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有车马客行》,乐府旧题。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皆言问讯其客,或得故旧乡里,或驾自京师,备叙市朝迁谢,亲戚雕丧之意也。”西晋武帝末年,陆机和弟弟陆云离开江南家乡,北上洛阳以求取功名。不久,晋武帝去世,围绕权力的再分配,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陆机沉浮于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备感仕途艰险、人命危浅,由此也常常生发出怀念故乡亲友之情。这首诗虽沿用乐府古题,但反映的却是陆机自己的感情。
诗的开端六句,交代有客自故乡来,诗人急忙出门迎接。首句点应诗题。“念君”二句,以故乡客口吻点明作者离乡时间之长,以故乡客远涉而来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般,为下文的问讯作了铺垫。“江湘”,偏指长江,因从江东至中原无须经湘江,诗人此为协韵而已。“濡迹”,涉江时沾湿的足印,二字概写故乡客行旅的艰辛,起到以少胜多的效果。“投袂”两句,刻画诗人迎接故乡客的急切状态,神情毕肖,透过这毫无斯文气的动作描写,读者可以联想到诗人平素对乡音的殷切企盼。
接下来“拊膺”二句,写诗人见到故乡客的激动情态。诗人连用“拊膺”“携”“掩泪”几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创造出一种极端伤痛的氛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那积抑已久的悲情。重情是魏晋思潮的一大特征,由于个人意识加强,魏晋文人对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了更敏锐更强烈的感受;在情感的表达上,也冲破了汉儒“温柔敦厚”、“哀而不伤”诗教说的抑制,敢于尽力宣泄。陆机不仅在理论上首标“诗缘情”之说,而且在创作上大力实践之,他“观尺景以伤悲,俯寸心而凄恻”(《述思赋》),往往尽最大的努力来强化自己的感情。“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不正是这种创作倾向的流露。
“借问”八句,写亲友零落,桑梓倾覆的惨淡现实。重逢乡亲,自然就要问讯故乡亲友的情况。而世间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亲友的存亡问题,譬如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中的八十岁老兵,他“道逢乡里人”,最挂念的也是“家中有阿谁。”“恻怆论存亡”,同样真切地表现了陆机的这种心情。然而,答案却令人黯然神伤。“亲友多零落”六句,展示了一幅极其惨淡的图景:亲友大部分零落了,有德望的老人则全死光了;昔日豪华壮丽的官府殿堂倾颓殆尽,或沦为杂草丛生的荒丘,或沦为商贩出入的集市;放眼望去,郊原坟冢垒垒,松柏郁苍。六句诗,“亲友”两句和“坟垄”两句形成相反相成的强烈比照,“市”与“朝”,“城阙”与“丘荒”,也对比鲜明。这都体现着作者巧妙的艺术匠心,只有通过这种对比组合,才能创造出沧桑陵谷的气氛和惊心动魄的感染力。
结尾四句,诗人把亲友零落、生命短促的现实痛苦升华为对整个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悲叹感伤。“道”,此指自然规律。信,确实。“崇替”,衰亡,灭亡。“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宇宙间万灵万类终归要走向衰亡,人又岂能获免!着一“信”字,更见沉痛。既然人的衰亡是宇宙之必然,那每个人都在劫难逃了,零落者的今天,便是“我”的明天,于是诗人便在一曲欲解不能的伤叹中收束全诗:“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惟,思。“俯仰”二字突现诗人敏感的时间意识,与悲伤萦怀、感慨淋漓的气氛相吻合,更易产生“每读一过,令人辄唤奈何”的效果。
这首诗是作者即景抒情小诗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以村行为线索,以多彩之笔逼真地描绘了山野迷人的景色,以含蓄的诗语真切地抒发了诗人拳拳思乡之情。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两句交代了时、地、人、事。时令是秋季,这是以“菊初黄”间接交待的;地点是山间小路,这是以“山径”直接点明的;人物是作者本人,这是从诗的结句中的“吾”字而得出的结论;事情是作者骑马穿山间小路而行,领略山野旖旎的风光,这是从诗行里透露出来的消息。这两句重在突出作者悠然的神态、浓厚的游兴。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两句分别从听觉与视觉方面下笔。前句写傍晚秋声万壑起,这是耳闻;后句写数峰默默伫立在夕阳里,这是目睹。这里,“有声”与“无语”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相映成趣,越发显示出山村傍晚的沉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数峰”句写数峰宁静,不从正面着墨,而从反面出之,读来饶有情趣。这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所说的“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王禹偁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己亥杂诗》说‘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并不违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这样,‘数峰无语’、‘此山不语’才不是一句不消说得的废话······”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耳闻“有声”与目睹“无语”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相映成趣,越发显示出山村傍晚的沉寂,富有情趣。诗人迷恋山间那份宁静,然而暮色已悄然降临,还是且行且回。第三联写山乡的红叶与荞麦花:经霜的棠梨叶随风飘落,红艳似火,在山野间分外耀眼;成片的荞麦花开如雪,阵阵清香扑鼻而来。“胭脂”与“白雪”对举,令红的更艳,白的更纯,给读者带来极唯美的视觉感受。
最后尾联“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诗人乘兴而游,胜景触目,吟咏成诗,可是吟完诗句,一丝怅惘涌上心头,诗人看见了:前面的小桥流水、原野平林,很是眼熟。似乎重归故里,那份近乡情切的感觉也许仅在刹那间一闪,便恍然回转过来,——此地并非诗人的故乡,诗人心中的那份恼意自不待言说,这次村行的情绪也由悠然转入怅然。满目山川,清晖娱人,宦途失意的异乡人却有家不得归,此情此景,真的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作者在前六句诗里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富有诗意的秋日山村晚晴图,较好地体现了宋人“以画入诗”的特点。诗的最后两句由写景转入抒情。前句设问,写诗人在吟诗之后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闷闷不乐;后句作答,写这原来是诗人因蓦然发现村桥原野上的树像他故乡的景物而产生了思乡之情。这样写,就使上文的景物描写有了着落,传神地反映出了作者的心情由悠然至怅然的变化,拓深了诗意。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