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家清早在新春。”北方的冬天，寒冷而漫长。在严冬方尽，余寒犹厉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春天来临的消息，哪怕只是一点新绿，一声鸟啼，那种惊喜之情是自不待言的。杨载的这首绝句，正是久冬逢春之时欣喜心情的表露。
“城雪初消荠菜生”点出地点和时令。“城”这里指元代京城大都，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在中国古代封建士子们的眼里，京城往往负载着他们的政治希望，仕途的沉浮荣辱往往决定于停驻京师或是离开京师。因此这个地点的深层意蕴决不能轻易忽略。“初消”指雪刚刚消完，或许还有一些残留。但严寒再也不能笼罩大地了。不是吗？几处丛生的荠菜已经冲破开始酥松的冻土，崭露出勃勃的生机。可能它还很微弱，但在满目萧瑟的初春之际，任何一点新绿都是生命勃发的象征，都蕴含着无尽的希望。所以这个细节也不能忽略。
“角门深巷少人行”以环境的寂静落寞，说明诗人境况的冷落。“角门”指偏门，是诗人到达京师后的寓所之门。“深巷”指偏僻的小巷。有元一代，儒士的地位、出路和境遇始终是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在起用儒士为官的问题上存在着民族歧视，以及与此有关的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元代的科举又时行时废，科举制度本身又有诸多不利于汉族士子的规定。因此，汉族士子进仕的机会非常有限。杨载自幼博览群书，期待“应有声名达帝前”，但直到四十多岁才以布衣召为国史院编修官。故而初到京师，门前冷落，大有“贫在闹市无人问”之慨。
然而，就在这寂寞寥落的偏僻小巷里，突然“柳梢听得黄鹂语”，一声清脆的鸟鸣，从柳梢枝头传了下来，打破了所有沉寂。黄鹂本无情，此时却有语。这与其说是黄鹂的鸣叫，倒不如说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一声欢呼：尽管自己仕途艰难，但现在不是已经奉诏进京了吗？希望就在眼前！“此是春来第一声”把诗人心中那惊喜之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到处莺歌燕舞”固然更为繁华热闹，但已经没有“春来第一声”的新鲜感了。唐代诗人韩愈《春雪》诗中“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两句，形象地刻画了刚刚感觉到春天来临之前的心理状态。些微淡淡的绿芽，就使人又惊又喜，何况第一声鸟鸣呢！更何况是善解人意的黄鹂呢。唱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声欢呼呢！
杨载所著《诗法家数》一书，曾提到写景要“景中含意”。本诗所设之景，无一不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流露，的确达到了“景中含意”。“景中含意”也就是情景交融。这首绝句淡淡写来，似乎毫不经意，但兴象自然，意境优美，深得唐人三味，称得上是元代“宗唐 ”风气中成功的作品。
这首诗前四句描写蓼花似火，绽放在水上，水鸟划过水面，惊得鱼儿上下穿梭，在这充满动感的背景下，千万顷的荷花绽放在水面之上，与满池荷叶红碧相间。最后两句想象荷花如同孙武当年斩落的宫女头颅。全诗写景雅致，想象奇特。
诗的前四句描绘了一幅美丽雅致、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蓼花似火，绽放在水上，蘸入水中的，红色亦不改；水鸟划过水面，惊得鱼儿上下穿梭。就在这显示着大自然美妙与神秘的、充满动感的背景下，千万顷的荷花烂漫夺目地绽放在水面之上，与满池荷叶红碧相间，与千顷碧波相映生色。
诗人把荷花写得无限妖饶，充满生机，但是最后两句的想象，却充满了血腥和不祥：“孙武已斩吴宫女，琉璃池上佳人头。”诗人实在无法表达内心深处对荷花的独特感受，于是生发出一个兵家典故：孙武斩吴宫女。这个典故出自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诗人把荷花比喻成孙武当年斩落的宫女的头颅。用“佳人头”作为诗歌意象来形容莲花的鲜艳、娇美，前所未有。这个比喻险怪、冷艳，带有几分杀机，包含着一个附庸国国君潜意识中的不平之气。不过如此一来，如火的蓼花映照下的水面则宛若一池血水，难怪当时人们都认为此诗不是吉兆。
宗泽是宋代与岳飞齐名的抗金名将，陆游有两句著名的诗“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剑南诗稿》卷二五《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就是把两人相提并论的。他的诗虽所存不过二十来首，但一部分诗从一个抗金将领的角度反映了宋朝的抗金战争，很有特色。《早发》便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首。
《早发》写宗泽率领自己的军队于清晨出发，去进行一次军事活动。全诗的气氛可以用诗中的一个“静”字来概括。这“静”既是早晨的大自然所特有的宁静，又是纪律严明的宗泽部队行军时的肃静，更是一场激战即将来临之前的寂静。这三种“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逼真的行军图。
“繖幄垂垂马踏沙”，写的是行进中的军队。“繖幄”是主帅行军时所用的仪仗，“垂垂”是张开的伞有秩序而无声地移动的样子，给人以静悄悄的感觉。“马踏沙”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那战马踩着沙地所发出的沙沙声，更衬托出行军队伍的整齐与肃静。这一句的特色，就在于用一个视觉画面表现了一个听觉印象；而行军队伍的肃静不哗，正是反映了宗泽部队的纪律严明，有战斗力。
“水长山远路多花”写了行军队伍周围的自然景色。悠长的流水、绵亘的远山、点缀于路旁的野花，这三者所构成的意境，是一种大自然在清晨时分的静谧。大自然的宁静与行军队伍的肃静互相映衬。“水长山远”既是说的自然景色，又暗示了行军路线之长。而宗泽既有闲情雅致欣赏周围的山水花草，则表明他对即将来临的军事行动早已成竹在胸，为下面一句的正面描写作了很好的铺垫。
“眼中形势胸中策”，正面描写了主人公的思想活动。“眼中形势”，是指当时的抗金形势；“胸中策”，是指他将要采用的战略战术。宗泽骑在马上，分析着当时的形势，考虑着自己的对策，觉得一切都已了然于胸中。正因为这样，所以“缓步徐行静不哗”，让部从放慢速度，坚定而又稳重地向前行进，静悄悄地没有喧哗之声。最后一句所表现的，是一种名将指挥下的部队的风貌。在“静不哗”中，既表现了严明的纪律，也表现了激战来临之前的肃穆气氛。
这首诗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平平实实，不作豪迈语，却写出了一个大将的风度，一直脍炙人口。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