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清奇多姿的景语开笔，表现诗人远听太白轻雷、近看紫阁流云的归山逸趣；中间续以久滞宦途的兴叹，折为“钓竿不复把，野碓无人舂”的失意和惆怅；最后复出之以景语，留袅袅钟音于诗外。诗以山中雷鸣雨落、云烟变幻的奇观为启端，抒发了诗人对心居微官的愧悔和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情怀。全诗语调慷慨豪迈调，绘景雄奇瑰丽，境界淡远，写得气魄非凡。
开始四句写雷雨景象，第一、二句写远景。诗人在白阁峰西面自己的草堂中，极目远眺，只听见轰然的雷声突然从终南山那面传来，震耳欲聋。“雷声傍太白”一句，起势突兀，巨响自天而降，震撼人心，具有先声夺人的咄咄气势。接着，闪逝雷煞，大雨滂沱，笼罩着莽莽苍苍的终南山诸峰。这铺天盖地的大雨，在惊雷的衬托下，更加气势夺人。第三、四句渐次而近：终南山的雷雨正向草堂汹涌逼来，东面白阁峰上的乌云，如万马奔驰，涌向那紫阁峰上的十万长松中，乌云与松林连成一片，激起满山的虎啸龙吟。开始这四句，雷鸣、雨下、云涌，写得层次分明，又错综交织，并且与终南山和白阁、紫阁诸峰相连，造成一种雄阔无比、笼罩宇宙的恢宏气势。
接着，诗人却就此陡顿，转换笔锋。“胜概纷满目，衡门趣弥浓”。是这首诗前后过渡的关键。前一句是对风雨雷电交织而成的雄壮景色的赞叹，而后一句于赞叹之中，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它表面是在进一步渲染草堂景色之胜，而实际上，是用“衡门”与帝都长安以及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衙署相比，京城和衙署尽管那般堂皇，但生活却是平庸枯燥的，比不上这简陋的草堂中瞬息万变、应接不暇的景色，和那游目骋怀、无拘无束的浓郁的情趣。这里已经委婉流露出了诗人追求新鲜活泼、自由无碍的生活的思想。
由这关键性的两句，引出了诗人的深深感慨。从“幸有数亩田”到末尾，以夹叙夹议的手法，抒发了自己对区区微官的不满和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情怀。自己本有几亩薄田，可以像二仲那样过隐居的生活；也听过“达士”规劝之语，正与诗人心相通。却错误地做了个于世无补、于己不利的区区小官，现在因假而还归草堂，看到自己满身尘俗之气，无地自容啊。如今，钓竿疏远了，舂米的碓也无人操作，想起来惆怅不已，望着那日暮时渐尽的飞鸟，只听见南溪几声悠扬的疏钟。最后两句，诗人将无限怅惘之情，融进自然景物之中，结语微妙。白天四处觅食的鸟儿，随着暮色的降临，渐渐各自找到了归宿之所，而自己还滞留宦途，在异乡飘泊。那静夜里悠扬的钟声，是警醒诗人的“暮鼓晨钟”，好像是对诗人的召唤，但同时又像是轻轻的叹息。诗人用象征、映衬手法，将不尽之意隐含在最后两句。
不仅如此，这首诗的开头和结尾还形成了一种对比，隐含着诗人的深意。开始四句极写雷雨风云来势之猛，一派动荡之势，草堂似乎难以避免暴风雨的冲涮。接着，诗人虽然没有再交待风雨，但从最后两句“惆怅飞鸟尽，南溪闻夜钟”的暗示中可以看出，显然风雨往别处去了，并没有降临草堂。诗人这种章法，动荡与宁静的强烈对比，无疑地隐含着对人生变幻无常的感慨，与“早闻达士语，偶然心相通。误徇一微官，还山愧尘容”的出处无定的伤喟，正是统一的，两者交相映发，将这种迷惘而又感伤的情怀，表现得更为婉曲而又深沉。
这首词表现了苏轼对杭州诗友的怀念之情。
作者以追念与友人“携手江村”的难忘情景开始，引起对友人的怀念。风景依稀，又是一年之春了。去年初春，苏轼与陈襄曾到杭州郊外寻春。苏轼作有《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诗，陈襄的和诗有“暗惊梅萼万枝新”之句。词中的“梅雪飘裙”即指两人寻春时正值梅花似雪，飘沾衣裙。友情与诗情，使他们游赏时无比欢乐，消魂陶醉。“故人不见”一句，使词意转折，表明江村寻春已成往事，去年同游的故人不在眼前。每当吟诵寻春旧曲之时，就更加怀念了。作者笔端带着情感，形象地表达了与陈襄的深情厚谊。顺着思念的情绪，词人更想念他们在杭州西湖诗酒游乐的地方——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这三处都是风景胜地。词的下片紧接着回味游赏时两人吟咏酬唱的情形：平常经过的地方，动辄题诗千首。“寻常行处”用杜甫《曲江二首》“酒债寻常行处有”字面，“千首”言其多。他们游览所至，每有题诗，于是生发出下文“绣罗衫、与拂红尘”的句子。“与”字下省去宾语，承上句谓所题的诗。这里用了个本朝故事。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载：“世传魏野尝从莱公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从行官妓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莱公大笑。”宋时州郡长官游乐，常有官妓相从。“绣罗衫”，如温庭筠《菩萨蛮》“新贴绣罗襦”，为女子所服。这一句呼应陈襄前诗，也就是唤起对前游的回忆。词意发展到此，本应直接抒写目前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了，但作者却从另一角度来写。他猜想，自离开杭州之后是谁在思念他。当然不言而喻应是他作此词以寄的友人陈襄了。然而作者又再巧妙地绕了个弯子，将人对他的思念转化为自然物对他的思念。“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不是泛指，而是说的西湖、钱塘江和城西南诸名山的景物，本是他们在杭州时常游赏的，它们对他的相忆，意为召唤他回去了。同时，陈襄作为杭州一郡的长官，可以说就是湖山的主人，湖山的召唤就是主人的召唤，“何人”二字在这里得到了落实。一点意思表达得如此曲折有致，遣词造句又是这样的清新蕴藉，借用辛稼轩的话来说：“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水调歌头·送郑厚卿赴衡州》）
苏轼在杭州时期，政治处境十分矛盾，因反对新法而外任，而又得推行新法。他写过许多反对新法的诗歌，“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又勤于职守，捕蝗赈饥，关心民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因法以便民”。政事之余，他也同许多宋代文人一样，能很好安排个人生活。这首《行香子》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不仅表现了与友人的深厚情谊，也流露出对西湖自然景物的热爱。《行香子》是他早期的作品之一，它已突破了传统艳科的范围，无论在题材和句法等方面都有显见的以诗为词的特点。这首词虽属酬赠之作，却是情真意真，写法上能从侧面入手，词情反复开阖，抓住了词调结构的特点，将上下两结处理得含蓄而有诗意，在苏轼早期词中是一首较好的作品。
词的上片即景抒情，抒发了对兄弟之间长期不得相见的深深感慨和对弟弟的深切怀念，下片追忆从前，希望能有机会到京城与弟弟见上一面，并想象兄弟相会汴京的欢悦情景。
第一句就说“清颍东流”，很符合他这种“、喜临水”的爱好。当时京师与颍州之间的交通，大都靠走水道。苏辙在京师任职，如果来颍州，无疑也将是泛颍水，所以说“愁目断，孤帆明灭”。“孤帆明灭”极见盼望之切。由盼望兄弟远来相聚，从而联想到自己的宦游无根，相隔千山万水，写得非常平实。
“孤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苏轼与苏辙从小一同读书，形影不离。成年之后，不得已而分手仕宦四方，分手前，曾有感于韦应物的“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诗句，相约以后早退，共享闲居之乐。苏轼任凤翔幕府时，临别赠苏辙诗曰：“夜雨何时听萧瑟。这两句充满了对官场的厌倦和对兄弟的思念之情，意境清幽而浪漫，从中可见词人内心深处的高情雅致。另外，这两句是一贯而下的，“孤负”二字一直贯到底，也照顾了上文。正因为自己宦游天涯，相隔着万重千叠的白水青山，望断孤帆明灭也终于不能相见，才辜负了当年林下归隐之约，不能对床同眠，共听萧瑟夜雨。所以上片结尾便归结为聚少离多之恨，由长恨而不觉满头白发了。
这首词上片正面写系念之情，没有具体的细节描写，全是写实。而下片的“尊酒”晤谈，把臂“相看”，以至同“觅残春”，则全由具体细节编织而成，却又全是写的梦境。一半抒情，一半写实，抒情全是实情，写实却是梦境，构成了这首词的特别章法。古典诗词中写梦境的名篇很多，但大都有入梦出梦的描写，交代得很清楚，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甚至标题中都标明是梦。但这首词写梦境，却始终未加点破。换头以后，突兀而来，仿佛苏辙真的来到了黄河之侧，怀酒清话，无限缠绵。表面上看起来不知所云，但往细处看，原来这是在写梦。
梦中兄弟相见，共饮于黄河之侧，畅谈往事，互看容颜，大有杜甫《羌村三首》“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意。但杜甫是把实境写得如梦，而东坡这里，却是把梦写得如同实境。“衣上”两句，上句是未见时相思之深，下句是写既见时衷心之喜。“添黄色”出于《玉管照神书》，这是一部谈命相术数的书，而苏轼晚年多读道书，诗词中也往往掺杂道家辞语，这里的“眉间喜气”云云即为一例。这两句一写衣上，一写眉间，充分写出了亲人相见之喜。而衣上的“旧痕”正反衬出眉间“喜气”之重，是写得浓墨重彩，非常感动人的。
这首词的下片写梦境，入梦时既未说破，到结尾也不写出梦，更不点明。只由梦中相见的喜气重重而回顾上片的辜负林下，“便”字轻轻一逗，用得很好。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辜负了当年的林下之约，现在居然在不自觉其为梦的梦境中相见了，当然要领略林下之约的情趣。于是便相携游赏，在故园的池台之上寻觅尚可追踪的“残春”。“春”而曰“残”，也很切合东坡暮年的心境。“便”，还有即便之意，在一气重更之中仍透露出一丝凄凉的况味。池上的残春已近尾声，片片飞花如雪，即便相见相携相赏，也终究是相顾两衰翁了，词境颇为萧瑟。不过，“花如雪”到底是很美的，无多的晚境更值得珍重，萧瑟而并不衰飒。
这首词感情真挚动人，词人以兄弟的情谊为主线来写景抒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而能感人肺腑，其中也夹杂着对官场的厌倦和人生不得意的感慨，是当时作者复杂心情的真实写照。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