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这首诗的前两句勾勒了一幅阴暗凄惨的画面:白下刮出的恶风卷来泼墨乌云,盖没了所有的生机勃勃的树林,惨淡愁雾遮天蔽日,各种花草尽被摧残。这里通过具体形象,艺术地概括了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悲惨、文坛凄凉,革命者被害的社会面貌。诗句写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风生白下”,即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一、二句正是对国民政府推行反共政策,实行镇压革命、扼杀文学运动的抨击。鲁迅用“白下”一词寓意深刻,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既指明了地点,又暗示了国民政府政权的统治;同时由于它名字的古老和地理位置的特点,又影射了“风”的阴森和肃杀。
后两句峰回意转,热情地希望和请求画师匠心独运,用新颖的构思、鲜艳的色采去描绘生机勃勃的春天山林。诗句强调“只研朱墨”一种颜料来绘画,就是要求画家画出一片红的“春山”。诗中“愿乞”两字,更突出体现了诗人要求表现共产党根据地的迫切心情;诗中强调描绘根据地要有“新意匠”,又表现了诗人对革命根据地的景仰和热情歌颂。
全诗紧扣一个”画”字,以强烈的对比手法,描绘出黑暗现实与革命理想的两幅画面。从而,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感情与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一、二两句,内容上是并列关系,句式上是对偶句。作者以黑暗的“千林”与凋残的“百卉”,逼真地描绘出旧中国的黑暗面。一个“生”字,点风的来源,一个“塞”字,状雾的广布,一个“暗”字,一个“殚”字,状写了阴森恐怖的程度。三、四两句,内容上是起承关系,句式上是非对偶的散句。作者在上两句现实描写的基础上,将笔锋陡转,别开生面,以“新意”引出“春山”,形象地展现出革命理想的崭新画面。一个“新”字,寓意深刻,感情诚挚,一个“只”字,十分肯定,力重千钧。这里,体现了作者“乞”的虔诚,“新”的瞻望,“只”的肯定,“作”的热情。
此诗炼字、炼句卓有功力,首二句“千林暗”、“百卉殚”,画面鲜明,“风”与“雾”,比喻形象; “生”与“塞”,抓住关键,深中肯綮。后二句“愿乞”与“只研”,虽为规谏之语,纡徐婉转,但表现了作者热切的心情与诚挚的愿望。
起二句紧扣题目,谓值此寒食清明节候,洛阳城中已是繁英飘荡、缤纷如雪,而陆浑山中则花始绽放。其意并不在说明城中与山中气候景物之异,而是表现诗人追随春天的脚步,从城里转向山中寻觅春光的浓厚兴趣,和对春天由洛阳转至山中这一发现的诗意感受。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对照此诗首二句,可见宋之问早在白氏之先就感受并发现了春之转移这一诗材诗境,只不过白氏明白挑出自己的诗意感悟,近乎宋诗的表现理趣;而宋之问的这两句诗则仅客观展示这一现象,而将自己的感受含蓄于诗中而已。“今始发”,则山中春光方兴未艾,正可尽情享受,开启下文。
三、四两句紧扣题内“还”字,写自己清晨从洛阳出发,晚上已在陆浑别业。这点意思如果直白道出,则根本不能成其诗。诗人不说“早发洛阳”“夕至陆浑”,而说旦别河桥”“夕卧伊川”,这一“别”一“卧”,不仅表达了对洛阳春光的留恋,而且透出了卧赏山庄春夜美景的惬意与喜悦。将洛阳与陆浑改成“河桥”与“伊川”,也使干巴巴的地名有了具体可感的形象和诗意。尤为出色的是在“旦别河桥”与“夕卧伊川”之下分别缀以“杨柳风”和“桃李月”这两个全新的组合意象,不仅生动地展示了洛阳繁花飘雪之后“春风杨柳万千条”的幕春景象和陆浑山中月映桃李正芬芳的景象;而且由于用“杨柳”来形容“风”,用“桃李”来形容“月”,读者仿佛能闻到这“风”中飘送的杨柳的气息,这“月”下散发的桃李的芳香,造语新颖,意象优美。上下两句,对仗工整,又一气呵成,显得特别流丽圆转。两句诗就像是两幅情调意境很美的图画,完全可以用它们来作为两幅画的题目。音调的婉转流畅、圆转自如也同样非常突出。可以说兼有诗境美、绘画美和音乐美。虽不像“桃李春凤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那样凝练概括,但自有一种天然的风韵和流走的意致。
第五句用顶针格,重复上句“伊川桃李”,以突出陆浑山中春色正浓,蝉联中有流走之势。第六句点明“寒食”节令,应上“桃李正芳新”,并渲染春酒又正新熟。不但春色迷人,而且春酒醉人,花香之外更兼酒香。一“正”一“复”,相互勾连呼应,传达出一种顾盼神飞的神情意态。
七、八两句,以陆浑山中风物之美、生活之惬作收。“野老”指当地居民,也可兼包诗人自己。谓处此山中人无异于尧舜太平盛世的百姓,当酣歌一曲,终老此地。这个结尾,不无歌咏升平的意味。但话说得很艺术,很富诗情,并不是硬贴上去的颂圣尾巴,与全诗的内容风格也比较统一。武后统治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尽管矛盾斗争不断,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诗人所歌咏的“太平”,并非纯粹的粉饰之词。
全篇的突出特点是风调的自然流美。清新流丽的语言,一气流走的格调,圆转如珠的韵律,和贯串全诗的浓郁的春天气息,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此诗以感怀发端。诗人多年来仕途奔波,宦海沉浮,阅历既多,自以为是谙练世情,老马识途了,但又觉得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首联用“似觉”点出对前途把握不定的心理状态,显示出茫茫身世之感。在旧岁将尽的年终,诗人看到年复一年,时光流逝,而自己却功业未就,老大无成,兴起了岁月蹉跎、流年虚度的嗟叹。次句的“空更”,语意深切,表达了诗人当时无任凄惘的心境。
颔联先写思亲,佳节思亲,是人情之常,辗转客程,失去了家人团聚的欢乐,便到梦境中去寻求。却被爆竹声惊醒了。“爆竹”这一含有特定意义的形象,渲染了节日气氛,起了以景增情的作用。接着又用“残灯”、“永夜”,刻画环境的凄凉。在漫漫长夜中,独自伴着昏暗欲灭、摇曳不定的灯光,窗外又不时传来辞岁的爆竹声,叫人心碎。旅况的孤寂索寞,自然涌出“客愁新”的心情,以景衬情,颇见匠心。
“客愁”而说“新”,暗示已有旧愁,旅次逢岁末,又添了新愁。新愁承“乡梦”而来,愁的内涵,不言而喻。旧愁乃是诗人自叹:“无端却被东风误”(《自恩平还题嵩台宋隆馆二绝》),可以从作者贬谪僻地的生活背景悟出,亦不觉晦涩。
颈联用拟人手法写天气,宋人诗词常用这种写法,如姜夔《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词:“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此联上句描绘雪意浓酣,垂垂欲下的客中实景,进一步映衬游宦在外的艰辛和漂泊羁旅的寂苦,下句联想到腊尽春来,写出春回大地的旖旎风光。从岁末欲雪到春光明媚,时间上有一个大的跨度。诗人运用对偶,把不同时间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在回环对比中,增加了境界之美,也表达了他想以未来欢乐的憧憬消解当前旅愁的愿望。作者在长期贬谪之后,盼来了重新起用的机会。他对这次临安之行充满了希望,残冬将尽春天正向他走来,可以尽情领略“桃红柳绿”的春色,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了。
然而诗人毕竟摆脱不开现实生活的羁绊,绵绵的乡愁使诗人展开想象,在空间上来了一个大的跳跃。诗的尾联,从对方落笔,将不尽的情思,浓缩在“想得”语之中。说儿女们围坐在地炉边,念叨着自己,这比直说自己如何想念家人,倍加生动亲切。白居易的“想得闺中深夜坐,还应说着远行人。”(《邯郸冬至夜思家》情景与此相似,惟黄公度借天真小儿女之口说出,更为动人。
作者以情出景,以景喻情,虚实结合,情景相生。在时地的跨度中,开拓了诗的意境,虽无大波澜,但用词鲜明,质朴真切。诗人入朝之后,因秦桧党羽仍然把持朝政,只得了个考功员外郎的闲职,没过多久,就赍志以殁,终年才四十八岁他所憧憬的春天,终于没有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