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古伤今之作。首联点题,写寒秋匹马渡白沟之景,意境苍凉寥廓;颔联怀古,遥想白沟的历史地位与辽金风物,不无赞誉之意,感情为之一扬;颈联转写眼前之景,意象雄阔而悲凉,感情因之而压抑;尾联首句呼应颔联,写出昔盛今衰之感,次句抒发走投无路之悲,寓有故国之思。这首诗诗句凝炼,颇有杜诗的沉郁苍劲之风,给人一种悲壮之美。
首联点明了季节、地点和旅途路线。诗人由蓟门返乡,只身单骑渡过白沟,正值寒冷的落霜季节。蓟门即蓟丘,在当时大都,古代不少诗人,如陈子昂、高适等都曾在此慷慨悲歌,怀古吊今。刘因由蓟门返家。由于白沟所包含的特殊历史问题,自然很容易触发起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无边遐想:兴衰、治乱、荣辱、兴亡、华夷之别……使诗人怀古伤今,心潮滚滚,悲愤难平。寥廓萧瑟的霜天,寒碧呜咽的河水,仿佛也带着历史耻辱的印记,与诗人一起产生了悲愁满腔的共鸣。在这苍茫的秋水长天,寒凝大地的虚空中,羁旅行役、匹马风尘的诗人,是何等的孤独寂寞。“蓟门”、“白沟”、“霜落”、“水天愁”、“匹马”等意象,构成了一种苍凉肃杀的境界、凝重压抑的氛围。
唐时所设军事地理单位,以驻守人员之多寡分为上、中、下三镇,这里以上镇泛指边界,中州泛指中原。颔联极为含蓄,但又高度概括地透露出“水天愁”的原因所在:这里从战国时的燕赵,到唐宋盛世,一直是北方军事重镇。汉代李广,晋代刘琨,唐代张守硅,后周郭荣等人,都曾在这一带抗击匈奴、奚、契丹等外族的入侵,为华夏民族建立了保卫边疆的不朽功勋。自宋代与辽金对峙,这里既是两国的边界,又是华夏汉族与辽金夷族在风俗文化方面的分水岭。一个“异”字,含蓄地表露了诗人华夷之别的思想。可现在,华夏沦丧,蒙古入主中原,这里已成为元朝的畿辅腹地,华夷之大防不复存在了,令诗人感到“水天愁”。
颈联和首两句一样,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黄云滚滚弥漫天空,笼罩着古代边戍之地,孤零零的城堡、落日残照、西风萧索、孤雁南飞,茫茫旷古之思,秋容古淡之景,诗人孤身独骑,遐思渺渺,羁旅风尘,恨无知音,恰似孤雁飘零,何处归宿。表现了诗人无限的孤独惆怅。
尾联顺承此意:“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天下有名于时,与自己相知及交游的朋友,或逝或隐,多已离去,自己孑然一身,书剑飘零天涯,纵然满怀幽思忠愤,亦无处倾诉,无人知晓自己的心曲了。“凋落”、“孤独”尽发悲凉凄怆之情,颇有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胸臆。
这首诗既有历史的深远感,又有现实的寂寥感,首联和颈联皆写景,但景中寓情,颔联和尾联抒情,前者抒国家民族之情,故含蓄幽远;后者写个人身世之情,故淋漓酣畅。而国家民族与个人身世,又有因果内在联系,很好地烘托了诗人的内心世界。
上片抒写别后相思之情。起句“话杀浑闲说!”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盖隐应辛弃疾答词中“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一语,谓去年相叙虽得极论天下大事,然于此“岌岌然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一日不和,则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谋夕”(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之时,虽有壮怀长策,亦无从施展,说得再多都只是闲说一场罢了。“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紧承前语,补明“话杀浑闲说”的原因。意谓伊尹、诸葛亮那样的事业,只有在位者才能去做,平民百姓是无法去做的,所以说尽了等于没说。此言亦对辛弃疾寄词中称许陈亮“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一语而发。其时陈亮尚为平民百姓,辛弃疾则久被罢黜,故有此慨叹。恢复之事既不得施行,英雄之人却日趋衰老,思念及此,更增忧惧,故接下乃云:“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此言复应辛弃疾答词中“老大那堪说”及“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数语,其中蕴含着深厚而复杂的感情:既有去年风雪中抵掌谈论的欢欣,也有眼前关山阻隔互相思念的痛苦,还有同遭谗沮而早生白发的悲愤。“百世”句用《庄子·齐物论》“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及《战国策·齐策三》“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语意,极言相知之难。夫万世遇之尚如旦暮,则百世遇之自如接踵,而知己之人,岂是接踵可得?是以见其难也。
此语言简意赅,复多曲折,然无板滞晦涩之病,表现出运用典故的高超技巧。“三人月”一语则用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句,极言相念之苦。相知如二人者既甚难得,则会少离多自更难堪。此时孤独之感既不能排遣,忧愤之情又无可倾诉,真是度日如年了。“写旧恨,向谁瑟”即表现此种不胜惆怅的心情。“瑟”字名词动化,“向谁瑟”即向谁弹,向谁诉。
换头从离别的愁苦中挣脱出来,转作雄豪豁达之语:“男儿何用伤离别?”异军特起,换出新意。接下又推进一层:“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壮声英概,跃然纸上。“风从云合”语出《易·乾·九五》:“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本喻同类相从,借喻群英共事。意谓古来英雄豪杰皆建功立业,志在四方,故不须以离别为念。上二语亦隐应辛弃疾寄词中“佳人重约还轻别”至“此地行人销骨”诸句,用豪言壮语来安尉朋友,更见情深而意切。“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二句则隐应辛弃疾寄词中“正目断、关河路绝”一语,谓友人虽远隔千里,而情分亲厚,便即如终日晤对,于我之本心能善于体察,且抉入深微。“次骨”即至骨。“卧百尺高楼斗绝”一句插入陈登故事,盛赞故人豪气。“斗绝”即“陡绝”,高下悬殊之意。此句亦应辛弃疾寄词中“似而今、元龙臭味”一语。《三国志·陈登传》载:许汜往见陈登(元龙),陈登“无主客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许汜怀忿在心,后来向刘备言及此事,还说陈登无礼。刘备却反驳他:“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陈亮重提此事,既是对故人的嘉许,也是对此辈的痛斥。“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二句暗承前语,影射求田问舍事,故作消沉以写其忧愤。意谓如今天下太平,人人安适,自己也打算耕田送老,学《汉书·龚遂传》中的渤海郡人,把刀剑卖了,换买锄犁一类平民之家使用的铁器。所谓“天下适安”,实是“天下苟安”。陈亮早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即曾指出:“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后在《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又说:“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矣。”可见此二句感慨极深。卒章“壮士泪,肺肝裂!”总写满腔悲恨,声情更加激越。陈亮是一个忠肝义胆的人,他在《答吕祖谦书》中说到往常念及国事时“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常大笑”,真乃近乎“狂怪”,故知此语乃其心潮澎湃之实灵。
刘熙载《艺概》云:“陈同父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辛、陈之词皆有雄深悲壮的特色。但辛词多“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故别见沉郁顿挫;陈词多“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故别见激烈恣肆。此词则慷慨中有幽郁之致,苍劲中含凄惋之情,风调更与辛词接近。所以如此,盖因当时处境、心绪皆同,又“长歌互答”,深受辛词影响,故于伤离恨别之中,自然融入忧国哀时之感,而情生辞发,意到笔随,写同遭谗摈之愤(开篇二句)则慷慨悲凉,写共趋衰老之哀(“樽酒”三句)则幽暗沉重,写两地相思之苦(“百世”二句)则缠绵悱恻,写寂寞忧愁之郁(上片歇拍)则凄迷欲绝,写建功立业之志(换头二句)则奔放雄豪,写肝胆相照之情(“千里”二句)则深厚刻挚,写鄙薄求田问舍(“卧百尺”句)则激越高昂,写憎恶苟且偷安(“天下”二句)则情辞冷峻,写报国无门之恨(下片歇拍)则声泪俱下。如此淋淋漓漓,周而复始,“一转一深,一深一妙”(《艺概》),真似“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陈亮《甲辰与朱元晦书》),乃愈觉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其文辞又典丽宏富,平易自然,“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陈亮《与郑景元提干书》)如“话杀”、“新著了”、“不成教”、“也解”用民间口语,“百世寻人”用《庄子》、《战国策》,“三人月”用李白诗,“风从云合”用《易》,“卧百尺高楼”用《三国志》,“买犁卖剑”用《汉书》等等,皆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复多作疑问、感叹语气,益增曲折摇曳之致,故兼具精警奇肆与蕴藉含蓄之美,极富艺术感染。
此篇无首无尾,诗人只是选择男子离家出走,女子拽着男子衣袖,拉紧他的手,苦苦哀求他留下的一个小镜头,以第二人称呼告的语气反复哭诉。全诗只有两章八句,既没有点明男子离家出走的原因,也没有交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然而诗人描绘的这幅平常而习见的画面,却是活灵活现的。诗中生动地描述了一幅似乎非常具体的生活场景:一对男女在大路上追逐,女的追上男的,在路边拉扯纠缠,还似乎有女子悲怆的哭诉声,她呼唤着男子,不断重复地说着:“不要嫌恶丢弃我!”“多年相爱不能说断就断!”除此,她已经没有别的话要说,仿佛自己的一切辛酸、痛苦、挣扎、希望都凝聚在这两句话中了。她多么渴望在自己的哀求下,他能回心转意,两人重归于好,相亲相爱过日子。这是女主人公唯一祈求。但是,诗至此却戛然而止,不了了之,留下了一大片画面空白,容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情趣去创造,去丰富,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设想,绘出不同结果的精彩画面。所以诗中这幅片断性的画面尽管是一目了然的,但却是极具有包孕性的。
此诗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原诗纯为赋体,二章四句,每句皆押韵。第二章首句“路”,王引之《经义述闻》说:“当作道,与手、魗、好为韵,凡《诗》次章全变首章之韵,则第一句先变韵。
这首诗写出了红梅独特的姿态和个性。
诗的起笔手法就与众不同。诗人并不急于点题,而是把所要写的红梅置之一边,先请桃李登场。这样做的用意是很明白的,孤立地描写红梅,读者不易领会,必须有参照物。请出桃李作参照,桃红李白,尽人皆知。桃李既有妒梅之心,说明红梅兼有桃的“红”和李的“白”,实则不红也不白,而是在红白之间。这样一来,虽未言及红梅,而红梅已在句中了。
劝告“桃李莫相妒”,得有充足的根据。这一点诗人已经成竹在胸,深思熟虑了。第二句就用哲理来说服。“夭资元不同”,事物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性,这就是所谓的“夭资”。红梅就是红梅,既不同于桃,也不同于李,互不相干,有什么可妒忌的呢。这句从容道来,仍不让红梅亮相。
后二句是诗的重心所在,是骨子。诗人终于将自己思维中塑成的红梅的美奉献给了读者。红梅从它的大家族中分离出来,但它“犹余雪霜态”,梅所固有的傲霜凌雪不畏严寒的品性没有变,而且不是“十分红”。大自然赐予它粉红的花色,又使它优于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变得更加妖娆多姿了。红梅既有高洁的内在美,也有娇艳的外表美,难怪桃李等异族姐妹要嫉妒它了。至此,红梅的形象已玉立于读者心中。“未肯十分红”回应第一句,也是劝告“莫相妒”的理由之一。
这首小诗活泼而有趣。全诗四句都好像是红梅向桃李作解释;花草本为无情之物,但诗中的桃李会“相妒”,红梅也“不肯”红得过分,免得引起“与桃争艳”的嫌疑,增强桃李的妒心,都被人格化为有情之灵了。操守高洁而谦虚和逊的红梅形象刻画得非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