究用典的;黄庭坚把这一点推到极端,追求“无一字无来处”,其流弊是生硬晦涩,妨碍了真情实感的生动表达。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这首《寄黄几复》,就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处”。但并不觉晦涩;有的地方,还由于活用典故而丰富了诗句的内涵;而取《左传》《史记》《汉书》中的散文语言入诗,又给近体诗带来苍劲古朴的风味。
黄庭坚主张“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他的不谐律是有讲究的,方东树就说他“于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气即随此以见”。在这一点上,他也学习杜甫。杜甫首创拗律,如“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等句,从拗折之中,见波峭之致。黄庭坚推而广之,于当用平字处往往易以仄字,如“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等都句法拗峭而音响新异,具有特殊的韵味。这首《寄黄几复》亦然。“持家”句两平五仄,“治病”句也顺中带拗,其兀傲的句法与奇峭的音响,正有助于表现黄几复廉洁干练,刚正不阿的性格。
这首秋夜抒怀之作,具有李后主词的一般风格。它没有用典,没有精美的名物,也没有具体的情事,有的只是一种顾影自怜,空诸一切的观念。一切都是那么朴素,那么明白,却又令人低回与困惑。大约是词人后期之作吧。读这类词,最要玩味其中环境氛围的创造,和抒情主人公浅貌下的深衷。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开头两句是说,昨天夜晚,风雨交加,遮窗的帐子被秋风吹出飒飒的声响,窗户外传来了令人心烦的风声雨声,整整响了一夜。首两句写秋夜风雨,完全是白描化的。表面看来,风雨大作,怪嘈杂的,其实除了“飒飒秋声”外,此时更无别的声音,反而见出夜的寂静。令读者觉得其境过分清冷,几乎要倒抽一口冷气。此种词句,最见后主本色。
“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这两句是说,蜡烛燃烧得所剩无几了,壶中水已漏尽,我不停的多次起来斜靠在枕头上。躺下坐起来思绪都不能够平稳。这两句出现了抒情主人公,这人物给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是他过于清醒,他熬到“烛残”,听得“漏断”(更鼓歇),可见是一夜未曾入眠了。这清醒状态的描写,正好逼出下片的感慨。另一个印象便是它方寸烦乱,“频欹枕”的“频”字,表明他在床上是辗转反侧,五内俱热。后来干脆不睡了,但内心仍不平静,表现在动作上便是“起坐不能平”。他到底为什么,这恰恰是词人不喜道破的。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这两句是说,人世间的事情,如同流水东逝,说过去就过去了,想一想我这一生,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以前荣华富贵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过片之后,全属抒情。这也许是最一般最普遍的人生感慨了,但对于不同的人,其中包含的人生体验之具体内容,则可以是各各不同的。此即《维摩经》所谓“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各随所解”。后主词所以能引起后世众多读者的共鸣,原因也在于此。这两句中的“漫”(作空解)、“算来”,表现出一种空虚、疑惑、迷惘感,是很传神的。
“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末两句是说,醉乡梦里平坦,也无忧愁,可常去,别的地方不能去。主人公无法摆脱人生的烦恼,却是因为他太清醒,太执着。最后两句,说穿了便是一醉解千愁,可词人换了个比喻性的说法——“醉乡路稳”,则其反面是醒者行路之难,故云“此外不堪行”。
全词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李煜后期作品的特色:情感真实,清新自然。尤其是这首词,作者对自己的苦痛毫不掩饰,把自己的人生感慨明白写出,不假饰,不矫情,简洁质朴,有现实感,虽然思想情调不高,但艺术价值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