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36年（宋高宗绍兴六年）旧历二月，陈与义寓居苕溪畔的青镇，怀念对岸的两位朋友天经和智老，因而写下这首诗。
作品的开篇写时间变化，一夜之间，春水已涨，尽向东流，顿生怀友、访友之意。但笔意至此，先出一折，从自己写起。安于贫贱，甘于淡泊，在吟诗作赋的生涯中，看到杏花春雨又送来一个春天，心中充满了顺适之感。自己如此，友人也是一样。所以下面写到禅伯之多病，儒先之固穷。实则写己即写友，写友即写己，二者交相为用，互为生发，以见出心灵的相契，见出溪涨思友的心理依据。有了前面的铺垫，末二句就顺理成章地踏上了访友的路途。至于见到友人后的情形，却全都忽略了，留给读者自己去想像。但作者另有一诗题为《与智老天经夜坐》：“残年不复徙他邦，长与两禅同夜釭。坐到更深都寂寂，雪花无数落天窗。”其中对雨夜谈禅的描写，正可与此诗互相补充。
“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是陈与义的名句，曾经得到宋高宗的激赏。这一联写诗人观赏杏花，以诗自娱，以自然清新的笔触表现了诗人的平淡闲适之情，却并未道出诗人是喜是悲，是苦是乐，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就对仗来说，此联除了“里”、“中”外，其余都不算工对，但也正因为如此，反映了作者在古典诗歌的对仗艺术上所作的探索，因而曾被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列为“宋朝警句”。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六中对此作了分析：“以客子对杏花，以雨声对诗卷，一我一物，一景一情，变化至此。乃老杜‘即今蓬鬓改，但愧菊花开’，贾岛‘身事岂能遂，兰花又已开’，翻窠换臼，至简斋而益奇也。”对仗要求和谐工稳，是六朝以来的总体趋势；但至唐代发展到极致以后，一些有创造性的诗人如杜甫、韩愈等又致力于打破已成模式化的对仗方式，力图求新求变，突破这种工稳，以求得在不平衡中的平衡。到了宋人手里，就更是有意识地忽略字面上的工稳，而着重于两句之间的内在联系。陈与义的这一联，上句写客中吟咏送日的宁静、淡泊，下联写一个清丽的境界，从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至于两句之间在字面上是否的对，倒没有特别注意。从这个角度看，这联诗也反映了宋人对唐诗的发展。
这首诗第一句写养蚕的辛勤劳苦。诗人在这里没有过多地描写养蚕的过程，只是用“辛勤”与“得茧不盈筐”互相对照，突出了蚕事的艰辛。人们心中充满了怨恨，因此诗人在下句说这些养蚕人“灯下缥丝恨更长”。这句诗用茧丝来比喻蚕农的恨，既形象又贴切。劳动人民每天深夜都要抽丝织布，每一缕丝都是蚕农辛酸的记录，但是他们享受不到自己劳动的果实。劳动果实被统治者白白拿去，所以在他们心中充满了怨恨，那每一声织机的声响都是劳动人民的叹息，都是劳动人民的诉说。
第三句诗锋一转，写穿绫罗绸缎的贵人。他们穿着华美的衣服，然而他们哪里知道蚕农和织妇的辛酸，他们只知贪爱绣在绸缎上的鸳鸯图案。这样，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就更为明显，更清楚地点明封建社会贫富的对立，写出劳动人民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的愤恨和鄙视，诗的社会意义就更深刻，社会作用更广泛了。
全诗语言通俗，明白如话，前两句同后两句构成对比，使诗意更加鲜明，加强了诗的表现力，使诗的主题揭示得更加深刻。
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啰唝曲》“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的绝句脱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妇”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境。但较原诗来看，“闺怨”的含意更为显豁。“悔作”、“当逢”，口吻如生，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闺怨”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除上举的《啰唝曲》外，如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评：“意其远行，却在近处。总以行踪无定。”看来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却在远处”反了个向。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唐韩偓《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点绛唇》秋千词，“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云云，却为人传诵。可见夺胎前人成作，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
原诗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庐”。桐庐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别时只说到东吴”。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据周祁《名义考》，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湖州为中吴、润州为西吴，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闺怨”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