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小诗仅短短十六个字,却色彩斑斓,对比强烈,既有绘画般效果,又有山水动静之韵味,在以追求险怪为主的韩愈诗中可谓别具一格。
诗开头“条山苍”三个字。写出了中条山的苍翠之色,而仅以一个“苍”加以概括,也足见山势之大,浑然一色。同时,诗人写山,以河为比照和衬托,黄河流经中条山下,滔滔漭漭,浊浪排空,一片混黄之色,与苍翠之山色形成鲜明对比。诗写景状物,寄意深远。高山、大河为眼前实景,“苍”与“黄”,以强烈的颜色对比,强调视觉的差异,达到山水分明的艺术效果。
后两句,进一步写河、山,河之黄是因其浪涛汹涌,奔腾不息。山之苍是因其满山松柏,苍翠欲滴。一动一静,相映成趣。人生岁月就像这滔滔奔涌的黄河之水,一逝不返;生命是短暂的,但崇高的品德和人格却是永恒的,它像万古长青的松柏那样,永存人间。“松柏在高冈”这一喻象,表达了作者欲奋发有为、特立人间的宏伟理想。诗的境界博大,格调高亢。而“浪波”与“松柏”,一动一静,指一种深邃的人生哲理。
诗的立意高远,境界阔大,中口而出,率尔成章。颇有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苍莽古劲,而格调更加高扬苍山翠柏,急水洪流,成为诗人精神的寄托,志趣的象征。因此,与其说此诗是写景,不如说是咏志。思随大河阔,志逐苍山高,青年诗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形象,卓然而出。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