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中年奉佛,诗多禅意。这诗题曰“秋夜独坐”,就像僧徒坐禅。而诗中写时迈人老,感慨人生,斥神仙虚妄,悟佛义根本,是诗人现身说法的禅意哲理之作,情理都无可取,但在艺术表现上较为真切细微,传神如化,历来受到赞赏。
前二联写沉思和悲哀。这是一个秋天雨夜,更深人寂,诗人独坐在空堂上,潜心默想。这情境仿佛就是佛徒坐禅,然而诗人却是陷于人生的悲哀。他看到自己两鬓花白,人一天天老了,不能长生;此夜又将二更,时光一点点消逝,无法挽留。一个人就是这样地在岁月无情流逝中走向老病去世。这冷酷的事实使他自觉无力而陷于深刻的悲哀。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越发感到孤独空虚,需要同情勉励,启发诱导。然而除了诗人自己,堂上只有灯烛,屋外听见雨声。于是他从雨声想到了山里成熟的野果,好像看见它们正被秋雨摧落;从灯烛的一线光亮中得到启发,注意到秋夜草野里的鸣虫也躲进堂屋来叫了。诗人的沉思,从人生转到草木昆虫的生存,虽属异类,却获同情,但更觉得悲哀,发现这无知的草木昆虫同有知的人一样,都在无情的时光、岁月的消逝中零落哀鸣。诗人由此得到启发诱导,自以为觉悟了。
后二联便是写觉悟和学佛。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人,从出生到老死的过程不可改变。诗人从自己嗟老的忧伤,想到了宣扬神仙长生不老的道教。诗人感叹“黄金不可成”,就是否定神仙方术之事,指明炼丹服药祈求长生的虚妄,而认为只有信奉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佛教讲灭寂,要求人从心灵中清除七情六欲,是谓“无生”。倘使果真如此,当然不仅根除老病的痛苦,一切人生苦恼也都不再觉得了。诗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皈依佛门的。
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即禅悟的过程。从情入理,以情证理。诗的前半篇表现诗人沉思而悲哀的神情和意境,形象生动,感受真切,情思细微,艺术上是颇为出色的;而后半篇则纯属说教,归纳推理,枯燥无味,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
这首诗中,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描写了国色牡丹的姿色,形象生动地描写了牡丹花的美,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欢欣之情。该诗清新灵动,诗情中富含画意,为咏花之佳作。
唐诗中以“国色”言花,前未听闻,而至大和年间白居易咏石榴花,李商隐咏牡丹花皆以“国色”称之,而此牡丹诗应为唐以“国色”咏花之先,而成牡丹“国色天香”之名。
前两句分别从视觉嗅觉两种感官写牡丹之美,开篇写牡丹之色。国色朝酣酒,何谓国色,作者不言红,更没有繁复的说何种红,只言醉酒二字,精炼准确的写出牡丹之色,让人直观的感觉到牡丹色泽之美。
而染衣之说则是以文字,用侧面描写衣香道出花香的浓郁。用委婉的表达却更能准确的传达出香的意义,所谓诗味皆指此中意味。“酗酒”、“染衣”这样的遣词,亦使得诗文有种浓烈之色。
丹景春醉容,诗人再一次写到了“醉色”,春日与牡丹相映而红,甚至整个春天都被这颜色染醉了,再次赋予诗作强烈的色彩感,诗中有画意。
最末写晚景,不言天色已晚不舍归去,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让月亮问什么时候回家,其中天色晚和沉醉的意义都有了,而这些都是为了说明牡丹之美。
这首诗含蓄、典雅,对仗工整,尤其是“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两句成就了牡丹“国色天香”之名,从此“国色天香”就成了人们对牡丹的代称。国色,是说牡丹的品位最典雅庄重,而非单指其花色;天香,是说牡丹的韵味最自然高贵,而非单指其香气。诗人用“国色”将牡丹之美推崇到至高境界,而用“天香”二字赋予牡丹宗教般的圣洁气质。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