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真实生动地叙述了作者过大庾岭的情景,情感凄楚悲凉,真挚感人。
起句“度岭方辞国”,扣题直叙,说明诗人已经来到“华夷”分界的梅岭之巅,将要走出中原,辞别故国了。大庾岭在古人心目中是腹地和南部边陲的分野,是文明和蛮荒的界限。此去身陷边鄙,祸福难科,家阻万山,赋归无期,忆往思来,百感交集。此句一个“方”字把“度岭”“辞国”联系在一起,顿然使人产生一种摇曳心旌的感觉,使文势陡率而高远。对句“停轺一望家”,诗人停下长途跋涉的驿车,在中原与“夷国”的边界驻足远望家乡的方向。此刻站在高高的山岭上,还能望长安于日下,指故里于云间,而“明朝望乡处,应见岭头梅”(《题大庾岭北驿》),其它全被山岭遮住了。因此,要抓紧时机,停下车来,滞留山头,深情地向家园方向再望一次。至此,一个失魂落魄的遭贬谪的宦游人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了。这“一望”的“一”字,也甚为传神,传达出诗人去国怀乡的深沉感情。
颔联“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紧承首联中的“望”字而来,诗人遥望乡关,只见鸟儿飞翔,花儿开放。据说大庾岭南北气候差异,南枝谢了,北枝才开。人在岭北,犹如花开枝头;一入岭南,就像花残凋落。诗人眼中的鸟儿是“南翥”,花儿是“北枝”,因此触动了北人南迁的情思。心向北,身往南,距离越拉越大,矛盾痛苦越来越深,诗人的魂魄和思绪都随着那向南飞翔的故乡之鸟而去了,那岭北绽放的梅花却多情地向他频送春光。此景此情,使他黯然神伤。这联诗写得情景交融,将诗人魂断庾岭的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颈联“山雨随含霁,江云欲变霞”,上句写山雨欲停未停,天空已放出些许晴光。下句是描绘江中云影即将变作彩霞的霎那间。这两句专门写景,避免正面表达感情,迂回取道,曲径通幽,在结构上是转折,在情绪上是顿挫,宕开一笔,别开生面。诗人描写景色的渐变,衬托自己心情的变化。“随含”、“欲变”等字眼,赋予云雨以灵性。写云,不直接表现天空的云,而是描绘江中的倒影。可见山雨是濛濛细雨。这样写可以一箭双雕,将山的空明、水的澄澈同时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诗人在《早发大庾岭》诗里写道:“晨跻大庾险,驿鞍驰复息。雾露昼未开,浩途不可测。兄弟远沦居,妻子成异域。羽翮伤已毁,童幼怜未识。踌躇恋北顾,亭午晞霁色。春暖阴梅花,瘴回阳鸟翼。”由此可知《度大庾岭》是《早发大庾岭》的续篇。这首诗中写的“山雨随含霁”,大约是在中午或午后;“江云欲变霞”,可能是在下午或傍晚。
在这样美好的山水景色中,诗人的心潮逐渐趋于平静,开始振作起来面对现实考虑自己的出路。在《早发大庾岭》里有这样的诗句:“适蛮悲疾首,怀恐泪沾臆。感谢鹓鹭朝,勤修魑魅职。生还倘非远,誓以报恩德。”可见他希望勤奋修职,争取早日赦归。由于天气的好转,诗人心情也逐渐开朗,由天气的变化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充满了希望。于是不禁发出了“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的感慨,表示他只希望有回去的那天,就心满意足了,对自己受贬迁不敢有所怨恨。这是用了西汉贾谊遭权臣们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的典故,说自己不敢像贾谊谪居长沙时那样因不适应湿热的气候“自以为寿不得长”而心生“恨”意。这种以退为进的写法,更把那希望生还的拳拳之心衬托了出来。尾联以直抒胸臆而作结,但上句的“归有日”又与首联的“辞国”、“望家”遥相呼应。
此诗起势不凡,有如醍醐灌顶,在读者心上激起冲击浪,浪一重,愁一重,水一曲,肠一曲,几经曲折,最后以绵绵无尽的情意作结,给人以余味无穷之感。
这首诗感情真挚,以景衬情,情景交融,达到一个较高的境界;章法严谨,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表现出一种自然而又流动的整齐美,是一首成熟的五言律诗,堪称“示后进以准”的佳作。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这是离别时写给好友抒发离情的一首诗。诗人与元大的感情很深,他在还能望见广陵城外的树和还能听到寺庙钟声的时候,就想起要写诗寄给元大了。
此诗前四句写离情。“凄凄去亲爱”,诗人与朋友分离,感到很悲伤。诗中以“亲爱”二字相称,可见彼此友谊很深,一旦分别,自然依依不舍。但船终于启行了,一会便飘荡在迷茫的烟雾之中,友人的身影虽已消失,诗人还不停地回望广陵城。正在这时,诗人忽然听到广陵寺庙里的钟声,从朦胧的烟树中隐隐传来,他的心情更觉难过。
此诗“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十个字非常著名。诗人和元大分手,心情很悲伤。可是船终于开行了。船儿飘荡在烟雾之中,他还不住回头看着广陵城,那城外的树林变得愈来愈模糊难辨,这时候,忽又传来在广陵时听惯了的寺庙钟声,一种不得不离开而又舍不得同朋友分离的矛盾心情,和响钟的袅袅余音、城外迷蒙中的树色交织在一起了。诗人没有说动情的话,而是通过形象来抒情,并且让形象的魅力感染了读者。“残钟广陵树”这五个字,感情色彩是异常强烈的。
接着后四句抒发感慨。诗人望着滚滚东流、一去不返的江水,禁不住感叹道:“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分别容易重逢难,这后会之期就难以预料了。
但另一方面,他又自我宽慰:“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意谓:自己的身世飘浮不定,有如波上的行舟,要么给流水带走,要么在风浪里打转,世事怎能由个人作主呢?末两句蕴含身世之感。
表面看来这首诗,写得平淡无奇,但细加体味,却感内蕴深厚。特别是“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两句,以景喻情,言简意深。船已“泛泛入烟雾”,渐行渐远,可是诗人还忍不住凝望着广陵城外迷蒙的树林,迷恋地倾听寺庙里传来的残钟余音。诗人对广陵之物的依恋,实则是对挚友的依恋。这两句“虽不着情语,却处处透出依依惜别之情,可谓情景交融,含蓄不尽”(《唐诗别裁》)。表面平淡,内蕴丰厚,正是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
全文主旨在于赞美朝请大夫徐望“温良泛爱,行为刚正耿直。文章写了直节堂的外边的八杉,叙写了曹府的小吏不明白它的珍贵。杉树能够不扶自直,慢慢揭示文章的主旨。直到最后引用《诗经》中的一句话“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来点破。文章写物见人,藏锋沉馨,意在言外。
文章紧扣“直节”两字,将堂、树、人紧密结合起来叙写,赞美了堂前之杉,赞扬了建堂之人,并由此抒写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文章第一部分叙写直节堂之建与其命名。作者将堂、杉、人紧密结合起来叙写,用比喻手法赞美了杉树的高大挺直,用对比手法,赞扬了爱赏杉树的徐君。第二部分承接上段对杉树的描写,赞美杉树刚直不屈的性格。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杉树的美好品质。首先是将杉树与其他植物对比,指出物生而直,但在生长过程中,往往抵制不住外物的引诱与挤压,故“委曲随物”,虽竹箭松柏也不能免于此,只有杉树能保持它的挺直。然后是将杉树与竹柏对比,指出它们虽同能傲冰雪,同是死能利栋宇,但杉树在挺直方面要优过竹柏。虽写杉树,但最后还是归结到人。第三部分承接第一部分对徐君的叙写,赞扬徐君不为苛察之政,而“行不失于直”的品格。客人所唱之歌,既是对徐君处世态度的总结,也准确地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人生态度。不可为曲,不可太直,应通达灵活而不失正直。就像杉树,特立不倚,但它所以安而不危,剪伐不至,是因为得到徐君的爱赏呵护。正因如此,将来庐山之人升堂见杉,将长久地怀念像徐君这样的人。
文章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第一,构思精巧。文章紧扣“直节”二字展开,双线并行,既赞美了杉,又颂扬了人,以写杉为手段,以颂人为目的。第二,结构严密。文章第一部分写杉写人,还限于外部描写和间接描写,第二部分则写杉的品格,第三部分写人的品质,形成一个总叙分承的结构,表达十分严谨。第三,运用对比的表现手法。如将徐君与曹吏、府史对比,将杉树与竹柏对比,使人与物的优秀品质更加鲜明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