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首二句开篇谈到东晋诗人陶渊明,表明自己很喜欢陶渊明的作品,作者觉得陶渊明的文思高超玄妙。作者在第二、三句提到和白氏同期稍早的诗人韦应物,称赞其诗歌具有清新闲远的情调。陶氏和韦氏与江州(今江西九江、瑞昌等市县)都有着较深的联系。陶渊明是九江当地人,曾任江州祭酒和彭泽(隶属九江)县令。而韦应物曾担任过江州刺史,亦曾于诗中提及浔阳楼,曰:“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登郡寄京师诸季淮南子弟》)白氏登楼而追忆曾居于江州的前人,对他们的才情抒发强烈的赞扬和佩服。
在前四句中,作者以一“爱”字来说明陶氏的作品对自己有着很深的吸引力,又用一“怪”字来表达自己对韦氏的诗才感到很好奇。
至第五、六句,作者的想法渐渐明朗开来,他在登楼之后,知道了为何二人之诗风令他“爱”与“怪”。此二句语言平实,内容简单,但却是承上启下之笔,既让人明白他提及陶韦二人,说“爱”与“怪”的目的,又引人欲观下文,想要了解作者在登上浔阳楼后。究竟是看到什么或感受到什么,让他“有以知其然”。
在第七至第十句时话题一转,以优美的对偶句向众人展现出了江州辽远大气的美景。
七、八两句中,“大江”对“匡山”,体现江州山水俱备;“寒”对“青”,清冷的触感与沉郁的色彩,体现出山水的气势;“见底”与“倚天”相对,下深及江底,上高耸入云天,体现江州山水的壮阔。在这两句的描写中,影像鲜明雄阔,色彩较重,更偏向于可感的视觉和触觉。而第九、十句则转向一种迷濛之中。“深夜”对“平旦”,江州无论晨昏日夜,皆有其独特的美景;“湓浦月”对“炉峰烟”,夜里月光洒在江水上,清晨的香炉峰云烟聚散,给人一种似实而幻,幽静淡雅的迷离感。此二句铺展出江州的柔美风光,与第前两句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色彩一重一淡,感受一真一幻,笔锋一刚一柔。
如此景观所包蕴的“清辉”与“灵气”日夜浸染着昔日的才子诗人,给予他们高玄的文思,清闲的诗情。诗至第十一、十二句,作者胸中已了然,正是这样的山水,赋予陶韦二人创作出令其“爱”和“怪”的作品。
抒怀至此,似乎可告一段落。但作者显然意犹未尽。第十三、十四句所言,或许在说文才不如二人的同时,亦觉官才不如之,虽然对于他人来说,他的为官经历和诗作文笔皆可以证明白氏是有才之人,且丝毫不逊于陶韦,但白氏依然在前人才华前表达出了自谦。最后,他对自己写下此诗作了一番解释:“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自言这首诗是登高兴至而偶发之作。才情有限,无法将所见景物完美地表达,愧对江山美景。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其内心有着不得志的苦闷。在“俯仰”一句中,或许亦有可能些微传达出其在政治上挫折顿郁,志不能抒,虽仍为官却愧对自己想要在其间施展抱负的天地江山。
自古以来,登高望远往往能给文人骚客许多的感触或是情致。对于白居易来说亦然。诗题虽为《题浔阳楼》,实乃作者站在浔阳楼上饱览胜景。赞叹江州河山,并怀古抒情之作。登楼面对壮秀河山的白氏,在诗歌中一路笔锋飞扬,语句或直白或工巧,写景挥洒,抒情畅怀。使得全诗富有极强的情绪感染力。
此诗首句写潼关雄踞山腰,下临黄河,形势十分险要;次句写作者行经此地,马蹄声声,被秋风吹散,点明时间和旅程;三、四句写黄河浩浩荡荡以及潼关境域内的山峦起伏。全诗豪迈奔放,写景与言情巧妙结合,含蓄又生动。
诗的首句以一种远景式的遥望,展现潼关一带苍茫雄浑的气象。紧接着,第二句以轻捷、有力的笔调,将“秋风”“马蹄声”引入诗中,不但以听觉形象补充了前一句所造成的视觉形象,进一步渲染出潼关一带独具的氛围,而且打破了原先画面的静态,给全诗增添了一种动感。对于久处书斋的文弱书生来说,萧瑟秋风也许是惹人伤感的凄凉之物,但对胸怀大志,亦文亦武的诗人来说,秋风中那矫健的马蹄声却更能催动豪情。他在壮阔的天地间策马驰骋,感到欣喜,感到痛快,感到精神上的极大的自由。
接下来的三、四句,则转从河和山方面来写。在前面那种状态下,诗人极目四望,眼前的自然景物也呈现出新奇的姿态:那从群山中冲决而出的黄河,尽管已奔入辽阔的平原,但仍嫌受束缚似的在不断冲击着河岸;而西去的群山,虽然走向与黄河相反,但仿佛也在力戒平坦,一更比一峰高。这样透过壮阔险峻的背景,就把潼关写活了。同时将写景与言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融进了诗人要求冲破约束的奔放情怀,是自我性格含蓄而又生动的描绘。
这里的诗人即高山、大河,高山、大河即是诗人。因为诗人已把自己的精神投射到了高山、大河之上,在高度的审美愉悦中,诗人已与高山、大河进入了同一状态,彼此相融,浑然不分而这“犹嫌束”“不解平”的黄河,高山,即是诗人傲岸不羁雄奇磊落胸怀的写照是诗人特有的冲决一切罗网、奋发昂扬的心态的外化。
诗人在这首诗中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扩张式的、外拓型的心态。这是一种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所急需的新型人才应有的精神状态。它昭示了诗人短促而轰轰烈烈的一生,即将就此展开。
这首小诗,前两句写“访”。诗说一条小路,沿着山崖,靠着青翠的山壁,直通向山的深处,山中寒云缭绕着山泉危石。诗极力铺写了隐者所居之地的环境,通过这幽深静阒的环境,突出隐居在这里的人的避世脱俗、高蹈绝尘的襟怀,未写人而人已呼之欲出。第一句的诗眼“踏”字下得很切,呼应诗题“访”字,使山景是作为诗人在来访途中所见,山路与山坳的两组景色也分出了先后层次,益显得山高幽深。如改成“近”、“贴”等类词,便成了单纯写景,跌入下乘。第二句的“抱”字,形象地刻绘出泉水蜿蜒、山石清秀、云气缭绕的景况,很见锤炼之工。
三、四句写隐者喝着自酿的酒,颓然醉倒,足不出户,门外落红满地,无人洒扫。这两句不直说隐者之高,只是通过他疏懒闲适、脱略形骸的生活,表现他与世无争、万事不关心的淡泊情怀,与宋邵雍《安乐窝》绝句中的后两句“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极为相近。诗即事达情,与上两句的景物描写合成一个整体,由此表达自己对隐者的崇敬。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出仕与归隐是一对矛盾。由于自身的抱负与向往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便促使诗人们转而赞美自然,赞美返回自然的隐士。自从陶渊明热衷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的生活以来,不少诗人讴歌无忧无虑、沉湎自然的生活,要“独无外物牵,道此幽居情”(韦应物《幽居》)。发展到最后,把疲倦于现实生活的观念进一步变化成疲倦于一切,连日常的应酬、洒扫,朋友间的来往也不放在心上,以门外青苔、落花不扫、人迹不到为高,如贾岛诗所述“自从居此地,少有事相关。积雨荒邻圃,秋池照远山。砚中枯叶落,枕上断云闲”,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郭祥正这首诗的三、四句,赞赏隐士闭门饮酒,门无人迹,落花狼藉,也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可视作中国写隐士的诗的共同点。
上片,写词人再次来杭复又离去,在饯行席上产生的依依难舍的心情。第一、二句交代行踪,表白恋情。“旧路”表明东坡重来杭州,“刘郎”词人自指,引刘晨、阮肇人天台山采药遇仙而隔世的故事,表明人世沧桑,时事速变。不说词人再来杭州,已是踪迹渺然,而只说刘郎来又去成为“应恨”。“来又去”,包涵着词人黄州生活之后的仙道缥缈的生活色彩。“别酒频倾,忍听阳关第四声”,写饯行席上的盛情,酒一杯一杯地倾倒,忍听着别后那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别之音。字里行间,饱含着词人对杭州的眷恋,对西边的京城朝廷生活的厌倦之情。
下片,承上一转,进一层渲染“怀恋”杭州“仙乡”般的生活能否重新获得。“刘郎未老,怀恋仙乡重得到”,写词人第二次来杭州,“仙乡”重现,发现自己青春“未老”的喜悦心情。“重得到”的是词人特别值得“怀恋”的“仙乡”道佛生活。在他经历黄州的大劫之后,再次来到杭州,实是万幸万幸。最后两句。写词人仍心有余悸:怕只怕朝廷“因循”旧路,诬陷忠良,我东坡这次别离杭州,不知能不能“前度刘郎今又来”,能不能再度见到“劝酒人”。然而历史是无情的,真的应验了。东坡自此以后再没有到过杭州了:“草树总非前度色,烟霞不似昔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见当时劝酒人。”
全词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词人第二次离开杭州前的矛盾心情,意欲复朝而又“怀恋”杭州。尤其引用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而隔世的故事,恰到好处,让整个词篇充满了仙道色彩,从中可以窥见词人惊魂未定的矛盾心绪仍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