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中年奉佛，诗多禅意。这诗题曰“秋夜独坐”，就像僧徒坐禅。而诗中写时迈人老，感慨人生，斥神仙虚妄，悟佛义根本，是诗人现身说法的禅意哲理之作，情理都无可取，但在艺术表现上较为真切细微，传神如化，历来受到赞赏。
前二联写沉思和悲哀。这是一个秋天雨夜，更深人寂，诗人独坐在空堂上，潜心默想。这情境仿佛就是佛徒坐禅，然而诗人却是陷于人生的悲哀。他看到自己两鬓花白，人一天天老了，不能长生；此夜又将二更，时光一点点消逝，无法挽留。一个人就是这样地在岁月无情流逝中走向老病去世。这冷酷的事实使他自觉无力而陷于深刻的悲哀。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越发感到孤独空虚，需要同情勉励，启发诱导。然而除了诗人自己，堂上只有灯烛，屋外听见雨声。于是他从雨声想到了山里成熟的野果，好像看见它们正被秋雨摧落；从灯烛的一线光亮中得到启发，注意到秋夜草野里的鸣虫也躲进堂屋来叫了。诗人的沉思，从人生转到草木昆虫的生存，虽属异类，却获同情，但更觉得悲哀，发现这无知的草木昆虫同有知的人一样，都在无情的时光、岁月的消逝中零落哀鸣。诗人由此得到启发诱导，自以为觉悟了。
后二联便是写觉悟和学佛。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人，从出生到老死的过程不可改变。诗人从自己嗟老的忧伤，想到了宣扬神仙长生不老的道教。诗人感叹“黄金不可成”，就是否定神仙方术之事，指明炼丹服药祈求长生的虚妄，而认为只有信奉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佛教讲灭寂，要求人从心灵中清除七情六欲，是谓“无生”。倘使果真如此，当然不仅根除老病的痛苦，一切人生苦恼也都不再觉得了。诗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皈依佛门的。
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即禅悟的过程。从情入理，以情证理。诗的前半篇表现诗人沉思而悲哀的神情和意境，形象生动，感受真切，情思细微，艺术上是颇为出色的；而后半篇则纯属说教，归纳推理，枯燥无味，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
这首诗中，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描写了国色牡丹的姿色，形象生动地描写了牡丹花的美，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欢欣之情。该诗清新灵动，诗情中富含画意，为咏花之佳作。
唐诗中以“国色”言花，前未听闻，而至大和年间白居易咏石榴花，李商隐咏牡丹花皆以“国色”称之，而此牡丹诗应为唐以“国色”咏花之先，而成牡丹“国色天香”之名。
前两句分别从视觉嗅觉两种感官写牡丹之美，开篇写牡丹之色。国色朝酣酒，何谓国色，作者不言红，更没有繁复的说何种红，只言醉酒二字，精炼准确的写出牡丹之色，让人直观的感觉到牡丹色泽之美。
而染衣之说则是以文字，用侧面描写衣香道出花香的浓郁。用委婉的表达却更能准确的传达出香的意义，所谓诗味皆指此中意味。“酗酒”、“染衣”这样的遣词，亦使得诗文有种浓烈之色。
丹景春醉容，诗人再一次写到了“醉色”，春日与牡丹相映而红，甚至整个春天都被这颜色染醉了，再次赋予诗作强烈的色彩感，诗中有画意。
最末写晚景，不言天色已晚不舍归去，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让月亮问什么时候回家，其中天色晚和沉醉的意义都有了，而这些都是为了说明牡丹之美。
这首诗含蓄、典雅，对仗工整，尤其是“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两句成就了牡丹“国色天香”之名，从此“国色天香”就成了人们对牡丹的代称。国色，是说牡丹的品位最典雅庄重，而非单指其花色；天香，是说牡丹的韵味最自然高贵，而非单指其香气。诗人用“国色”将牡丹之美推崇到至高境界，而用“天香”二字赋予牡丹宗教般的圣洁气质。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