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刻画了怀素酒后运笔挥洒的形态,如骤雨旋风,纵横恣肆,给人以龙腾虎跃,奔蛇走马的艺术享受。“草书天下称独步”,李白对怀素的书法评价极高。
此诗由于语言率直,与李白以往的诗风稍有差异,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和争论。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以“‘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为由,认定此诗非李白所作。与苏轼同时代的书法家朱长文则认为“此诗本藏真(怀素)自作,驾名太白者”。清人王琦“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诩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信不疑矣。”其实这些多为推测之语,尚不足断定此诗非李白所作。现代学者郭沫若先生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李白与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肯定了李白的诗作。
从这首诗的题材形式比较,此诗以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形式写成。李白以诗歌著称于世,作诗近千首。一生最擅长以乐府歌行旧题作诗,而且以乐府旧题写诗成就最高。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浓厚的民歌气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直率自然。此诗以乐府歌行旧题体裁形式写成,恰巧与李白擅长相符。而诗中的“笺麻素绢排数厢”句,正体现了他率真的一面。对苏轼的“村气可掬”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从这首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比较,此诗豪迈,格调飘逸,想象丰富,音节错综,语言奔放,在民歌体中融入了齐梁体的某些表现手法,而以李白自身独具的俊逸之气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清水出芙蓉”的特色,符合李白的诗风特征。李白作诗喜用夸张之句,此诗中“须臾扫尽数千张”、“一行数字大如斗”与李白其它著名诗句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首诗的创作状态分析,此诗是在一种醉态中写成。诗中“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称杀尽中山兔”,正是诗人醉态狂幻气质的表露。小小的墨池在诗人的醉眼里被幻化成苍茫的北海,书家狂书疾书的情景,似乎连中山兔都要杀完了。这种狂幻式的语言描写,与李白一生好酒、嗜酒、常在醉态之中“斗酒诗百篇”的状态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创作状况和李白大量写有酒的诗歌风格极其一致。
全诗四章,艺术地再现了周宣王田猎时选择吉日祭祀马祖、野外田猎、满载而归宴饮群臣的整个过程。
第一章写打猎前的准备情况。古代天子打猎是如同祭祀、会盟、宴享一样庄重而神圣的大事,是尚武精神的一种表现,仪式非常隆重。因此,事先选择良辰吉日祭祀马祖、整治田车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程序。“升彼大阜,从其群丑”二句在这一章中是将然之辞,一切业已准备就绪,只等在正式打猎时登上大丘陵,追逐群兽。第二章写选择了良马正式出猎。祭祀马祖后的第三天是庚午日,依据占卜这天也是良辰吉日。选择了良马之后,周天子率领公卿来到打猎之地。那里群鹿聚集,虞人沿着漆、沮二水的岸边设围,将鹿群赶向天子守候的地方。第三章写随从驱赶群兽供天子射猎。眺望原野,广袤无垠,水草丰茂,野兽出入,三五成群,或跑或行。随从再次驱赶兽群供天子射猎取乐。第四章写天子射猎得胜返朝宴享群臣。随从将兽群赶到周天子的附近,周天子张弓挟矢,大显身手,一箭射中了一头猪,再一箭射中了一头野牛。表现出英姿勃发、勇武豪健的君主形象,实是对周宣王形象化的颂扬。打猎结束,猎获物很多,天子高高兴兴地用野味宴享群臣,全诗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
此诗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诗人按照事情的发展过程依次道来,有条不紊。另外,全诗大部分章节记叙田猎活动的准备过程以及随从驱赶野兽供天子射猎的情景,间及群兽的各种状态,以作烘托,具体写天子射猎只有四句:“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这种点面结合的写法,既叙述了田猎的过程,描写了田猎的场面,透露了轻松的气氛;更突出了天子的形象,增强了天子的威严,使全诗有很强的感染力。
这首《嘲桃》讽刺桃花在春风中扬扬得意之态和忘恩负义的恶行。
桃花当然是美艳的,“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可爱艳丽的小桃花在水井旁活泼地绽开着花蕊,那平静深碧的井水中也倒映出桃枝光彩洋溢的花影。井边一树桃花,这本身就是一幅生动的写意画,充满了诗意与色彩的明暗对比。桃花的美丽还在于它早开,桃李报春,得风气之先。那妖艳的花枝在和暖的春风中摇曳招展,风姿绰约,确是迷人。然而,就在桃花得意扬扬的时候,它忘了是谁将它催开。非但如此,它还一边炫耀它的美艳,一边却嘲笑它的恩人一一春风的无形无色。“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何等薄情,何其忘恩负义。美艳当然是值得骄傲的,但不可因此而自炫;美艳也不全是天生的,有时会得益于各种有利条件,所以,更不可因此而忘乎所以。“嘲桃”是一种比喻,愿人们以此诗中的夭桃为戒。
全诗采用讽谕的手法,表面嘲桃,实际嘲人。首句嘲桃之撒赖元行,次句嘲桃得意之早,三句嘲桃之无能耐,四句嘲桃以怨报德。从表到里,最终揭示了其卑劣无耻的本质,真是深入见骨。
从词面所描绘的意境看,这是一首暮春游湖、即景抒怀之作。上阕写杭州西湖景色。起句“半堤花雨”,扣住西湖,写词人绕堤游览,但见堤上春花凋残、落红委地;次句“对芳辰”,点明了时令为暮春三月。这样的西湖景观,写得既概括,又形象。上阕的关键句是“消遣无奈情绪”。“无奈”者,空虚寥落、无可奈何之谓,词人心中本有愁绪,欲借游湖赏景以排遣,谁知所对芳辰,竟是春意阑珊,反而加重了内心的愁绪。下面数句铺写触目所见,则无不浸透了这种对景难排的惜春、伤春之情,而自然景物也自然染上了词人的主观心境色彩:“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春色虽尚堪描画,但如锦如簇的春花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好景不长,大势已去。至于春鸟的鸣叫,又令人黯然伤神:“鹃促归期,莺收佞舌,燕作留人语。”杜鹃哀啼“不如归去”,仿佛在送别残春;黄莺收起了巧啭悦人的歌喉,使春光更显寂寥;惟有紫燕的呢喃之声,似尚在作留人之语。歇拍两句,推出一景:“绕栏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红红的芍药花在栏杆边盛开,似乎仍在有意装点着春色,这大概即前面“春色尚堪描画在”之意;但那灼人眼目的红色,点缀在“万紫千红”已“尘土”的背景之上,未免寂寞,一点红,难为春,也有点惨然。“韶华留此孤主”一句,可谓情景双绘,它既是西湖景色的聚焦点,又是情感流露的突破口。面对着这一丛大自然留存的芍药花,也即春天的最后点缀,词人不禁从胸中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种凄凉幽怨的万不得已之情。明眼人一看即知,惜春、伤春,只是词人的浅层情感,更深层的,乃是国危家亡的政治感慨,一个“孤”字,为上阕之眼,已经隐隐透露出其中消息了。
换头三句:“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似结似起,既总揽上阕的伤春之意,又自然转入下阕的忧国之情。“真个”是恨极之语。东风过了,春意阑珊,年年如此,然惟有今昔分外令人可恨;显然,词人恨之所在,并不是自然界的节序更替、年光流逝,而是人事的沧桑变化。“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前句说南宋君臣的宴安享乐如过眼云烟,顷刻磨灭,后句说军情紧急,北兵将至,使词意顿时醒豁。词人面对湖山胜景,念及危亡之祸,近在旦夕,大好河山,难免易主,于是触景伤情:“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真乃字字凄咽,语语沉痛!至此,则上阕的“无奈情绪”云云,其政治内涵,更一目了然了。末结以景写情,由直而曲,倍见含蓄之致:“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仍回到春景,“犹自”两字,用笔拙重,景中见情,意同“隔江犹唱后庭花”,词人的潜台词是:杨柳袅娜,如在东风中得意地舒腰曼舞,它何曾懂得世人优国伤时的苦痛呢。无限感慨,全在词人有意摄取的事物景象中曲曲传达了出来。
古人作诗词,常借景物以抒情怀,这首《百字令》所描绘的暮春之景,可以看成是作者以艺术形象来象征南宋小朝廷大势已去,旨在抒发其残山剩水之叹,家国危亡之哀。全篇比中有赋,尽管“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词境还是比较完整的。
范云十几岁时,其父范抗在郢府(今湖北武汉附近)任职,范云随侍其侧,年长其十岁的沈约也在郢府为记室参军,一见如故,遂相友好。八年以后,沈约转至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为征西记室参军,两人分别。这首诗当作于此时,诗题中的沈记室即沈约。史称范云八岁赋诗属文,“操笔便就”,“下笔辄成”(《梁书·范云传》),这首诗就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诗的开头便以极平稳的笔调勾画出送别时静谧、安详的环境。“桂水”并非特指某一条水,只是用以形容其水的芳香。王褒《九怀》中有“桂水兮潺湲”句,王逸注云:“芳流衍溢,周四境也。”后人遂常用之,如陆云《喜霁赋》中“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尘于沉泥。”江淹《杂体三十首》中亦有“且泛桂水潮”、“桂水日千里”等句,均非实指。范诗中用这一词渲染了送别场面的温馨。送别诗,可以写送别时的情景、场面,以及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但范云只是用一句诗轻轻带过,遂转入天明登程的想象之中。郢州与荆州,古时均属楚地,故用“楚山”代之。启程的情景是晴空万里,天朗气清。这毕竟是少年人所写的诗,所以,他笔下的离别不是凄惨悲切,而是有一股清新流丽之气贯穿于内,显得轻盈洒脱。沈约《别范安成》诗中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不过,中国人重视朋友(为五伦之一),重视友情,朋友的离别,总难免有些许的哀愁。“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故而下句以“秋风两乡怨”分写两地相思之怨愁,而以“秋月千里分”合写二人心灵之相通。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所写的正是地有千里之隔,明月人可共见之情。以上四句,前二句偏写景,后二句偏写情,所以转下去便偏写事。“寒枝宁共采”是对二人过去共同生活的回忆,“霜猿行独闻”则是对别后独自旅程寂寥的想象。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送别,但无论是偏于写景、写情或写事,都暗涉了离别。然而离别只是形体上的分隔,更重要的乃是精神上的合一。结束两句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写道:“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意”通“忆”。“扪萝”、“折桂”由上句“寒枝”引发而来,同时又暗与起句的“桂水”“楚山”相呼应。
这里牵涉到一句诗的异文。“扪萝正意我”中“正意”二字,一作“忽遗”,一作“勿遗”。“忽遗我”意思是:忽将我遗忘。前者似不符合沈约与范云间的感情,且与全诗情绪不一,后者表示的是一种希冀之情,虽然可通,但不如“正意我”所表达出的心心相印之情。另外,从范云诗的整体风格来看,也以“正意我”于文为胜。范诗的结句尤喜以彼我、今昔对写。如“迨君当歌日,及我倾樽时。”(《当对酒》)“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饯谢文学离夜》)“待尔金闺北,予艺青门东。”(《答何秀才》)“海上昔自重,江上今如斯。”(《登三山》)“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别诗》)等等。而在这首诗中,也只有作“扪萝正意我”,才可与“折桂方思君”相对得最为工稳,也最能体现范云诗歌句法、结构的特色。
此诗在写法上是一句一转,但同样是“转”,如沈约的《别范安成诗》(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评为“句句转”),是层层递进式的转,而范云此诗则是句句回环式的转。这种回环式的结构、回环式的句法正是范云诗风的典型。所以钟嵘《诗品》曾评范云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正是抓住了其诗风格的整体特征。《送沈记室夜别》虽然是范云的早期作品,但也不难看出,这首诗已经奠定了范诗风格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