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咏物诗词一般以咏物抒情为主，绝少议论。李清照的这首咏桂词一反传统，以议论入词，又托物抒怀。咏物既不乏形象，议论也能充满诗意，堪称别开生面。“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短短十四字却形神兼备，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

　　上句重在赋“色”，兼及体性；下句重在咏怀，突出“香”字。据有关记载，桂树花白者名银桂，黄者名金桂，红者为丹桂。它常生于高山之上，冬夏常青，以同类为林，间无杂树。又秋天开花者为多，其花香味浓郁。色黄而冠之以“轻”，再加上“暗淡”二字，说明她不以明亮炫目的光泽和秾艳娇媚的颜色取悦于人。虽色淡光暗，却秉性温雅柔和，像一位恬静的淑女，自有其独特的动人风韵。令人爱慕不已。她又情怀疏淡，远迹深山，惟将浓郁的芳香常飘人间，犹如一位隐居的君子，以其高尚的德行情操，赢得了世人的敬佩。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形神兼备地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她的颜色并不艳丽，“暗淡轻黄”，与很多名花相比，外表逊色得多。她的社会声望也很一般，“情疏迹远”，并没有得到什么荣耀和宠幸，更不会有人给她热捧恭维。但是她的体性温柔，香留天地之间。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这两句起直至歇拍，都是以议论的方式行文。这两句是议论的第一层。花当然是以红为美的。至于碧牡丹、绿萼梅之类，那就更为名贵了。这些都是桂花没有具备的。但是作者认为，内在美，比外在美更为重要。“何须”二字，把各种名花一笔荡开，突出了色淡香浓、迹远品高的桂花，断定她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这是议论的第二层。梅花既有妍丽的外美，更有迎霜雪而开的高洁的内美。菊花更是人所共同认可的“君子之花”，兼具内外之美。但是这两种名花，在桂花的面前都自叹不如，都产生了羞愧和妒忌的心理。经过这样的比较抑扬，桂花的定位就很清楚了。所以作者论定：桂花是众多的秋季名花之冠。

　　“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这是议论的第三层。“骚人”，指屈原。屈原在《离骚》中，用褒扬之笔，列举了各种各样的香草名花，以比况君子修身美德，可是偏偏没有提到桂花。所以作者抱怨他“可煞无情思”。屈原的人品和才德，是人所共同景仰的，这也包括作者李清照在内。对这位先贤的抱怨，更突出了作者对桂花的珍重。

　　李清照的这首咏物词咏物而不滞于物。草间或以群花作比，或以梅菊陪衬，或评骘古人，从多层次的议论中，形象地展现了她那超尘脱俗的美学观点和对桂花由衷的赞美和崇敬。桂花貌不出众，色不诱人，但却“暗淡轻黄”、“情疏迹远”而又馥香自芳，这正是词人品格的写照。这首词显示了词人卓尔不群的审美品味，值得用心玩味。

　　词中将离索难眠的人的活动，放江天云薄、风雪迷茫的浑阔背景上来写，以烘托和加强离子的孤寂之感，又使人的活动一片空蒙的广大背景。映衬下，显得更为集中、突出、鲜明。不仅如此，词中正通过暮寒、晓寒的描写，以寒冷的客观环境烘托寒冷的主观心境。全词以写景发端，首两句写暮冬时节江天迷茫，大雪纷飞。薄，迫也；云薄，写出了彤云压江、天低云暗之势。“江头”句巧妙地化用东晋谢道韫咏雪名句“未若柳絮因风起”，形象地刻画出大雪纷纷扬扬的情景。这里的“江天”、“江头”，表明了这是一个飘泊江湖的特定环境；而“云薄”、“雪落”，则又进一步造成了一种凄冷、黯淡的特定的艺术氛围。“寒灯”三句，写游子独宿江边客舍难以入眠的情景。“离索”乃“离群索居”之略语，指离开友朋亲人而独处散居。寒灯本是无生命的物体，本来就不参预人间之事，却说成灯不理会人有离群索居之苦，兀自照得人睡不着。这与一般写灯烛的“照人无寐”有明显的不同。那是人本睡不着，旁边有个灯照见而已。而这里说人之睡不着，是灯照得来的结果，出奇者一；灯之照得人睡不着，要承担“不管人离索”这样一桩“不是”，出奇者二：“睡不著”又要加上“真个”二字以强调之，出奇者三。有奇想方有此奇句，出之以白话口语，益发传神，这种构思和韵味，是“镂玉雕琼”的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下片承前“真个睡不着”句转入心理刻画，道出了游子夜不能寐的原因。“归期”两句写游子并没有忘记跟闺中女子先前所立的盟约——梅花盛开时如期归来。而眼下梅花早已开放，残冬欲尽，春意已动，自己却依旧飘泊外，行止无定，归期杳然。失约的内疚和刻骨的相思交织一起，使得游子更加思念远方的情侣。“晓寒”三句是游子的想象。身卧江边客舍，而心驰远方闺室。想象她仍依梅花旧约，日日企盼游子归来。早上起来即精心梳掠，然后不管飞雪满天，仍自独上西楼，阑干一角相候。“谁看伊梳掠”者，是有梳掠之事，不过旁边无人看着而已。由此又可知，良人远出期间，她定是如《诗经·伯兮》所写的“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及至梅开雪至，才又梳妆打扮，如期迎候远人归来。

　　这一想象之笔，更觉闺人情意之深挚热切，又暗暗道出游子愆期之自愧自责之心。一笔映照双方，精力弥满。孙竞称周紫芝的词“清丽婉曲”。此词正体现了这一艺术风格。

　　该词以浅近平实的语言、曲折深婉的笔调，抒写了游子怀人思归的情怀。词中将离索难眠的人的活动，放在江天云薄、风雪迷茫的浑阔背景上来写，以烘托和加 强离子的孤寂之感，又使人的活动置于一片空漾的广大背景映衬下，显得更为集 中、突出、鲜明。不仅如此，词中正通过暮寒、晓寒的描写，以寒冷的客观环境烘托清冷的主观心境。

　　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正文共四段。

　　文章开头，作者用直叙的方法。简练的文笔，交待了山人迁居和建亭的原由，把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写得一清二楚。“升高而望，得异境焉。”是何意境，先留一个“悬念”，然后从容着笔，再述其“异”。“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四合”与“大环”，似实非实，似虚非虚；“隐然”，既状其膝陇。又透出并非是绝对“合”与“环”的徽意。这是异境，也是美景；然而美中不足，独缺其西。亭子正好建在这里，岂非天工不足人巧补。或谓山人慧眼，依乎于自然。建亭的地理位置选得好，四周的风景更美。作者用一组节奏明快，语势刚劲的排比句来描述这里的景色，随着季节的转换，景物各异：春夏之交，草木齐夭，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随着风雨晦明的气候变化，景色瞬息百变，写得情文并茂，很是精美。到此为止，主要写一个“亭”字。

　　第二段主要写鹤。山人养鹤、为求其乐。“甚驯’，指早放晚归，顺从人意；“善飞”指纵其所如，时而立在田里，时而飞上云天。写得文理清晰，错落有致，“纵其所如”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明状鹤飞，也暗喻隐士之乐。隐士爱鹤，故以鹤名其亭。紧承上文，由亭及鹤，又由鹤回到亭。文理回环，构思巧妙，点题自然，耐人品味。

　　弟三段主要写一个“乐”字。上文用描述，这一段用议论。“子之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自问自答，文意抑扬，饶有情趣，说出自己的看法，树立了论点。接着用主客映衬的手法加以论证。“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思是鹤在隐蔽处鸣叫，它的同类便应声唱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意思是鹤在水边高坎上鸣叫，声音洪亮传得又高又远。《诗经》、《易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引用来说明’‘清远闲放”的鹤，可以比着贤人、君子，是无可非议的，具有绝对权威，增加了论证的力量。高洁祥瑞如鹤，虽贵为天子，却爱而不敢好，否则，就会像卫懿公一样，闹个亡国的下场。只有隐居而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好而无伤，独得其乐。到此已经证明了论点，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但是，作者并未就此而止，又进一步用主客映衬的写法，用“好酒”来陪衬“好鹤”。这并非是节外生枝，繁文累赘，而是“借客形主，回旋进退，使文情摇曳生姿”（王水照《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周公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他为了告诫康王不要酗酒误国，写了《酒浩》。春秋时代的卫武公，为了警戒自己不贪杯，写了《抑戒》这首诗。这些说明贵为帝王，不仅不能好鹤，也不能好酒。但隐逸之士的刘伶、阮籍等，虽酗酒狂放，不仅无害，而且还因此保全了自己的纯真，为后世留下了美名。在主客对论之后，又作一个交错给合的结论：“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感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鹤乎！”进一步说明了由于地位不同，为乐迥异。这从另一面歌颂了隐士之乐赛过了君王。这一段是从主到客，由客回到主，从鹤到酒，由酒回到鹤，回环复沓，反复论证，使文意更加深刻，文情更加流转动人。

　　第四段，用放鹤、招鹤之歌，对隐士之乐加以咏叹。既补充了前文写放鹤、招鹤之处的简略，又是对隐士好鹤之乐的教染。不仅如此，作者还借招鹤为名，行招仕之实。“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妆饱。”这是对隐士生活的素描，流露出歌赞、羡慕的感情，“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这表面上是招鹤，实际上却在招仕。本文的东山为隐居之庐，喻隐居。西山为鹤出所至，且与东山相反，所以西山是喻出仕为官。不可久留，是说仕途维艰，吉凶难于预料，不可迷恋，应该及早猛醒，亡途而知返。这表明了这时的苏轼已经滋生厌倦仕途的意念，萌发了羡慕隐居之乐的情丝。

　　全文主要通过活泼的对答歌咏万式与出了隐逸者信然自适的生活图景和不为时事所囿的自由心境，表现作者对隐居之乐的神往。文中写景形象生动，主要着笔于“鹤”，借鹤的“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表现山人超尘出世之姿。写鹤亦是在写人。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