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岁·为金陵史致道留守寿》是一首寿词。其思路与寿韩南涧词相近，大致是赞颂寿主的事功，寄托词人的爱国情思。
词的上片写史致道的事功与谈吐。在中国古代，每逢秋高马肥的季节，北方外族统治者往往侵扰汉族地区，宋代也是如此。“塞垣”二句从此出发，写史致道守边有功，塞垣年年平安无事。这两句紧扣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突出地描叙了史致道的功业。塞垣“平安好”。这同史致道的非凡才能有极大关系。《战国策·齐策》说，一个有才华的人，能使“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桩席之上”，徐陵《九锡文》也说：“决胜尊俎之间。”“尊俎”二句，运用上述典故，写史致道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决胜尊俎之间”才能，从而揭示出塞垣平安的原因。作为一路的主帅，史致道不仅在对敌斗争中取得显著成绩，在内政方面也表现不俗。故接下去二句先写兴建“镇淮”、“饮虹”二桥，使金陵城防固若金汤，呈现出一派新气象。而“珠玉霏谈笑”，实为“谈笑霏珠玉”的倒装，谓其谈笑风生，言如珠玉，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春近也”二句以梅衬人，言梅有哀时．而人并不像梅那样易老，用婉转手法，表达出祝君长寿之意。
词的下片写对史致道的期望，祝史致道出将入相，整顿乾坤，建功立业。“莫惜”句劝其尽情饮酒，再表祝寿之意。“看看”有转眼之间的意思。“风诏看看到”，言其很快便会应诏入朝，担当大任。“留不住”二句则反用《史记·项羽本纪》中“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之意，谓史致道为治国之才，江东地方千里，难以施展其才华。从容，言举动舒缓，具体到为政而言，是说宽不失制，动不失和，处理问题得当。故“从容”二句是说，史致道回到朝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整顿乾坤，收复中原地区，把国家治理好。“千百”二句是说，那样的话，史致道将和唐代郭子仪一样，从今至老，永为贤相，千古流芳。史致道的治绩、才能如何，史无明言，词人对其是否过誉或谀佞，也应引起注意。
此词语美词工，格调恢宏，字里行间，不仅赞颂了寿主的功绩，还热切期望将领们挥军北伐，净扫强虏，恢复河山。这也是众多爱国志士们的共同心愿。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全词一开始从大处作眼，从远到近，层层展开，其中有精确的地理，这地理中暗示作者内心缜密的布局及经纬法度，这一切处理得干净简练，仅用“九派流中国”，“一线穿南北”，“龟蛇锁大江”这几个妙巧的对称，犹如围棋高手的布局显得严密而大度，同时也显示了对祖国的山川谙熟于胸。接着下阕一转，又透出了诗人对于世事沧桑，雪泥鸿爪之感慨，一代又一代该过去的都过去，而今诗人又作游人的一员在此低回歌咏。最后二行诗人把酒酹江以抒壮志，涌动的心潮如澎湃的波涛，越来越感受到一种急迫地想立即置身于中心的强烈愿望，诗歌在此达到一个最后的高潮，以绵绵思绪和慷慨高歌抵达诗言志的核心。
上片以俯瞰法谋篇布局，凭高纵目落笔，取势辽阔旷远。“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连接东西的长江航道与贯通南北的铁路干线在此垂直交叉，作者健笔凌云，区区十四字便准确简洁地点明武汉三镇作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和形胜特点。这两句对仗工稳，一横一纵，一水一陆，一众一寡，一自然一人工，一壮阔浩荡一漫长深远；“流”、“穿”二字又使画面呈现动感，极大地扩展了空间；“茫茫”、“沉沉”，写出烟雨迷濛中不甚分明的远景，而景物愈不分明，愈是若隐若现，便愈显得渺无边际。
接下去的“烟雨莽苍苍”一句，作为景语，笼罩江天，使开头两句收到了咫尺之内瞻万里之遥的艺术效果；作为情语，又渲染出一种沉郁凝重的独特氛围。再继之以“龟蛇锁大江”一句，表现俯瞰角度的变化，空间画面的层次由远而近。龟蛇两山隔江对峙，夹束江水，形势险峻，古来即为扼守江、汉的要塞。此处江面狭窄，激浪奔腾。南宋陆游的《入蜀记》写寻访南鹤楼旧址时，曾引李白《江夏寄汉阳辅录事》诗句：“谁道此水广？狭如一匹练。江夏南鹤楼，青山汉阳县。大语犹可闻，故人难可见。”以为“形容最妙”。而毛泽东独出机杼，在“龟蛇”与“大江”之间着一“锁”字，“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引宋梅尧臣语），构成雄浑苍茫的意境。龟蛇夹江，在濛濛雨雾中俯瞰，好像要把滔滔大江拦腰锁住一般。这个“锁”字，又回应了第二句中的“穿”字。当时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因长江阻隔，尚未接轨，但纵目望去，如连成一条细线。故“锁”、“穿”二字，既写活了景物，又反衬出作者所居之高、视野之阔。而烟雨苍茫、龟蛇锁江的物境又与作者此时此地的悒郁心境相合，象征着当时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受到国民党势力的猖狂打击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粗暴阻挠，武汉地区政治风云变幻的现实，隐含着作者对大革命前途的忧患之情。
下阙言情，应物斯感，豪放深沉。一个“逐”字，绾合心潮江浪，不但生动地写出了浪花的滚滚催进，而且隐喻汹涌澎湃、如火如荼的革命高潮。“南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南鹤不知到哪去了，只剩下这座南鹤楼，作为游人揽胜的圣地。这是即景生情，并无企慕仙人的意思。下面是抒革命之情，“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把酒浇在滔滔的江水里，内心激动的思潮恰似长江中翻腾起伏的波涛那样高，这里表示对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值此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非常激动，好像追逐江中汹涌的波涛。不久毛泽东就点燃了秋收起义的革命烈火，建立起了井冈山革命基地，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轨。
这首词，题目只标一缕，通篇只有四十四个字。但所囊括的时代气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澎湃情怀，其内容之错综复杂，并不亚于长篇。全词扣紧登临情景，突出大江形象，自然哲理、政治斗争和革命激情三者水乳交融，主题思想特别集中、深邃和感人。写景以重点刻划与气氛渲染结合，抒情以寓景于情和写意手法相结合，境界含蓄高远。语言之沉着有力，迭词动词之新颖精警，用韵之错落有致，与内容也十分和谐。
这首词的情绪触发点是词题所示之“歌”，“听歌有感”符合于一般的物感式审美方式。“感”的内涵是”情痴”，其具体对象是“相思”，全词是对“情痴”的性质、状态的表述。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有所谓“词心”之说，这首《减字浣溪沙》正是以“词心”所写的绝妙好词。它不同于南宋梦窗有“情痴”之称的《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本词偏重于对“情痴”这一具体情感型态的描述。
词人“听歌”而不限于歌，歌只是一种媒介而已，由歌引发出情绪，词篇便从情绪切入。词人是描述情绪，但没有对情绪作知性分析，而是从一个感性现象写起：“惜起残红泪满衣”。就意象而言，颇似白居易、苏东坡所写的秉烛看衰红，但情调上更为深沉凄切。词人惜落花残红，不仅流泪，而且泪沾“满衣”，一个“满”字，显示了凄楚之深。这个情感现象描述是“痴情”的感性表征，而“残红”凋零又包含着情人玉殒的隐喻意味，这便隐约透现出“情痴”的情感指向。“它生莫作有情痴”，这是匪夷所思的来生企求。“它生莫作”正反衬出今生已是。“情痴”已使今生难以摆脱，则反映出痴情之深，背面敷墨，效果益显。“人天无地著相思”，“相思”点示了痴情的具体内涵，使情具有了确定性。浩浩宇宙，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无法在某一个角落里安置这相思痴情。相思之情，其程度、性质、范围得到极致表述，把“痴”的涵义大大深化了。
下片首句在意脉和意韵上跟上片首句有一定联系。“花若再开非故树”，花可以再开，但重开之花，已不再会是过去之“树”了。这才是上片首句“惜起残红泪满衣”的内在原因，把痴情的表达发挥得别开生面。在词人看来，花的存在、出现，人的情感存在、出现只能是一次。一旦消逝便无法追踪、不复再来。这是词人对痴情的深刻理解、体认和体察，其“词心”至为独特。“云能暂驻亦哀丝”，那美丽的情人有如天边一片云，缥缥缈缈，悠然远逝，即便暂时驻足，也终究是要消失的，因而也只能增添哀伤。这便进一步表现了相思之情的首次性质和无法追回的特点。结句“不成消遣只成悲”点题。“听歌”本作“消遣”，但效果适反，变成“悲”了，“悲”是词题”感”的具体化。这一句大得老杜“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的神韵，是情感寻求替代性转换，反而更伤其心的独特表现。这是况周颐用其深微细腻的“词心”感应“痴情”的结果。
《草堂吟》是一首七言古诗。作者薛令之，福建长溪县（今福安）人。福建那个地方在唐朝时还是很闭塞的，读书做官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事。“家贫耽读人皆笑”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风气。饭都吃不上，还读什么书呀！不过薛令之是个有志向的人，从他诗中所说到的“苏秦与韩信”、“佩黄金印”、“自古公侯未遇时”等语句来看，完全是“觅封侯”的架势。神龙二年（706），薛令之考上进士，成为福建第一位进士。开元中，官左补阙、太子侍讲。应该说基本上实现了他的理想。
这首诗是写他在灵谷草堂读书情形的。开头四句写草堂读书，草堂坐落在灵岩山谷，诗人就在草堂读书，一直读到很晚。这里人迹不到，惟有白云相伴。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白云缭绕，平添了一种高洁的意蕴，也富含隐逸的味道。
“春日”四句写草堂生活，一是垂钓，一是弹琴。写垂钓还是春光烂漫的，写弹琴就写出愁绪来了。“猿鹤寥寥愁转深”中的“猿鹤”如何解释？“寥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胡猿野鹤也像是暗喻着一些政坛小人。”不过，这种说法太复杂了，当时的薛令之还是个青年，还没有踏入政坛，对朝廷中的变故不可能了如指掌，而且，接下来的“寥寥”又作何解释呢？另有人注释时转引了《太平御览》中《抱朴子》的话：“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猿鹤”并用，应该说就是用了这个典故，其意也就是“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么“寥寥”也就是“数量少”的意思。于是他“携琴独理仙家曲”，“仙家曲”是指高妙的琴曲，一般人自然无法理解。
“曲中”四句，上接“仙家曲”，是写他的忧愁。在薛令之当时所处的环境里，一来没有同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不能不是读书人的忧伤，“子期能说宫商调”折射出没有知音的苦恼；二来读书的行为不为人理解，“家贫耽读人皆笑”便是说明这种情况的。尤其是在没有读出成就之前（鱼未成龙剑未飞），更是如此。
当然，他自己是信心满满的，“君不见”四句是他引用的论据，“家贫”就不能“耽读”了吗？你看苏秦和韩信都是出身贫苦，而后来却成为大人物。苏秦是古代苦学的典范，“引锥刺股”是他的典型事例。
最后四句是勉励自己坚持读书。“男儿立志需稽古”是说他在古人的事迹中得到了鼓舞，那些“公侯”在没有遇到圣明的君主前，他们都是耐得住寂寞，刻苦攻读的。这些事例说服了自己，更坚定了他读书求进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