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在五、七言绝句中，五绝较为近古；前人论五绝，也每以“调古”为上乘。温庭筠这首五绝，却和崇尚真切、浑朴、古澹的“调古”之作迥然有别。它的意境和风格都更接近于词，甚至不妨说它就是一种词化的小诗。

　　碧磵驿所在不详，据次句可知，是和诗人怀想的“楚国”相隔遥远的一所山间驿舍。诗中所写的，全是清晨梦醒以后瞬间的情思和感受。

　　首句写旅宿者清晨刚醒时恍忽迷离的情景。乍醒时，思绪还停留在刚刚消逝的梦境中，仿佛还在继续着昨夜的残梦。在恍忽迷离中，看到孤灯荧荧，明灭不定，更增添了这种恍在梦中的感觉。“残梦”，正点题内“晓”字，并且透出一种迷惘的意绪。不用“孤灯”而用“香灯”这种绮丽的字面，固然和诗人的喜作绮语有关，但在这里，似有暗示梦境的内容性质的意味，且与全诗柔婉的格调取得统一。“香灯”与“残梦”之间，着一“伴”字，不仅透露出旅宿者的孤孑无伴，而且将夜梦时间无形中延长了，使读者从“伴残梦”的瞬间自然联想到整个梦魂萦绕、孤灯相伴的长夜。

　　次句忽然宕开，写到“楚国在天涯”，似乎跳跃很大。实际上这一句并非一般的叙述语，而是刚醒来的旅人此刻心中所想，而这种怀想又和夜来的梦境有密切关系。原来旅人夜来梦魂萦绕的地方就是远隔天涯的“楚国”。而一觉醒来，惟见空室孤灯，顿悟此身仍在山驿，“楚国”仍远在天涯，不觉怅然若失。这真是山驿梦回楚国远了。温庭筠是太原人，但在江南日久，俨然以“楚国”为故乡。这首诗正是抒写思楚之情的。

　　“月落子规歇，满庭山杏花。”三、四两句，又由心之所系的天涯故国，转回到碧磵驿的眼前景物：月亮已经落下去，“啼夜月，愁空山”的子规也停止了凄清的鸣叫声；在晓色朦胧中，驿舍的庭院正开满了繁茂的山杏花。这两句情寓景中，写得非常含蓄。子规鸟又叫思归、催归，鸣声有如“不如归去”。特别是在空山月夜，啼声更显得凄清。这里说“月落子规歇”，正暗透出昨夜一夕，诗人独宿山驿，在子规的哀鸣声中翻动着羁愁归思的情景。这时，子规之声终于停歇，一直为它所牵引的归思也稍有收束，心境略趋平静。就在这种情境下，诗人忽然瞥见满庭盛开的山杏花，心中若有所触。全诗也就在这但书即目所见与若有所感中悠然收住。对这景物所引起的感触、联想和记忆，则不着一字，任凭读者去寻味。这境界是美的，但似乎带有一点寂寞和忧伤。其中蕴含着一种愁思稍趋平静时目遇美好景物而引起的淡淡喜悦，又好像在欣喜中仍不免有身处异乡的陌生感和孤孑感。碧磵驿此刻已经是山杏盛开，远隔天涯的“楚国”，想必也是满目春色、繁花似锦了。诗人当日目接神遇之际，其感受与联想可能本来就是浑沦一片，不甚分明，因此笔之于纸，也就和盘托出，不加点醒，构成一种朦胧淡远的境界。这种表现手法，在温词中运用得非常普遍而且成功，像《菩萨蛮》词的“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等句，都是显例。对照之下，可以发现“月落子规歇，满庭山杏花”两句，无论意境、情调、语言和表现手法，都与词非常接近。

　　这首诗几乎通篇写景（第二句从抒情主人公心中所想的角度去理解，也是写景，而非叙事），没有直接抒情的句子，也没有多少叙事成分。图景与图景之间没有勾连过渡，似续似断，中间的空白比一般的诗要大得多。语言则比一般的诗要柔婉绮丽，这些，都更接近词的作风。温庭筠的小诗近词，倒主要不是表明词对诗的影响，而是反映出诗向词演化的迹象。

　　诗的首联写斗转星移，岁月不居，昨晚除夕还是寒冷的隆冬，今朝大年初一起来年已经是和煦的春天。这两句通过斗柄指北向东转动的快速过程显示时间的推移，节序的更替，暗点了题中的“元日”。

　　颔联写诗人已进入四十岁的壮年时期，本应出仕，大有作为，但未曾得到一官半职，虽然如此，他对农事还是非常重视，非常关心。这一联概述了诗人仕途的遭际，表露了他的农本思想，体现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可贵品质。诗人既初隐于鹿门，不仅结交了大批淳朴善良的农夫野老；同时又直接参与了田事劳作。自然有了对农村的深厚的感情，忧喜以共，苦乐同心。但另方面，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不能叫他完全没有奋飞冲天的幻想，正是这样，在诗句里才有“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的叹息。时代的隐者都有远大的志趣。所以无论他的出山或其后的再次归田，都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农村乡土真挚的爱恋。

　　颈联展示的是一幅典型的田园牧歌图。白天。在田间，诗人和农父一起扶犁耕作；傍晚，在路上，诗人荷锄伴牧童一道回归村庄。由此，人们仿佛可以看到诗人与农父并肩劳动，促膝休息，“但道桑麻长”的情景；仿佛可以听到诗人与“短笛无腔信口吹”的牧童应和的笛音歌声，从而深深地体味到田园风光的美好，田园生活的快乐。

　　尾联扣题，明确点题，写田家元日之际凭借占卜纷纷预言今年是一个丰收年。显然，这首诗没有状写辞旧迎新的热闹，没有抒发节日思亲的情感，而是将诗人自身恬淡，惬意的情趣水乳般交融于节日气氛之中，令人读来自觉有一种和谐自然之美。

　　诗中首尾两联反映了我国古代农民非常重视观测天象，注意气候、节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其中虽有某种程度的迷信色彩，但更多的是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中间两联叙写了自已的隐居生活内容，其中隐隐透露了作者不甘隐居躬耕的心情，说明他的鹿门隐居只是为了取得清高的声望，以便得到引荐达到入仕的目的。这首诗既叹自己的不遇，惜壮志之难伸；又复悲天悯人，忧农收之不丰，隐然有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怀抱。本来，士各有志，人各有愿；而在总的希望的水中，九派百支，主流总趋于一个定向：愿年年月圆花好，愿岁岁人寿年丰。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这首诗叙写了诗人新年伊始的心绪。前四句写时光匆匆，又一年开始了，自己已届四十，仍未做官，不禁产生淡淡的哀伤。后四句写自己与牧童、农人一起推测气候、年成，不觉又有一丝自适之情。全诗没有明显的起伏，语调平和，而静味深长。尾句“共说此年丰”当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农田耕种的丰收，二是企盼即将去长安赴试有一个好的结果。

　　“举秀才，不知书。”凡举作秀才科的人，本应文才深秀、学富五车，但实际上却连字都不识，于是便产生了名与实强烈的对比，夸张又并不让人觉得虚诞。

　　“察孝廉，父别居。”孝、廉本来两科，后来合而为一，应是事亲孝顺、处事廉洁之人当选。这里复词偏义，重在讲“孝”。孝之最为基本的，就是奉养双亲。但这位被荐之人，竟是与父亲分居而住，就中国古代家庭观念来看，无疑是不孝之举了。

　　“寒素清白浊如泥”，寒素与清白，可能是性质相近的两个科目。汉代察举科目，只随皇帝高兴与需要而定，所以并不固定。《晋书·李重传》中讲到举寒素要符合“门寒身索，无世祚之资”的条件，选举制度汉晋相延，变化不应很大。范哗在《后汉书·扬雄传论》中说：“中兴以后，复增淳朴、……清白、敦厚之属。”可见二者都是选举科目。一般科目之名称与它所要求的品质应是相当的。故清白、寒素科出来的，应是出身清贫、为官清正之人，而实际上，劳动人民的评价则是“浊如泥”，可见他们是当不起那四个字的。

　　“高第良将怯如鸡。”汉代不仅文官由重臣推荐，武将也如此。《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诏举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七月，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大概武将之举，均要求“列将子孙”，正因此，此科目才取名“高第”吧。高第与文学对举，在此又与良将并举，可知与上面“寒素清白”一样，是两个相近科目。被荐之人，应“刚毅武猛，有谋谟（《顺帝纪》）”，然而实际上却胆小如鸡，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首民谣，用一两个典型的细节，通过形象的比喻与夸张，将一个个名不符实的推举现象并列起来，将封建时代选拔人材的虚伪、腐朽与可笑揭示得淋漓尽致，表现了劳动人民高超的战斗与讽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