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山海经》是陶渊明隐居时所写13首组诗的第一首。诗的前6句向人们描述:初夏之际,草木茂盛,鸟托身丛林而自有其乐,诗人寓居在绿树环绕的草庐,也自寻其趣,耕作之余悠闲地读起书来。情调显得是那样的安雅清闲,自然平和,体现出世间万物、包括诗人自身各得其所之妙。
接下来描写读书处所的环境。诗人居住在幽深僻远的村巷,与外界不相往来,即使是前来探访的老朋友,也只好驾车掉转而去。他独自高兴地酌酒而饮,采摘园中的蔬菜而食。没有了人世间的喧闹和干扰,是多么的自在与自得啊!初夏的阵阵和风伴着一场小雨从东而至,更使诗人享受到自然的清新与惬意。
诗的最后4句概述读书活动,抒发读书所感。诗人在如此清幽绝俗的草庐之中,一边泛读“周王传”,一边流览《山海经图》。“周王传”即《穆天子传》,记叙周穆王驾八骏游四海的神话故事;《山海经图》是依据《山海经》中的传说绘制的图。从这里的“泛览”、“流观”的读书方式可以看出,陶渊明并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只是把读书作为隐居的一种乐趣,一种精神寄托。所以诗人最后说,在低首抬头读书的顷刻之间,就能凭借着两本书纵览宇宙的种种奥妙,这难道还不快乐吗?难道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
本诗抒发了一个自然崇尚者回归田园的绿色胸怀,诗人在物我交融的乡居体验中,以纯朴真诚的笔触,讴歌了宇宙间博大的人生乐趣,体现了诗人高远旷达的生命境界。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群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诗人起笔以村居实景速写了一幅恬静和谐而充满生机的画面:屋前屋后的大树上冉冉披散着层层茂密的枝叶,把茅屋掩映在一派绿色中,满地的凄凄绿草蓬勃竞长,树绿与草绿相接,平和而充满生机,尽情的展现着大自然的和谐与幽静。绿色的上空鸟巢与绿色掩映的地上茅屋呼应,众多的鸟儿们环绕着可爱的小窝歌唱着飞来飞去,重重树帘笼罩的茅屋或隐或现,诗人踏着绿草,徜徉在绿海中,飘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任性自得中感悟着生命的真谛。这是互感欣慰的自然生存形态,是万物通灵的生命境界,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四月天耕种基本结束,乘农闲之余,诗人偷闲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衣食是生命必备的物质需求,诗人自耕自足,没有后顾之忧,无须摧眉折腰事权贵,换取五斗粮,在精神上得到自由的同时,诗人也有暇余在书本中吮吸无尽的精神食粮,生活充实而自得,无虑而适意,这样的生活不只是舒畅愉悦,而且逍遥美妙。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身居偏僻陋巷,华贵的大车一般不会进来,偶尔也有些老朋友来这里享受清幽。“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根据下文的语境应分两句解,上一句是说身居偏僻陋巷隔断了与仕宦贵人的往来。下一句中的“颇回”不是说因深巷路窄而回车拐走,而是说设法拐进来的意思,根据本文语境“颇回”在这里应当是“招致”的意思。老朋友不畏偏远而来,主人很是高兴,拿出亲自酿制的酒,亲自种的菜款待朋友,这里除了表示对朋友的热情外,同时含有诗人由曾经的士大夫转为躬耕农夫自得的欣慰。这是诗人对劳动者与众不同的观念突破,诗人抛弃做官,顺着自己“爱丘山”的天性做了农夫,在世俗意识中人们是持否定与非议的。诗人却以“羁鸟恋旧林”世俗超越回归了田园,是任性自得的选择,且自耕自足衣食无忧,是值得赞美的事。这里凸显诗人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果实招待朋友,不但欣慰自豪,而且在感情上更显得厚重与真挚。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这里一语双关,既写了环境的滋润和美,又有好风吹来好友,好友如好雨一样滋润着诗人心田的寓意。“泛览周王书,流观山海图”,这里“泛览”“流观”写的非常随心所欲,好像是在轻松愉悦地看戏取乐一样。诗人与朋友在细雨蒙蒙,微风轻拂中饮酒作乐,谈古论今,引发了诗人对闲余浏览《山海经》《穆天子传》的一些感想,诗人欣慰地对朋友说:他不仅是在皈依自然中觅到了乐趣,还在《六经》以外的《山海经》与《穆天子传》的传说中领略了古往今来的奇异风物,诗人的人生境界不但在现实中得到拔高,而且还在历史的时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升华,这俯仰间的人生收获,真使人欢欣无比!
与诗人生命交融一体的不仅是草木飞鸟,还有共享良辰美景的朋友,诗人体验到不仅是融入自然的怡然兴致,还有书中带来的时间长河中积淀的风物赏识,这样的人生快乐,在昏昏然的官场上是无法得到的。诗人在与天地与古今与人与物的交融中,合奏出宇宙运行中至高至美的欢乐篇章。
此诗貌似信手拈来的生活实况,其实质寓意深远,诗人胸中流出的是一首囊括宇宙境界的生命赞歌。
全诗意在记叙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的始末,竭力推崇韩碑的典雅及其价值。情意深厚,笔力矫健。韩碑既未抹煞李愬雪夜破城的丰功,也未特别铺张裴度的伟绩,态度比较公允。李商隐极力推崇韩碑,也就是同意韩氏的观点。叙议相兼,在艺术风格上受到韩愈《石鼓歌》的影响。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中说:“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
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公元817年(宪宗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本诗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但笔力矫健,很有感情,诗中一些名句也一直为人传诵。
这首诗是根据牛郎织女的故事而写成的乐府歌行。南朝梁殷芸《小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七月令》引)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这则神话将牛郎织女的被罚阻隔天河,诿之于织女的嫁后贪欢,懒惰废织,带有封建社会歧视妇女的思想遗毒。这首诗虽取材于此,但作者却是讴歌他们的深挚爱情,同情他们被迫分离;结尾又以“夜夜孤眠”不嫁人的嫦娥与之作比,似在暗示天地间较牛郎织女更为不幸的大有人在,足以启发人们深思。
全诗可分四段。开头四句为第一段,点明时令和鹊桥。“人间一叶梧桐飘,蓐收行秋回斗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西方之神“蓐收”开始行司秋令,北斗七星的斗柄已指向西方了。金风飒飒,银汉迢迢,星移斗转,这是多么迷人的夜空。这时“神官召集役灵鹊,直回天河云作桥”。神宫召集喜鹊,役使它们直回天河,云集为桥,以回织女与牛郎相会。这四句诗通过具有时令特征的景物和神话中的鹊桥显示七夕已到,为牛郎织女相会布置了环境,渲染了气氛。
“桥东”以下十二句为第二段,追溯牛郎织女唯七夕一相逢的原因。写了织女婚前、婚后和被谪归河东的全过程,内容与《小说》大致相同。但文辞流美,叙述宛转,富有情韵,远非《小说》可比。特别是增加了“绿鬓云鬟朝暮梳”一句,与充满着旷怨之情的“辛苦无欢容不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她“河西嫁得牵牛夫”,伉俪相得,极为如意的心情。她由“容不理”变为“朝暮梳”,是热爱男耕女织新生活的表现。诗人加上这一句,丰富了织女的形象,突出了她珍惜爱情、追求幸福的性格,使一个“得此良人”,心里甜丝丝、美滋滋的新嫁娘的身影跃然纸上,而那“贪欢”“废织纴”之说,已成了苍白无力的欲加之罪。
“别多”以下八句为第三段,写牛郎织女七夕乍会又离的悲痛。一年三百六十日,他们只有一个晚上能够相会,真是“别多会少”,但这是天帝的命令,无可奈何。如果是个忘情者,倒也罢了,却偏偏想起了从前夫唱妇随的无限恩爱,怎能不痛苦万分。他们匆匆相会,离愁别恨还未说完,可是“烛龙已驾随羲和”。神话传说中的烛龙(在北方无日处,目发巨光,睁眼为昼,闭眼为夜),已随御日车之神羲和拉着太阳从东方升起,一年一度的七夕就这样消逝了。守在河边监视他们的天官严厉执行天帝的命令,不管她们“相见时难别亦难”,天刚亮便无情地催促织女踏上“鹊桥归路”。她心痛似绞,喷涌的泪水,化作了滂沱大雨。但这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泪痕有尽愁无歇”,有尽的泪水又怎能冲洗掉无穷的离愁?这八句诗通过“恩爱多”与“别多会少”、“说不尽”与“烛龙已驾”、难割舍与灵官催发、泪有尽与“愁无歇”的矛盾,把织女内心的痛苦刻划得入木三分,真切感人。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是对织女的劝慰之辞。大意是说,织女你不要悲叹,天地固然无情,但你与牛郎一年一度总会相见一次,比起“夜夜孤眠广寒殿”的嫦娥来不知要好多少倍。天地之大,不仅只有嫦娥永久孤眠独宿,“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元稹《织夫词》);“所嗟不及牛女星,一年一度得相见”(施肩吾《古别离》)。人间羡慕织女的怨女真不知凡几,望夫石之多,亦是见证。诗人将嫦娥作为孤凄女子的化身,通过她与织女的对比,深化了主题。
这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不仅写了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场面,还追叙了织女婚前婚后的有关情节,展示了她心情变化的三个过程:嫁前“辛苦无欢容不理”;嫁后“绿鬓云鬟朝暮梳”;谪归“泪痕有尽愁无歇”。由怨而欢而悲,机声、玉指、愁容、欢态、叹息、眼泪都写到了。诗篇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她,使一个富有立体感的血肉丰满的少女形象活跃在读者面前。这是这首诗超过同题材的一般诗词的地方,无怪乎《侯鲭录》云:“此歌东坡称之”。
这首诗四句一组,一组一意,通俗流畅,平淡自然,是诗人“满口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贺方回乐府序》)的创作主张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