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是通过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宠幸冯淑妃这一荒淫亡国的史实，以借古鉴今的。两首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一、议论附丽于形象。既是咏史，便离不开议论。然而好的诗篇总是以具体形象感人，而不是用抽象的道理教训读者。议论不脱离生动的形象，是这两首诗共同的优点。
第一首前两句是以议论发端。“一笑”句暗用周幽王宠褒姒而亡国的故事，讽刺“无愁天子”高纬荒淫的生活。“荆棘”句引晋朝索靖预见西晋将亡的典故，照应国亡之意。这两句意思一气蝉联，谓荒淫即亡国取败的先兆。虽每句各用一典故，却不见用事痕迹，全在于意脉不断，可谓巧于用典。但如果只此而已，仍属老生常谈。后两句撇开议论而展示形象画面。第三句描绘冯淑妃进御之夕“花容自献，玉体横陈”，是一幅秽艳的春宫图，与“一笑相倾”句映带；第四句写北齐亡国情景。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攻破晋阳，向齐都邺城进军，高纬出逃被俘，北齐遂灭。此句又与“荆棘”映带。两句实际上具体形象地再现了前两句的内容。淑妃进御与周师攻陷晋阳，相隔尚有时日。“已报”两字把两件事扯到一时，是着眼于荒淫失政与亡国的必然联系，运用“超前夸张”的修辞格，更能发人深省。这便是议论附丽于形象，通过特殊表现一般，是符合形象思维的规律的。
如果说第一首是议论与形象互用，那么第二首的议论则完全融于形象，或者说议论见之于形象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诗经》中形容美女妩媚表情。“巧笑”与“万机”，一女与天下，轻重关系本来一目了然。说“巧笑”堪敌“万机”，是运用反语来讽刺高纬的昏昧。“知”实为哪知，意味尤见辛辣。如说“一笑相倾国便亡”是热骂，此句便是冷嘲，不议论的议论。高纬与淑妃寻欢作乐的方式之一是畋猎，在高纬眼中，换着出猎武装的淑妃风姿尤为迷人，所以说“倾城最在著戎衣”。这句仍是反语，有潜台词在。古来许多巾帼英雄，其飒爽英姿，确乎给人很美的感觉。但淑妃身著戎衣的举动，不是为天下，而是轻天下。高纬迷恋的不是英武之姿而是忸怩之态。他们逢场作戏，穿著戎衣而把强大的敌国忘记在九霄云外。据《北齐书》载，高纬听信淑妃之言，在自身即将成为敌军猎获物的情况下，仍不忘追欢逐乐，还要再猎一围。三、四句就这样以模拟口气，将帝、妃死不觉悟的昏庸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尽管不著议论，但通过具体形象的描绘及反语的运用，即将议论融入形象之中。批判意味仍十分强烈。
二、强烈的对比色彩。在形象画面之间运用强烈对比色彩，使作者有意指出的对象的特点更强调突出，引人注目，从而获得含蓄有力的表现效果，是这两首诗的又一显著特点。
第一首三、四两句把一个极艳极亵的镜头和一个极危急险恶的镜头组接在一起，对比色彩强烈，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效果。单从“小怜玉体横陈”的画面，也可见高纬生活之荒淫，然而，如果它不和那个关系危急存亡的“周归入晋阳”的画面组接，就难以产生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惊险效果，就会显得十分平庸，艺术说服力将大为削弱。第二首三、四句则把“晋阳已陷”的时局，与“更请君王猎一围”的荒唐行径作对比。一面是十万火急，形势严峻；一面却是视若无睹，围猎兴浓。两种画面对照出现，令旁观者为之心寒，从而有力地表明当事者处境的可笑可悲，不着一字而含蓄有力。这种手法的运用，也是诗人巧于构思的具体表现之一。
这是一首记游诗，诗作于池州，一反其词的激昂悲壮，以清新明快的笔法，抒写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真挚热爱，体现了马背赋诗的特点。
前两句写出游的愉悦。起句“经年尘土满征衣”写长期紧张的军旅生活。诗人从军后，一直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特别是在抗金斗争中，为了保卫南宋残存的半壁河山，进而恢复中原，他披甲执锐，率领军队，冲锋陷阵，转战南北，长期奔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保卫国家的伟大事业之中。诗的开头一句正是对这种紧张军旅生活的生动朴实的高度概括。“经年”，这里指很长时间以来。“征衣”，这里是指长期在外作战所穿的衣服。既然长年累月地率领部队转战南北，生活十分紧张，那就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心思去悠闲地游览和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愈是这样，愈盼望有朝一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起笔一句就为下面内容的引出作了充分的渲染和铺垫，看似与记游无关，而作用却在于突出、强调和反衬了这次出游的难得与可贵。
故对句以“特特寻芳上翠微”接住。现在，诗人竟然有了这样的机会，到齐山观览，而且登上了著名诗人杜牧在这里建造的翠微亭，心里一定愉快、兴奋。“特特”，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当特别、特地讲，起了强调、突出的作用，以承接首句意脉，一是指马蹄声，交待了这次出游是骑马去的，成为诗歌结尾一句的伏笔。“寻芳”，探赏美好的景色。“翠微”，是诗人到达的地方。这样，对句实际上写了出游的方式（骑马）和到达的地点（翠微亭），从而起到了点题、破题的作用。诗的开头两句，首句起笔突兀，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似与题目无关，而实为次句铺垫；次句陡转笔锋扣题，承接自然，成为首句的照应；两句相互配合，表现出作者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高度艺术腕力和高屋建瓴的雄伟气魄。两句形成了波澜和对比，从而突出了这次出游的欣喜。
“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诗的三四两句并没有象一般的记游诗那样，对看到的景色作具体细致的描述，而是着眼于主观感觉，用“好水好山”概括地写出了这次“寻芳”的感受，将秀丽的山水和优美的景色用最普通、最朴实、最通俗的“好”字来表达，既有主观的感受，又有高度的赞美。同时，又用“看不足”传达自己对“好水好山”的喜爱、依恋和欣赏。
结尾一句则写了诗人为祖国壮丽的山河所陶醉，乐而忘返，直到夜幕降临，才在月光下骑马返回。“马蹄”，照应了上面的“特特”。“催”字则写出了马蹄声响使诗人从陶醉中清醒过来的情态，确切而传神。“月明归”，说明回返时间之晚，它同上句的“看不足”一起，充分写出了诗人对山水景色的无限热爱、无限留恋。岳飞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之所以为自己的国家英勇战斗，同他如此热恋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密不可分的。诗的结尾两句正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特有的深厚感情。
这首诗通过记游，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山河无限深厚的热爱之情。在艺术上运思巧妙，不落俗套，虽是记游，而不具体描述景物，重在抒写个人感受。其结构方式除以时间为序外，又把情感的变化作为全诗的线索，突出了这次出游登临的喜悦。语言通俗自然，明白如话。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