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在任武功县主簿后曾在农庄闲居一段时期，写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诗，较有社会意义。这首《庄居野行》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首。
《庄居野行》诗歌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重商轻农的风气进行了正本清源，对受侮辱受损害的农民表示了深厚的同情。由于唐朝政府重商轻农，导致农民都弃农经商，造成“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的严重局面，因此作者大力呼吁，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此诗和刘驾的《反贾客乐》有异曲同工之妙，拓宽了唐诗创作的题材。
这首诗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上颇具特色。
诗人落笔便直敷诗人“野行”之其事，突现了农村“比屋皆闭户”的萧条荒凉的现实。接着，诗人便挖掘、剖析了农民“闭户”从商的社会原因，说明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漂泊四方的根本症结，在于“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接下去，诗人又展示了农民被迫采玉撷珠的苦辛和边兵敲诈勒索农民的生活画面，并从古今遥迢辽阔的时间领域上对“官家”逼农经商的昏庸举动进行了鞭笞，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形势动荡的忧恨。结尾“上天不雨粟，何由活蒸黎”二句的愤怒质问，更寄寓了诗人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之情。
赋的表现手法在于体物写志，在记叙性诗歌中用得较多。这首诗几乎通篇用赋，诗人从开头“比屋皆闭户”的社会现状入手，层层展开场景，拓展画面，从“田间”至“比屋”，从“屋中”至“垄亩”，从“山颠”至“水府”，从“古来”到“如今”，从“仓”廪到“田”畴..都达到“随物赋形”的地步，而环境的每一推移，又总带情韵以行，让读者透过“皆”、“尽”、“犹”、“常”等充满感情色彩的时间、程度副词而看到唐末重商轻农的政策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后果，虽属平铺直叙，却颇具感人的艺术魅力。
此外，这首诗语言通俗，对仗工整。如“采玉上山颠，探珠入水府”等句是。“古来一人耕，三人食犹饥；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等句，则对比鲜明，讽指深入。
本词最显眼之处是其题目长达三十字，像一段叙说缘由的序言，提示了全词的主要内容是由新种杉树和修书未成引起的感慨，题虽为“戏作”，却非常真实地表现了词人在刚落职闲居时的不满和寄情山林的避世之志。这位老英雄一定在幻想这些长身直立的植物变成像自己一样一心报国的忠勇志士，而自己就可以指挥这些部众去实现“了却君王天下事”的梦想。但事实是词人此时再次被排挤在朝廷之外，“投老空山”正道出作者此时的处境：临老之时遭人陷害，落职闲居，只得于深山中种松植杉，消磨人生，不平之气跃然纸上。
借事抒情，起笔即照应词前小序中所说的“检校停云新种杉松”，借此抒发面对世间沧桑所生的感慨。感慨古今兴废，宫阙池馆都湮没于黄土，“夜阑酒空人散”，这是落寞孤寂之感的体现。“政尔堪叹”，叹的是自己年岁渐高，恐怕看不到手植之杉松森然成荫的一天，更是感叹古来繁华皆成荒芜，历来欢娱惟留空恨，使后人凄然伤怀而已。两层感叹，结合了古今物人，涵盖十分宽泛，作者这样的感叹，也为下片作了铺垫。下片承接上文，作者发誓归隐之后誓不再理会闲事。寄希望于“万事不关心眼”，欲以超然物外来摆脱落职闲置的愤懑难平和百无聊赖。“梦觉东窗”以后，又想起陶渊明《停云》之诗，使词人开始思念亲戚故旧，于是想援笔作书以报之。无奈天气突变，似不欲让其写信，却又似在催其作诗，不知何意。作者心态彷徨，思绪纷乱，实际上是因其不甘寂寞，报国之情不泯而造成的，如若当时词人正在战场上指挥千万抗金志士进行北伐恢复的大业，就不会生此闲愁了。
这首词虽云“戏作”，但格调低沉，风味特别。 上片起韵一面顺承“检校停云新种杉松”之意，一面又叹老嗟衰。其下一叹自己年老，二叹古来兴废盛衰、世事无常。过片一韵，借用陶渊明停云诗，写自己的出世之情。下面点题，借风吹纸笔暗用杜甫诗意，嘲讽“天心莫测”。从中折射出被迫“伏枥”的烈士暮年的真实状态。
这首诗表现了客里逢春所生的故园之思，以及身世处患之感。题材虽然很一般，但诗人的感觉很好，写得句句皆能生色，有化常为奇的妙处。可见诗首先得论语妙境好，不当抽象地讨论题材的大小高低。简斋此诗浑厚中见清畅，锻炼而能自然，风格在苏、黄之间。著名诗评家纪昀、陈衍等对它都很赞赏，纪评云：“绝有笔力。三、四江西调，然新而不野。”陈评云：“五、六濡染大笔，百读不厌。”简斋诗出于江西派而不为本派门户所限，能融合正变，成此雅俗共赏之体。
“故园归计堕虚空，啼鸟惊心处处同。”两句意思是说，时节又是春天了，可回故乡的计划却越发显得渺茫，处处有鸟鸣，却声声令人心惊。“啼鸟”这句是化用杜甫《春望》“恨别鸟惊心”。
“四壁一身长客梦”写足作客之事，“百处双鬓更春风”写足客里逢春之意，意思都很圆满。大凡律诗的章法，前四句需要集中地表现主题或基本情事，写得意足事完，给人以相对完整的形象。所以要象老鹰抟兔子一样紧紧抟住，不给人一点松散乏力的感觉。这两句的各个意象，单独看都很平常，但合在一起却生出奇劲的感觉，并且彼此之间似乎是天造地设、非此莫属的关系。这样子在表现内容上才能显得充实、浑厚、有力度。
梅花的洁白当然不是人间所有的那种白，而是自然界的创造。这一句初看似甚无谓，甚拙率，熟看之后，却有奇趣在，盖非声色外现之句，而是意趣内敛，如水中之象，初睹空荡，谛视却见其下种种形象，大有造作。“梅花不是人间白，日色争如酒面红。”此句亦似无理，但有声色，形象生于虚处。
“且复高吟置余事，此生能费几诗筒。”表达了作者无可奈何却只能故作旷达的心情。有家而归不了，年华又老去，环境也已发生了改变，诗人内心痛苦，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放下种种心中的梦想，在诗歌中寄托自己的情怀。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