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滟滪堆》出自《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九，此诗描绘了滟滪堆雄浑险恶，表达了诗人对国运衰微，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的忧虑与无奈。
首联“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开门见山，突出滟滪堆之大，接着下句表现了滟滪堆之高，其中一个“巨”字和一个“长”字，不但突出了滟滪堆之高之险，而且给人以望而生畏之感。
颔联“沉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这两句化用了当时的谚语之意。谚曰：“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滟滪大如袱，瞿塘不可触。“这一联承上而来，突出了滟滪堆的险恶之势。
颈联“天意存倾覆，神功接混茫。” 在诗人看来，这是上天有意使航船存在着倾覆的危险，于是就使造物神功设此巨石，立于茫茫水中以戒行船。在此，把滟滪险滩化为水候（即水在不同季节变化的情状，并成为警戒行船的标石）。
尾联“干戈连解缆，行止忆垂堂。”诗人在战乱中，漂泊不定从成都乘船辗转至夔州，一路走来险象环生。故最后一句写道：“行止忆垂堂。”“垂堂”因檐瓦坠落可能伤人以此喻危险的境地。从诗人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以“忆垂堂”为结，不仅写出诗人无尽的忧虑，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动乱的现状。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借物抒情，从诗歌来看，好似在写“滟滪堆”的自然险恶，而实际上诗人抒发了“行止忆垂堂”的忧虑心情。其次，侧面描写，诗人在诗歌中，多次引用典故谚语，从侧面突出了要表现的情感。
该曲共分三层，“想贞元朝士无多，满目江山，日月如梭”为第一层，化用唐刘禹锡诗句，感叹艺苑的英才已纷纷过世，入于《录鬼簿》中，江山依旧，岁月悠悠，令人无限伤感。开头就从一个“想”字说起，劈面而来，在让人感到突兀之余，也让人感到凝重，让人觉得这支曲子不是游戏之作，对《录鬼簿》的评价是严肃可信的。紧接着，推出了空间意象“满目江山”和时间意象“日月如梭”。缅怀古人的情思与时空意象的组合、交织，就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特定时空意义，表达了涵盖古今的人生感慨：江山长存，岁月无情，人生与之相比，真如白驹过隙，何其短暂。这两个意象的出现，使首句染上了更为苍凉的色调，令人低回不已。
紧接三句“上苑繁华，西湖富贵，总付高歌。麒麟冢衣冠坎坷，凤凰台人物蹉跎”为第二层，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繁华富贵的问题。在作者看来，人世沧桑，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而且与之相伴的也往往是“坎坷”和“蹉跎”，它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前代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连同他们的文治武功，都已经成了樵唱渔歌的材料，历史上的功臣名将到而今都已成了地下的一抔黄土。即是说生死富贵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对富贵的否定也就衬托了对《录鬼簿》的褒扬，肯定了这部为缅怀故人、为曲坛名公才人立传的著作是万古不朽的，他的价值是超越千古的。
最后四句“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纸上清名，万古难磨”为第三层，作者亮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作者认为人生价值体现于文学事业之中，把文学事业提到了超乎生死、跨越时空的高度。重视文学事业，这是中国典型的文人意识，但这种观点并未越出儒家将“立言”与“立德”、“立功”并提的传统功利观念的框框。作者则不然，他此曲为《录鬼簿》题词，缅怀的是被正统文人鄙视的艺人才士，肯定的是被摒于正统文学之外的通俗文学，张扬的是具有反传统意义的人生价值观。蔑视“已死之鬼”，赞颂“不死之鬼”，这就是本文作者与《录鬼簿》作者共同的价值判断。
《周处》选自《世说新语·自新》。《世说新语》原名《世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佚事小说。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录了汉末到东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遗闻佚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士族的放诞生活和清谈风气。据《晋书·周处传》记载，周处，字子隐，晋代义兴(今江苏宜兴县)人。在任御史中丞时，曾上书弹劾王亲国戚，不避权势。后来奉命征讨氐人齐万年，以少敌众，犹斩首万计，临危不惧，力战而死。这篇文章是写周处少年时代改恶从善的故事，表明一个人只要勇于改正错误，定会成为有用之人。
全文可分为三层。第一层写周处少年时代的为人。作品先点出他的性格，“凶强侠气”，成为乡里的祸害。《晋书·周处传》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处少孤，……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意思是说，周处少年时代，父母双亡因而无人管束，喜好游猎，不注意自己的品行，肆意横暴，乡里百姓都厌恶他，畏惧他。这篇作品却没有具体地写周处对乡里的危害，而只是把他与蛟、虎合称“三横”。这里是虚写，虽然十分简略，却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蛟、虎危害百姓，百姓畏惧它们，憎恨它们，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可是义兴百姓却把周处与它们相提并论，而且认为周处“尤剧”可见周处对乡里的危害之大，乡人对周处憎恨的感情又是何等强烈。同时也为下文写乡人对周处为民除害一事的反应作了铺垫。
第二层写周处杀虎斩蛟为民除害的经过重点突出了乡人对此事的反应。这里是实写，有详有略。由于周处好勇斗狠，争强好胜，所以乡里有人鼓动他杀虎斩蛟。实际上乡人是想利用他除掉二害，使三害“惟余其一”。这足以说明人们对周处的憎恨之情了。可是作者觉得渲染得还不够充分，因此接着写他为民除害后乡人的反应。先写周处杀虎，一笔带过，再写他“入水斩蛟”。作者作了具体细致的描绘：“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这几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周处与蛟激烈搏斗的情景。与凶恶的蛟搏斗，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周处毫不畏惧，在水中上下翻腾，一直漂流了数十里，仍然紧追不舍，这就有力地突出了周处的过人之勇。然后写乡人对此事的反应。过了三天三夜，乡人还不见周处回来，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以为三害皆除，于是更相庆”，作者把人们对周处深恶痛绝的感情强化到了几乎不近情理的地步。这样写，就为下文写周处的思想转变作了有力的铺垫。
第三层写周处决心改过自新，这是全文的重点。先写周处的思想转变。周处斩蛟归来，听说乡人以为他已死而互相庆贺，这才知道自己被人们所憎恨，于是有了改过的念头。可以想见，乡人的态度给他心灵上的震动是多么强烈。象周处这样一个“凶强”成性的人，光是好言相劝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他当头棒喝，才能使他猛然醒悟。当然周处的醒悟还必须有内在的因素为基础。他不仅有“凶强”的一面，也还有“侠义”的一面，即争强好胜。这说明他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他自以为是个抑强扶弱，见义勇为的好汉，理应受到乡人的尊敬。岂知人们对他竟如此深恶痛绝，这不能不引起他内心的强烈震动，于是“有自改意”。作者这样写，合情合理，深入地揭示了周处改过目新的内在动力。接着作者写他改过前的思想矛盾。周处想改过自新，但又心存疑虑：担心自己年岁已大，最终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去请教当时有名的“二陆”(陆机、陆云)。他详细地向陆云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思想上的顾虑。承认错误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因此陆云就以“朝闻夕死”相勉，并针对他思想上的顾虑，从正面鼓励他：一个人应该忧虑的是自己的志向有没有树立，又何必去担心自己的美名能不能远扬呢？于是周处翻然改过，终成忠臣。作者写周处与陆云的谈话，详细具体，而写他改过的经过却极为简略，真是惜墨如金。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突出周处改过自新的思想基础。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作者是按照封建的道德标准表彰周处的，这是作者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赞扬周处勇于改过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周处的形象，既写了他与虎、蛟并列，为害乡里的可恶可怕的一面，也写了他为民除害、勇于改过的可敬可爱的一面。这个形象使我们认识到，青年人容易犯错误，但这并不可怕，难得的是立志改正，尤为可贵的是不易初志，抱守终生。
这篇短文在结构上颇具特色，作者精于剪裁，运用虚实结合的写法，突出了周处改过自新的内在的思想基础。作者虚写周处横暴乡里的事实，而实写他为民除害的过程，是为了揭示他改过自新的内在动力。详细具体地写了周处与陆云的谈话，而对他改过自新的过程却一笔带过，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他痛改前非的思想基础。作者采用虚实结合的写法，不仅使读者感到周处改过自新的行为合情合理，真实可信，而且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另外，作品的语言也极为简练生动。全文只用了一百九十一个字，却把周处的形象刻划得栩栩如生，其简约与生动令人拍案称绝，无怪乎鲁迅先生称赞《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
这是诗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城送别友人之作。运判马察院，指马遵，字仲涂，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当时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是诗人的好友。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说：“龙图（龙图阁学士，马遵后来曾任此职）马公仲涂家藏蔡忠惠（即蔡襄，字君谟，谧忠惠，北宋大书法家）帖，用金花纸十六幅，每幅四字，云：‘梅二（即梅尧臣，字圣俞，排行第二）马五（即马遵）蔡九（即蔡襄）皇祐壬辰（1052年，即皇祐四年）仲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即杜衍）、欧阳九（即欧阳修）评之，当属在何等。’”所叙时间、人事与此诗相合，故此诗作于1052年（皇祐四年）二月，当时梅尧臣在京城汴京监永济仓。
梅尧臣是一位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人。此诗虽写送别，却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
开头四句先写送别的时间。这几句化用唐代贺知章《咏柳》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意，但却又有发展变化。贺诗单写春柳，此诗重点在写杏桃。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它裁出了柳叶，又裁出杏桃，这是变无情为有情，把没有感情的春风，写成了有情的巧匠，设想新奇而富有诗意。第三句的“圆尖作瓣”承接上句，写杏桃的花瓣，圆瓣指杏，尖瓣指桃。“得疏密”是说它们疏密适中，既不太稀，也不太密。第四句说它们的颜色红若燕脂（即胭脂），艳丽无比，也就是说，春风不但剪其形，而且染其色。春风荡漾，柳绿桃红，景色是如此宜人。这几句语调轻快，写出送别时的愉悦心情。朋友相别，使人怅恨，此诗却透出欣喜之情。当时京都地区原本大旱，据《宋史·仁宗纪》记载，1051年（皇祐三年）八月，汴河即已绝流，马遵比时也因此而被困在京城。而到这次送别时，气候已有转机，即将下雨；同时派去引黄河水入汴河的夫役，也已于不久前遣发，汴河即将通航，这令诗人十分欢欣。此刻就是因为马遵即将回到江南去，所以梅尧臣等人在东城为他送别。此诗第五句至十句就是描写此事。《埤雅》：“鹁鸠，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鸿逐妇’是也。”“黄鹂”句诗意即源于此。黄鹂不鸣，鹁鸠逐妇，都是即将下雨的征兆；“深园静墅声嗷嗷”的“嗷嗷”，就是鹁鸠逐妇的嘈杂喧叫声。“开汴”指疏浚汴河河口和汴河上游，以便引黄河水顺畅地注入汴河。这四句是叙事，节奏急促，气氛非常热烈。下面接着写人们的心情：都城的人盼望下雨就像渴极的人盼望有水喝一样，寒食前夕，大沟小沟都已疏淘完毕，以便大雨下来时迅速排水。据《宋史·河渠四·京畿沟渠》记载，北宋京都每年春天疏浚沟渠，以防水潦成灾。诗人于1053年（皇祐五年）所作《淘渠》中有“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即专写汴京整修下水道。“何当”在这里是“合当”之意，表示肯定语气。“黄流”指引来的黄河水流。宋代设有都水监，管理河道堤防，原来隶属于三司河渠，1058年（嘉祐三年）始置专监。作者写此诗时，都水尚无专官。诗中的都水御史即指马遵。舠是小船，形如刀。“雨深一尺”，可以解除早象；水深一篙，则汴河可以通航。友人马遵即可乘着轻舟，顺流直下，日夜兼程，回到江南的住所去。“亦即喜”的“亦”字，表明欢喜的不仅是马遵，还包括京都和吴楚地区苦于旱灾的人民，也包括作者在内。“回轻舠”点出题中的“送”字，“轻”字不仅同上文“水一篙”关合，而且还写出了行者的欢悦心情，因为只
有水深流急，舟行迅疾，舟才显得轻；只有人心情愉快，才会更加感到小舟的轻。这几句如急流行舟，节奏非常轻快，写出了送行者和行者的愉快心情。
马遵是转运判官，他这次回住所的任务，就是要协助转运使收缴吴楚财赋，由汴河运进京师。此诗第三大段，即由此着笔，写诗人对友人的希望。因为吴楚频受苦旱，连年歉收，即使这回下一场透雨，庄稼得到一次较好收成，老百姓仍然缓不过气来，所心诗人希望友人在收缴赋税时，不要额外多收，如果加重剥削，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他们就会像无食之鸟、被困之兽一样，被迫逃亡。唐代刺史、节度将正税常额之外加收的赋税贡献朝廷，称为“羡余”。“频年苦旱”而仅“一稔”，老百姓身上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勿求羡”不过是不要大肆搜括的委婉说法。当时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以聚敛刻薄为能，希图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诗中特别以此嘱咐友人，作为此次的临别赠言，要他对上司许元加以规劝，实际上是讲给许元听的。据《宣城县志》记载，马遵为官清廉，他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知州离去时，郡僚军民争欲挽留。最后八句又将此意加以申说。出城相送，不惜典袍沽酒，可见对友人情意深重。而计算行程，友人此去必定经过睢阳，杜衍、欧阳修正在那里，所以作者要友人将他上面讲的话请他们两人评一评，看看是否于天下的人不无少补。睢阳即今河南商丘，秦代曾于此置睢阳县，宋时称南京应天府。太傅指杜衍，当时以太子太傅退居南京。大尹指欧阳修，当时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事，汉唐时京师地区行政长官称尹，诗中即沿此例尊称其为“大尹”。他是作者的至友，曾为其《宛陵先生诗集》作序，对作者的诗极为赞赏。“万分岂不益一毛”是反用《孟子·尽心上》“杨子（指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语意，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于国家人民多少有点好处。诗中说请杜衍、欧阳修评说，是有深意的：他们二人都是朝廷的重巨，杜衍曾为宰相，为人刚正廉明；欧阳修曾为知制诰，能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会赞同诗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如果转告许元，许元对他们的意见就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结末两句仍承此意，以“国给民苏”相期许。“国给”和“民苏”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国家强盛富足，人民才能得到复苏；只有人民温饱，有力耕作，国家才能富足。只有国家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地方上没有事端，作地方官的许元和友人马遵，才有闲暇逸致，得以在东园尽情遨游。“东园”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许元所筑，梅尧臣有《真州东园》诗。欧阳修有《真州东园记》，详记修园始末和马遵同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园中游憩事，其中有“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语，与此诗之意相同。诗以东园作结，既能唤起友人的美好回忆，又从正面作了奖劝，表达了对友人的股切期望之情。
此诗通篇都以国计民生为意，而将朋友深情，融贯其中，一韵到底，情调轻快，在送别诗中，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