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充满轻快旋律和酣畅情致的喜雨诗。这年夏秋间,久晴不雨,秋禾枯焦。至七月二十五日夜间止,大雨三日,庄稼得救。久旱遇雨,欣喜若狂,连衣服、床铺湿了也顾不得,表达了诗人的喜雨之情和对民生的关注。诗人欢欣鼓舞,写了这首七律。
首联写喜雨,从晚上下雨写起。“一夕骄阳”与“梦回凉冷”是鲜明的对比。诗人在闷热的天气中入睡,一觉醒来,白天烈日的余威已被全部扫除,代之以清凉舒适的夜风,原来天下起了大雨。这两句虽然是实事实写,但由原先对气候的不满忽地改变成很满意,细微地反映了诗人心中的喜悦。诗人同时又选了“梦回”这一时刻,来表达自己这份心情,更加显出意外地惊喜———这场雨,诗人已经盼望很久了。
次联写对雨的感受,用江西诗派诗人的惯技,融化前人诗句为己用。出句“不愁屋漏床床湿”,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句;对句“且喜溪流岸岸深”,用杜甫《春日江村》“春流岸岸深”句。诗虽用前人成句,但贴切眼前景事,与首联一意相贯,在原句基础上加了“不愁”、“且喜”二语,在旧句上翻出了新意,达到了能生能活而自成佳句的要求。诗是写听雨,又形象地道出了盼雨的心情,也隐隐表示自己的喜雨不单单是因为大雨赶走了炎热,带来了凉爽,这就引伏第三联的情感,也为尾联预留地步,所以元方回评说这联写得流动便利。
第三联仍写喜雨。一句是想象之辞,说明自己喜雨,是因为这场及时雨,使庄稼能喝个饱,秋收有望;一句是以听雨打桐叶,寄托自己欣喜的心情。江西诗派学杜,在炼字上花工夫,尤注重虚字的锤炼。这联中的“应”字、“最”字,都下得很有精神,加深了句意。不过,出句的“千里稻花应秀色”,也见唐殷尧藩《喜雨》诗,不知是偶同还是有意袭用。钱钟书《宋诗选注》对这联的对句有独到的评价:“在古代诗歌里,秋夜听雨打梧桐照例是个教人失眠添闷的境界,像唐人刘媛的《长门怨》说:‘雨滴梧桐秋夜长,愁心和雨断昭阳。泪痕不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又如温庭筠《更漏子》词说:‘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曾几这里来了个旧调翻新,听见梧桐上的潇潇冷雨,就想象庄稼的欣欣生意,假使他睡不着,那也是‘喜而不寐’。”这段话,对我们理解这句诗很有帮助。当然,说到底,这样的写法就是将旧事翻新,打破常规,也就是江西诗派要求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及“脱胎换骨”。
尾联纯抒情,把原来的情感更转高一层,说遇到了这样的好雨,像我这没有田地的人尚且如此高兴,更何况那些盼望丰收、渴求雨水的农夫们呢?诗用“犹”、“何况”数字承先启后,是故意通过自抑而达到高涨。正因为诗人没田,他的欢欣鼓舞才有更深的意义,他与民同乐的心意也完全表达了出来,所以清纪昀评说:“精神饱满,一结尤完足酣畅。”
这首诗从谋篇到句法,都是典型的江西诗派风格。但诗写得情真意切,所以不觉得峭硬。尤其可贵的是,江西诗派学杜,常常表现在技巧上;这首诗学杜,除技巧外,还学习了杜诗关心民瘼,注意在诗歌中树立自我形象,讲究诗格,所以更为成功。
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兴亡,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残酷厮杀焚烧及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的奢侈无度。伴随着各个王朝的兴亡交替,是无休无止的破坏,无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都化为灰烬。
骊山(今西安市的东边),阿房宫当初的宫殿台基残存。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阿房宫从骊山建起,再向西直达咸阳,规模极其宏大,设施极其奢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项羽攻入咸阳后阿房宫焚毁。张养浩途经骊山有所感而创作了这首“骊山怀古”小令。
开头三句“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回顾骊山的历史,曾是秦朝宫殿的所在,被大火焚烧之后,当时的歌台舞榭、金块珠砾都已不复存在,诗人用“今何处”一个问句,强调了对从古到今历史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感慨,并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文“只见草萧疏,水萦纡。”再不见昔日豪华的宫殿,只有野草稀疏地铺在地上,河水在那里迂回的流淌。草的萧索,水的萦纡更加重了作者怀古伤今的情感分量。
第六七句说:“至今遗恨迷烟树。 列国周齐秦汉楚。”到如今,秦王朝因奢侈、残暴而亡国的遗恨已消失在烟树之间了。而这种亡国的遗恨不只有秦朝才有,周朝、战国列强直到汉楚之争,哪个不抱有败亡的遗恨呢?实际上作者在这里寄托了一种讽刺,是说后人都已遗忘了前朝败亡的教训!元朝统治者在夺得政权之后更奢侈挥霍无度,全然不顾国库空虚社会经济急待调整。
张养浩对当时的状况心怀不满,但想到列国的历史,又觉得从夺得政权,到奢侈暴戾,到最终败亡,乃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共同结局。杜牧说阿房宫“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作者正是由此引申开来写道:“赢, 都 变 做 了 土;输,都变做了土。”这句结尾句式相同的两句是说无论输赢,奢侈的宫殿最后都会归于死亡,“都变做了土”,我们可以看作这是对封建王朝的一种诅咒,更是对封建王朝社会历史的规律性的概括。张养浩在另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的结尾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从百姓的角度看封建王朝的更迭,带给人民的全是苦难。而这首小令则是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谈的,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作者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争夺 政权而进行的残酷厮杀、焚烧及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的奢侈无度。它虽不及“潼关怀古”思想深刻,但也提示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毛泽东的这首诗,廿四字,刻画了一位英勇无敌的大将军形象。与汉高祖刘邦廿三字的《大风歌》有异曲同工之妙。“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颇有些他曾熟读的中张飞收缰勒马、在长坂桥喝退百万曹兵的雄风。“横刀立马”当然只是一个艺术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因彭德怀指挥作战时并未骑在马上,而是隐藏在壕沟里。他使用的枪也不是短距离格斗的大刀长矛一类的古代兵器,而是能够较远距离射击的近代武器“盒子炮”。但该句确实刻画了一个挺身拒敌、勇猛无比的彭大将军形象。
“山高路远坑深”,此句确实是当地地貌的真实写照。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曾描写红军过六盘山后在白杨城出发的情景:“一出城就要过沟,队伍集结在东门外,等待下沟……队伍继续下沟,一直下到三四十丈的沟底,才又上行二三里路,离开了沟。”“过完了这道沟,又上了山,接着又过了三道深沟,直到半夜才到达杨家园子,已经走了百多里路。我们夜行军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黑夜过深沟的经验以前还没有过。沟越深,越阴暗,看不清道路,而路又很窄,稍不注意,就很危险。”确实,由于水土流失,陕北黄土高原丘陵区吴起镇一带多是高山深沟险壑。只是红军在越过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老爷山后往东走时,地势逐渐低落,正是谓“山高路远坑深”。
依据《彭德怀自述》的版本来分析,“骑兵任你纵横”,是谓看你们这些骑兵还能横行几时。“纵横”,强横无忌、奔行无阻之意,是写敌骑气焰嚣张。该句体现了毛泽东及所率领的红军将士志在歼敌、胜利在握的从容镇定和对骄横之敌骑的藐视。“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与古时战场的勇猛战将重叠在一起,令人景仰。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所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