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陶渊明善于把人所共知、反习而不察的人生体验指点出来,而且用的是极自然极简练的语言。这往往使人感到又惊讶又亲切。此二句即一好例。诗人回忆自己少壮时代,即便没有遇上快乐的事情,心里也自然地充满了欣悦。对于人类来说,珍惜生命价值、珍惜寸阴之精神乃是长青的。“无乐自欣豫”的“自”字,下得准确而微妙,直道出年青生命自身无穷的活力与快乐。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向上的生命情调。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向上的精神生命受了文化的教养,便升华出“猛志”。按照传统文化,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志向。“猛志”之猛,突出此志向之奋发、凌厉。“逸”,突出此志向之远大、超越。“骞翮”即展翅,“翥”者、飞也。猛志所向,超越四海,有如大鹏展翅,志在高飞远举。以上四句回忆少壮时代生命情调,诗情从容之中,而有飞扬之势。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年光苒苒流逝,当年那种雄心,渐渐离开了自己。诗情由此亦转为沉抑。“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即便遇上了欢乐的事情,也不再能欢乐起来,相反,常常怀有深深的忧虑。此二句写出人到中年、晚年之体验,与起笔二句形成深刻对照。诗人对自己的遭遇、时代,一概略而不言,唯反求诸己。所以写出的实为一种人生体验之提炼,一种生命自身的忧患意识。
“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气力渐渐衰退,转而感到一天不如一天了。深感形体生命的逐渐衰老,这还仅仅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一层次。“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壑舟”语出《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此处是借用“壑舟”喻指生命。观下二句中“止泊”二字,即承“壑舟”而来,可证。此四句,语气连贯为一意群。生命耗逝,片刻不停,使自己不得停留地走向衰老。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未来的人生道路,不知还有多少途程,也不知生命之归宿将在何处。联系上文之“猛志”及下文之结笔,则此二句之意蕴,实为志业未成之隐忧。生命日渐有限,而生命之价值尚未实现,这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二层次。
结笔乃更进一层:“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生命之价值是在每一寸光阴之中实现的,寸阴可惜。古人珍惜寸阴,顾念及此,不能不使人警惧怵惕!珍惜寸阴,念此警惧,足见犹思奋发有为,此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三层次,亦是其忧患意识之一提升。结笔二句,深沉、有力。其启示意义,乃是常新的。
渊明此诗之主题意义,为一种生命之忧患意识。此种忧患意识之特质,是形体生命逐渐衰老,而生命之价值尚未能实现,终于产生再奋发再努力之自我觉悟。按照中国文化传统,主体价值之实现,有三种模式。“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中,立德是为第一义。陶渊明之一生,于立功的一面,虽然未能达成,可是,在立德、立言两方面,却已经不朽。读其诗,想见其为人,可以说,若没有“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之精神,陶渊明之成其为陶渊明,将是不可想像的。
此诗在三个时间点上辐射和展开意象:其一,回首过去,生命意象是展翅高飞的大鹏,情调是“昂扬”、“欣豫”;其二,察视现在,生命意象是生命力锋颖的衰颓与磨损。情调是“忧虑”“无复娱”;其三,眺望未来,生命意象是前途无几许的孤舟。情调是“忧惧交加”。时间的跳跃交错,生命的盛衰交替,情调的忧、乐、惧交织,使此诗仿佛是一个时间与生命的三重奏,展现了丰富而深沉的人生体验的全过程。
全幅诗篇,呈为一种苍凉深沉之风格。诗中包蕴了少壮时之欣悦,中晚年之忧虑,及珍惜寸阴之警惧。诗情之波澜,亦由飞扬而沉抑,终至于向上提升。全诗体现着陶诗文体省净而包蕴深远的基本特色。这种特色,实为中国诗歌艺术造诣之一极致。
这一天正是清明节,诗人杜牧在路上行走,遇上了下雨。清明,虽然是柳绿花红、春光明媚的时节,可也是气候容易发生变化的期间,常常赶上“闹天气”。远在梁代,就有人记载过:在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往往有“疾风甚雨”。若是正赶在清明这天下雨,还有个专名叫作“泼火雨”。诗人遇上的,正是这样一个日子。
诗人用“纷纷”两个字来形容那天的“泼火雨”,真是好极了。“纷纷”,若是形容下雪,那该是大雪。但是用来写雨,却是正相反,那种叫人感到“纷纷”的,绝不是大雨,而是细雨。这种细雨,也正就是春雨的特色。细雨纷纷,是那种“天街小雨润如酥”样的雨,它不同于夏天的倾盆暴雨,也和那种淅淅沥沥的秋雨绝不是一个味道。这“雨纷纷”,正抓住了清明“泼火雨”的精神,传达了那种“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凄迷而又美丽的境界。
这“纷纷”在此自然毫无疑问的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还有一层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形容着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且看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不是那些游春逛景的人。那么什么是“断魂”呢?在诗歌里,“魂”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绪方面的事情。“断魂”,是极力形容那一种十分强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比方相爱相思、惆怅失意、暗愁深恨等等。当诗人有这类情绪的时候,就常常爱用“断魂”这一词语来表达他的心境。
清明这个节日,在古人感觉起来,和我们今天对它的观念不是完全一样的。在当时,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是主要的礼节风俗。除了那些贪花恋酒的王孙公子等人之外,有些头脑的,特别是感情丰富的诗人,他们心头的滋味是相当复杂的。倘若再赶上孤身行路,触景伤怀,那就更容易惹动了他的心事。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春衫尽湿,这给行人就又增添了一层愁绪。这样来体会,才能理解为什么诗人在这当口儿要写“断魂”两个字;否则,下了一点小雨,就值得“断魂”,那不太没来由了吗?
这样,我们就又可回到“纷纷”二字上来了。本来,佳节行路之人,已经有不少心事,再加上身在雨丝风片之中,纷纷洒洒,冒雨趱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纷乱了。所以说,纷纷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绪;甚至不妨说,形容春雨,也就是为了形容情绪。这正是我国古典诗歌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一种绝艺,一种胜境。
前二句交代了情景,问题也发生了。怎么办呢?须得寻求一个解决的途径。行人在这时不禁想到:往哪里找个小酒店才好呢?事情很明白:寻到一个小酒店,一来歇歇脚,避避雨;二来小饮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暖暖被雨淋湿的衣服;最要紧的是,借此也能散散心头的愁绪。于是,向人问路了。
是向谁问的路呢?诗人在第三句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妙莫妙于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在语法上讲,“牧童”是这一句的主语,可它实在又是上句“借问”的宾词——它补足了上句宾主问答的双方。牧童答话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行动”为答复,比答话还要鲜明有力。
“遥”,字面意义是远。但我们读诗的人,切不可处处拘守字面意义,认为杏花村一定离这里还有十分遥远的路程。这一指,已经使我们如同看到。若真的距离遥远,就难以发生艺术联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无尽的兴味:妙就妙在不远不近之间。“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这只需要说明指往这个美丽的杏花深处的村庄就够了,不言而喻,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
诗里恰恰只写到“遥指杏花村”就戛然而止,再不多费一句话。剩下的,行人怎样地闻讯而喜,怎样地加把劲儿趱上前去,怎样地兴奋地找着了酒家,怎样地欣慰地获得了避雨、消愁两方面的满足和快意……,这些诗人就“不管”了。他把这些都含蓄在篇幅之外,付与读者的想象,由读者自去寻求领会。他只将读者引入一个诗的境界,他可并不负责导游全景;另一面,他却为读者展开了一处远比诗篇所显示的更为广阔得多的想象余地。这就是艺术的“有余不尽”。
这才是诗人和我们读者的共同享受,这才是艺术,这也是我国古典诗歌所特别擅长的地方。古人曾说过,好的诗,能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拿这首《清明》绝句来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小诗,一个难字也没有,一个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语言,写得自如之极,毫无经营造作之痕。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新、生动,而又境界优美、兴味隐跃。诗由篇法讲也很自然,是顺序的写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是“起”;第二句是“承”,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是一“转”,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而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成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在艺术上,这是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所谓高潮顶点,却又不是一览无余,索然兴尽,而是余韵邈然,耐人寻味。这些,都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地方!
这是一首抒情小诗。“遣兴”即抒发情怀。韩愈是唐代大儒,一向积极用世,但此诗却写得颇具超世之姿,有道家之风。
诗的前两句“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 ,写自己一生只爱酒,酒给了自已欢乐,酒是知已。断送,当“陪送”讲,酒一生陪着自已。此时,韩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消极﹑沉闷的思想,这要联系当时韩愈的经历来看。元和十四年,韩愈力谏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上《论佛骨表》,触犯“人主之怒”,差点被定为死罪,由于当时宰相裴度、崔群等朝中大臣极力说情,才免得一死,后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韩愈又上奏《论天旱人饥状》,要求减免灾区赋税,又遭佞臣所谗,再贬到“天下之穷处”的连州阳山当县令。韩愈如此连遭打击,此时发出这种感慨,就不难理解了。这两句诗,后来被黄庭坚在《西江月》中化用成“断送一生惟有酒,破除万事无过”,黄庭坚同样表达了阅尽人世沧桑后的深沉感慨。
诗的后两句 “莫忧世事兼身事,须著人间比梦间”, 进一步说,人对各种事情不要忧愁,要能看得开,要将人间的事情比作做梦。这两句对仗工整,竟成一联。这一联,浓缩作者的人生体验,是他经受沉重打后的切肤之痛,颇有出奇制胜之妙与诙谐玩世之趣。
这首诗,表面看似消极,浮世,低沉,诗却用“遣兴”作题,意味深长。遣,排遣;兴,兴致。遣兴,消遣兴致。这反映作者梦喻世事,企求解脱与舍弃,充满了人生空幻的深沉喟叹,以及对整个人生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的怀疑与探讨,更有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与凄凉,情真意切,肺腑之言。
《述酒》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刘裕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为了避祸,陶渊明把这首诗写得十分隐晦。经韩子苍、汤汉及后来注家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诗意。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共六层次;只有收尾作六句,组成第七层次:一、东晋运祚,由盛趋衰;二、逆篡不断,至于桓、刘;三、诗人感慨,宋代晋瑞;四、刘灭桓玄,恭帝遭害;五、除异务尽,逃也不免;六、简文应谶,晋祚告尽;七、我亲夷齐,天容当固。
这首诗的标题旁有一个题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仪狄是夏禹时代酒的发明者,而杜康是西周时人,正是在他改进了酿酒技术后,酒才风行于天下。这个题注仿佛让人们以为陶潜这首诗是在记述酒的发明发展史,其实根本不是。陶潜在这里用了影射手法,实际上是以仪狄影射桓玄,以杜康影射刘裕。桓玄篡位时用毒酒鸩杀了司马道子,而在陶潜听到的传闻中,晋安帝司马德宗和晋恭帝司马德文,也都是被毒酒毒死的。这首诗里的“酒”,实际上指的是毒死司马皇族的毒酒,这首诗实际上是在感叹东晋王朝的灭亡。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重离”为周易八卦之一,“离”为火为日,天上的太阳暗喻地上的皇帝。司马氏的先祖出自古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重离”与“重黎”谐音,指代司马王朝。太阳照到南边的陆地上,暗喻晋室南渡,东晋开始。“鸣鸟”暗喻东晋初年名臣荟萃,如祖逖、王导、温峤、郗鉴、陶侃等人,都立下了赫赫功勋。
“融风”是春天的东北风,司马氏祖出夏官祝融,所以“融风”也指代司马帝风。秋草虽然还没黄,可春风早已消失无踪,司马晋朝的运祚已趋衰颓。
这四句诗概括了东晋从开国到衰亡的百年沧桑,从中不难看出,这首诗是一首政治诗,谈论的正是晋宋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难怪陶潜要用如此隐晦曲折的手法了。
“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素砾”是白色的小石子,比喻王敦、苏峻等犯上作乱的奸邪。“南岳”是衡山,在今天湖南境内,诗中指代东晋政权。山上的云就是东晋王朝的祥瑞之云。这些小石子在长江边闪着凶光冒着邪气,将南岳山头的祥瑞云气冲散了——也就是说,东晋王朝从开国之日起,就不断发生奸邪篡逆叛乱之事,国势一天比一天衰落。
刘裕在义熙二年(406年)被封为豫章郡公,“豫章”在这里就是指代刘裕。“重华”是舜的号,他的坟在湖南零陵的九嶷山,而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后正是被封为“零陵王”,“重华”在这里暗指司马德文。在平定桓玄之乱的过程中,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庶族将领,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以王谢为代表的世族官僚,逐渐成为他们的依附势力,最后东晋王朝终于覆灭,刘裕建立了刘宋新朝,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虽然谦恭逊位,最后也难逃他的魔掌!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义熙十四年(418年),有人向刘裕敬献“嘉粟”,刘裕献给晋安帝,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是一茎多穗的稀有禾谷,古代认为是祥瑞之物,一旦出现就昭示着要出圣人。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暗示自己准备将天下禅让给他。可就在那年年底,刘裕命人将晋安帝害死,又立司马德文为皇帝,以应“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
“西灵”应当作“四灵”,指龙凤麟龟四种祥瑞之物,陶潜可能是故意写错,以免被当权者看懂。四种祥瑞之物都被刘裕驭使,暗喻他杀害天子篡权夺位的罪孽。
这四句写陶潜当初听到晋安帝被害的消息,义愤填膺,悲哀难抑。多少个夜晚他流泪叹息,一直到雄鸡啼鸣还难以入眠。而如今连已经逊位的晋恭帝竟然也惨遭杀害,诗人的悲愤更是无法言喻。
“诸梁董师旅,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诸梁”指沈诸梁,是战国时楚国的大将。“羊胜”应该作“芈胜”,陶潜也是故意写错。芈胜是楚国王族,他的父亲太子建在郑国遇害,他想报仇,楚国的令尹子西不从,他就杀了子西,将楚惠王赶出国境,自立为楚王。沈诸梁闻知后就率领军队攻打芈胜,芈胜战败自杀,楚惠王得以复位。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是为了影射刘裕举义推翻桓玄之事,也颇有讽刺意味:刘裕是靠着推翻篡位夺权的桓玄掌握军政大权的,而现在也做出篡逆之事,原来与桓玄是一丘之貉!
曹丕建立魏国后,封让位的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让他迁居出洛阳,但并未加害,山阳公刘协得以终其天年。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更是在责骂刘裕,骂他连已经逊位的司马德文都要杀害,连曹丕都不如。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汉朝的卜式是放羊的高手,曾经对汉武帝说:“治理人民和放羊的道理有些相似,我放的羊全都要是能够按时起居的,只要有偷懒睡觉的就杀掉,害怕它们败坏了整个羊群。”陶潜引用这个典故,暗喻刘裕为了达到篡晋称帝的目的,二十年来处心积虑地诛除异己,过去协同他讨灭桓玄的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人,都先后被杀。“安乐不为君”,是指褚秀之、褚淡之等人媚宋求荣,协同杀害晋安帝和晋恭帝。
“平王”在这里是指代“平固王”,元兴二年(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封晋安帝为“平固王”,将他从建康赶到寻阳。“峡中纳遗薰”用了《庄子》里的一个典故,讲古代越国连续有三个国君被杀,王子廀本该即位,但他怕死跑到丹穴躲藏起来。越国人到丹穴去请他,他躲藏在峡谷里不肯出来。越国人就点燃艾草,用浓烟将他薰了出来。他登上王车仰天长叹:“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当国君呢?”陶潜用这个典故,暗喻司马德文是被刘裕逼迫才继位称帝的,如今也被杀害,刘裕的心肠何其狠毒!
“双阳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阳”为日,两个“日”组成一个“昌”字,是指晋孝武帝司马昌明。他生个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晋安帝和晋恭帝。传说晋简文帝司马昱曾经见过一条谶语:“晋祚终昌明”。根据谶语以为孝武帝无子,谁知他竟生了两个儿子,在他死后将晋朝延续了二十几年。
“三趾”是指三足乌,神话传说中背负太阳的神鸟。传说只要看到它飞停到屋顶,世上就会出天子。这一句暗指刘裕为了应证“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杀晋安帝立晋恭帝,后来又将已经逊位晋恭帝害死,滥杀无辜,荼毒生灵。
王子晋是传说中周灵王的太子,擅长吹笙,修炼二十年后成仙,骑着白鹤飞上天去了。陶潜在这里隐去一个“晋”字,只写作“王子”,正说明这两句诗暗喻晋王朝的覆灭。“日中”是正午,“正午”在古代又称“典午”,而“典午”是有晋一代人们为了避讳专门用来指代“司马”的词。“典”与“司”意义相近,而“午”在干支中的属相正是“马”。“河汾”指黄河和汾河,是西晋王朝的发祥之地。这两句话进一步暗喻晋朝气数已尽运祚已终,表达了诗人沉痛的心情。
这四句诗在字面上组成非常奇幻凄艳的神话意境:重生的太阳相继从天空落下,三足乌衔着谶语来到人间,王子晋吹笙骑鹤飞上了西天,正午时分翱翔在黄河汾水上空。而喻指的却是晋朝终于覆亡皇帝相继被杀的历史事件。
统治当代诗坛的象征手法和意象群诗体,其实在《离骚》中就有,中国古代诗人也都会玩,而且都玩得很棒。但他们绝不像时下的诗人们瞎玩滥玩,玩得不成名堂。陶渊明的这首《述酒》,就是很好的范例。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春秋时越国人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耻攻灭吴国后退位隐居,被封为“陶朱公”。陶潜在这里故意隐去一个“陶”字,正是为了用“朱公”指代自己。他借范蠡隐居的典故表达自己在晋宋易代后的决心,一定要闲居避世,远离人世间的扰攘纷争。
“西岭”指西山,也就是首阳山,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后隐居到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活活饿死。陶潜要求自己以伯夷叔齐为榜样,绝不作媚宋求荣的不忠不义之事。宁可饿死,也不到刘宋新朝去做官求禄!
诗人最后说:老天爷要我陶潜活多少年,我就活多少年,要我饿死我就饿死,我绝不出仕新朝!其实未成年就夭折的殇子与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又有什么区别?人生的意义不是寿命的长短,而是品格和气节。
陶潜写《述酒》的时候,一定悲痛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又只能用隐蔽晦涩的手法去写,甚至故意写错几个字,好让当权者无法看懂,也就无从迫害他。他对东晋王朝刻骨铭心的感情和对末代皇帝被残杀的切肤之痛,都深深隐藏在这首诗里。
此诗被看作刺世诗,更恰切地说,是一首史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