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竹烟三径，栽花地一弓。
棋边消永日，琴上鼓薰风。
静里谋生计，优游道不穷。
养竹烟三径，栽花地一弓。
棋边消永日，琴上鼓薰风。
静里谋生计，优游道不穷。
此诗见缲丝而托兴，正意在篇末。此章两段，各八句。上段，有踵事增华之意。欲成罗锦，用尺量丝，故须长；所织花草，色兼红碧，故不须白。熨贴裁缝，制为舞衣也。象床，指机床。玉手，指织女。乱殷红，谓经纬错综。动尺碧，谓光彩闪铄。
下段，有厌故喜新之感。蝶趁舞容，鹂应歌声，落絮游丝乘风日而缀衣前，比人情趋附者多。一经尘汗污颜，弃置何所，见繁华忽然零落矣。士故有鉴于此，不轻受汲引而甘忍羇旅，诚恐一旦弃捐，等于敝衣耳。玩末二语，公之不屑随时俯仰可知。
仇兆鳌按：诗咏白丝，即墨子悲素丝意也。已悲素质随时染，当其渲染之初，便是沾污之渐，及其见置时，欲保素质得乎？唯士守贞白，则不随人荣辱矣。此风人有取于素丝欤。
此词是张炎在南宋灭亡后重游西湖时所作的一首词，从形式上看是“旧瓶装新酒”，借西湖观感这一旧话题抒发亡国之痛烈心情。《艺衡馆词选》引麦孺博云“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廷焯在《白雨斋诗话》评是词为“凄凉幽怨，郁之至，厚之至”。
上阕起句写春深美景，平和舒缓。“接叶巢莺，平波卷絮”，从写景起笔，用平缓的笔调写出了春深时景。张词的头一句就化用杜诗“接叶暗巢莺”。在密密麻麻的叶丛里，莺儿正在以歌表意“平波卷絮”写轻絮飘荡，被微波卷入水中“断桥斜日归船”“断桥”，一名段家桥，地处里湖与外湖之间，其地多栽杨柳，是游览的好去处。张炎在这里写的，正是抵暮始出的“归船”。游船如旧，而心情已不再。笔锋一转，“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点出良辰美景仍在，却是春暮时刻，未几花将凋谢，只好静待明年了。“春逝”的哀感弥漫于胸，只好挽留春天。“东风且伴蔷薇住”，意思是说：东风呀，你伴随着蔷薇住下来吧。而蔷薇花开，预示着春天的即将结束。“到蔷薇、春已堪怜”，春光已无几时，转眼就要被风风雨雨所葬送。“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尽管春天尚未归，西泠桥畔，却已是一片触目惊心的荒芜。笔意刚酣畅，却又转为伤悲。西泠桥是个“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但现在只剩下“一抹荒烟”，今昔对比之强烈，已触着抒发亡国之痛的主题了。
下阕起笔令人一振。“当年燕子知何处？”此句代用刘禹锡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词在刘诗基础上进一步点明了自己的故国之思。“韦曲”唐时韦氏世居地，在长安城南，“斜川”位于江西星子县，陶渊明曾作《游斜川》诗，这里指西湖边文人雅士游览集会之地。“苔深”、“草暗”形容荒芜冷落之状。当年的繁华风流之地，只见一片青苔野草。昔日燕子也已寻不到它的旧巢。而且不光如此：“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词人暗用了辛弃疾的两句词：“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意谓连悠闲的鸥，也生了新愁。白鸥之所以全身发白，似乎都是因“愁”而生的，因此常借用沙鸥的白头来暗写自己的愁苦之深。“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此二句既说现在的倦怠失意，又点出自己从前的身份：贵公子和隐士。“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开帘”照应“掩门”，“飞花”照应“卷絮”，“啼鹃”应“巢莺”，首尾呼应，营造了一种花飘风絮，杜鹃啼血的悲凉氛围。张炎此词用鸟声结尾，这就使词有凄切哀苦的杜鹃啼泣之声，余音袅袅，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这是一首写春暮时景的咏物词。写春天的景色等是实写，写内心的亡国之痛则是虚写。以景示情，以情带景，堪称“郁之至，厚之至”。读耐人寻味，耐人咀嚼。张炎是一个婉约派的词人，追念故国之思不是直接倾泻而出，而采取不直言的手法。借“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此词章法谨严，有自然流动之势，只是词文过于蕴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思想的软弱性。
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这首诗议论精警，独具只眼。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因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本诗开篇“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在“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句中王安石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也不会再替他卖命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