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用乐府体，用第一人称写，选取了陷身金虏的一位妇女的经历及行事，表现广大金统治区宋遗民不屈服金人统治，渴望能得到解放、脱离苦海的心情。
诗前四句写这位女子失陷敌国的经过，追述她原本是京师良家女子，靖康初金人攻陷汴京，把她掳到北地的辛酸遭遇。四句写得平平，但其中强烈压抑住的悲痛，仍可体会出来。
接下四句写女子见到南方来的使节的反应，说她听到宋使经过，由于自己穿戴着金人装束，心中深以为耻，不敢挤过去看，可对故国的眷恋，对故国来人的亲切感，又驱使她不能不去看，所以她远离人群，爬上最高处，去瞻望使者的队伍。这四句刻画心态妙到毫末，“立向最高处”极其形象地反映了她羞惭、悲愤的复杂矛盾的心理。
“图见汉官仪”一句，涵意也十分丰富：一是要见见故国的使节仪仗，抒发自己对宋朝的热爱，寄托思归情绪；一是暗用刘秀典，希望能早日获得解放，重见大宋军队收复国土。末两句是使者过后，诗说那女子仍然计算着日子，盼着使者回程从这里过，得以再次一洒伤心泪。这两句把前四句的心情更加推进了一步，写得意味很浓，感人肺腑。
清代赵翼题元好问《遗山集》有“国家不幸诗家幸”句，说国家沦陷，蒙受不幸，即因此而造就了一大批诗人，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了忧国忧民的杰出篇章，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曹勋就是如此。他本来是个平庸的诗人，因为见到家国沦陷，人民受难，心中愤愤难安，所以能把亲身经历提炼出这样一首好诗来。全诗写的充满着抑郁，凄凉感人，可以与后来的范成大出使金国所写的《州桥》等诗媲美，也是以这类内容为主题的爱国诗篇中较早的一首。
这首诗首联借助杜诗句意与冯谖弹铗之典，写彭民望英雄失路、无所依托的悲愤情怀。颔联以秋风、夜雨、短褐、梦寒等构成凄清境界，表达对友人穷困孤寂生活的无限同情。颈联尾联则抒发人情淡薄之慨，同时也流露出自己无力援手的无奈。
诗的首句如急雨飙风，拔地而起，气势磅礴，化用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起句“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表达彭民望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悲哀，及其胸中万丈勃然不可磨灭之气，睥睨天下的豪兴，一下子提起了全篇。严羽《沧浪诗话·诗法》说：“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诗发端气魄宏大，即能笼罩全诗，使通篇灵活而有生气。对句承出句而来。说彭民望有如此才识，自当回翔公卿，出将入相，现在却失意而归，难遇识家。诗用冯谖典，一是说他有冯谖那样的高才；一是说他目前穷愁潦倒，仍需求助于人，但世无孟尝君那样识才大度的人，使他仍然屈居底层，无人简拔。这样，用一个典，既为彭民望占身份，又写出彭民望的处境，又贯注了自己深深的同情。
颔联承上句，彭民望失意而归，如今已是秋风萧飒之际，他定然无力裁衣，身着粗布短服，生计艰难；而僻处一隅，落落无偶，在瑟瑟夜雨中，无比凄凉，梦中犹有寒意。这两句对偶极工，把所怀对象放入特定的环境中，把气候之寒冷与人之孤寒融合在一起，又用“犹”、“亦”两个虚字加重语气，使全联融入深沉的情中。而“秋风”、“夜雨”正是诗人们常用以写湖南的掌故，李东阳信手拈来以怀在湖南的彭民望，使诗工中见巧，大中见细，自然而见圆熟。李东阳学唐诗的宏大与宋诗的精巧，这联是他成功地运用。
颈联在景语中渗人情语，设身处地，从彭民望出发，写他所见所思。诗说，在秋风中，落叶纷飞，他定然由此而生悲，叹年华流逝，回思已往，看尽了世情冷暖，知心朋友，寥寥无几。一句景，一句情，但景中有情，情中见景，语调低沉，是写彭民望，也是诗人在抒发自己的喟叹。
尾联归到自己，说彭民望已失意而归，但自己为了衣食计，仍然淹滞京城，虚糜岁禄，无法与彭民望相对共慰寂寥。诗用“苜蓿盘”典，一是说自己清贫，无法资助他；一是说自己位卑，无法援引他，透出无可奈何的怅惘来。同时，李东阳也是在自叹，自己满腹经纶，未被赏识简拔，也许彭民望的现在正是自己的将来。
李东阳在所著《麓堂诗话》中说：彭民望与他初交时，对他的诗未深许。及失志归，李东阳写了这首诗寄给他，彭民望读后潸然泪下，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对儿子说：“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论文耳！”李东阳作诗话时已居高官、执诗坛牛耳多年，所以在这儿举此事标榜自己在诗歌上的造诣。这首诗最成功的是恰如其分地把彭民望的处境、抱负形诸于诗，自然、诚挚地流露了自己的情感。古人说诗能移情夺志，彭民望之所以读后流泪，是因为在诗中看见了真实的自己，一股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种情况下，诗的工拙已经是第二位。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这篇赋主要描述丰富多彩的舞姿，表现华屋、绣帐之装饰，金酹、玉觞之奢华，宾客主人之沉迷。全赋铺陈有序，篇旨突出；其辞清丽、流畅，富有韵律。特别是对歌舞表演的传神描绘，为后人了解中国古代精湛的歌舞艺术留下不可多得的文字史料，其序言假托宋玉之口关于对舞蹈的看法，也使此赋成为中国传世最早的舞蹈表演艺术专论。作为汉代具有代表性的乐舞文赋，它反映出汉代人的舞蹈审美取向，其中提出的诸多乐舞美学理念为古代的舞蹈审美意识奠定了基础，成为整个中国舞蹈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层次分明，虽借用大赋惯用的形式，却散而不乱，有着严谨的结构。从开头到“玉曰：唯唯”是序言，以楚襄王游完云梦泽，使宋玉赋高唐之事为由起。接下来作者假托宋玉之口，引经据典从“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推出“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认为赏诗歌不如听音乐，听音乐不如看舞蹈，舞蹈是比诗歌、音乐更能够传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并推荐以“《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来娱乐群臣。然而按照之前所述的周王室礼乐传统，《激楚》《结风》《阳阿》这些舞蹈激扬、靡丽，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郑声”，因此楚襄王心有不安，反问宋玉这些舞都像“郑声”怎么办。接下来宋玉为“郑卫”之声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解，用孔圣人的张驰之道来比喻郑雅之乐小大不同，但各有优点。雅乐是用来宗庙祭祀娱乐神与先祖的，郑卫乐舞是用来私室里娱乐朋友沟通感情的，闲暇时放松娱情，并不以之教化百姓，没有什么危害。楚襄王正中下怀，于是让宋玉作《舞赋》。序言主要是交待作赋的缘起，用的是汉大赋习用的借此而言彼笔法。
正文部分分六段。前两段写舞前。从“夫何皎皎之闲夜兮”到“改恒常兮”是第一段，描绘乐舞之前的场景，即月夜酒酣盛况，写出了观舞者的情态。从“于是郑女出进”到“志不劫”是第二段，写舞者出场，作舞前的准备。从此段歌者唱词来看，沿用楚辞体式，每句句中用“兮”字调节语韵，歌曲应是悠远清扬之音。唱词内容可以理解为舞者舞蹈之前精神状态的调整，也可以理解为请观舞的宾客放松精神，随乐曲歌舞进入超凡脱俗忘情的欣赏状态。
中间两段写舞中。从“于是蹑节鼓陈”到“诸工莫当”是第三段，写独舞的高超技艺。此段关于舞蹈动作的描绘细致传神，充分展示了两千年前的汉代歌舞盛宴上，技艺超绝的舞者在众多乐人伴奏、陪侍下独自踏鼓起舞的情景。文字的描述先从腰部动作开始，前俯后仰，左倾右倒；再写运动的状态，行走若飞翔，高起若惊鸿，每招每式皆应节应声；接着再细述长袖的舞动，飘飞的长袖上下飞腾，缓如燕归，急如惊鸿；最后总结整体舞姿是既娴雅柔和又迅捷轻盈当真美妙绝伦。从“于是合场递进”到“莫不恰悦”为第四段，写群舞的动人场面。此段描绘的是群舞时各显其异的轮流表演，这种群舞的编排和表演方式在现代中国古典舞以及各国民族舞蹈中还经常出现。在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这种群舞时各展其能的表演也多有发现。这两段先写独舞之状，次写群舞之状。其刻画形容之细腻委曲，固非《招魂》《七发》中写舞的段落可及；而写独舞者的神情，强调其“怀悫素之洁清”，“气若浮云，志若秋霜”，用意尤较他人为高。它表现出作者不仅注意到她的优美舞姿，而且已洞察到她的高尚情操，并且有意识地把它揭示出来，使欣赏者的思想也因此得以提高。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创作尝试。
后两段写舞后。从“于是欢治宴夜”到“云散城邑”是第五段，写散场时的纷乱动态，表现了曲终人散、车马熙攘的热闹状况。从“天王燕胥”到最后是第六段，作为尾声，对舞蹈活动的意义给予简要的评定。
《舞赋》全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辞汇丰富，流畅自然，把一个完整的舞蹈过程，描绘得活灵活现。正文部分每段赋旨明确，辞华意丽，描摹事物细致入微，刻画人物生动形象，特别是对舞蹈动作的描述更是贴切富有想象力，像摄像机一样将两千年前的精湛舞技描绘的如在世人目前。因此，它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
《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