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似乎只是用拟人化的手法描绘了晚春的繁丽景色，其实，它还寄寓着人们应该乘时而进，抓紧时机去创造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层意思。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榆荚杨花虽缺乏草木的“才思”，但不因此藏拙，而为晚春增添一景，虽然不美，但尽了努力，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了。
这是一首描绘暮春景色的七绝。乍看来，只是写百卉千花争奇斗艳的常景，但进一步品味便不难发现，诗写得工巧奇特，别开生面。诗人不写百花稀落、暮春凋零，却写草木留春而呈万紫千红的动人情景：花草树木探得春将归去的消息，便各自施展出浑身解数，吐艳争芳，色彩缤纷，繁花似锦，就连那本来乏色少香的杨花、榆荚也不甘示弱，而化作雪花随风飞舞，加入了留春的行列。诗人体物入微，发前人未得之秘，反一般诗人晚春迟暮之感，摹花草灿烂之情状，展晚春满目之风采。寥寥几笔，便给人以满眼风光、耳目一新的印象。
说这首诗平中翻新，颇富奇趣，还在于诗中拟人化手法的奇妙运用，糅人与花于一体。“草木”本属无情物，竟然能“知”能“解”还能“斗”，而且还有“才思”高下有无之分。想象之奇，实为诗中所罕见。末二句尤其耐人咀嚼，读者大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行毫无羁绊的大胆想象，使人思之无穷，味之不尽。
再细加揣摩，此诗熔景与理于一炉。可以透过景物描写领悟出其中的人生哲理：诗人通过“草木”有“知”、惜春争艳的场景描写，反映的其实是自己对春天大好风光的珍惜之情。面对晚春景象，诗人一反常见的惜春伤感之情，变被动感受为主观参与，情绪乐观向上，很有新意。你看，“杨花榆荚”不因“无才思”而藏拙，不畏“班门弄斧”之讥，为“晚春”添色。这就给人以启示：一个人“无才思”并不可怕，要紧的是珍惜光阴，不失时机，“春光”是不负“杨花榆荚”这样的有心人的。
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元和十一年。注引朱彝尊《批韩诗》云："此意作何解？然情景却是如此。"的确，仅就描写暮春景色而言，此诗可谓有情有趣，亦不落俗套。诗题又作《游城南晚春》，可知所写乃春游郊外所见。诗人全用拟人手法，不说人之惜春，而说草树亦知春将不久，因而百花争艳，各呈芳菲。凑热闹的还有朴素无华的杨花榆荚，像飞雪一般漫天遍野地飘舞。人言草木无情，诗偏说它们有知，或"斗"或"解"，活泼有趣。这是此诗明白有趣之处。
然而“无才思”三字颇怪异，遂引起后人诸多猜测。或谓劝人勤学，不要像杨花那样白首无成；或谓隐喻人之无才，作不出好文章；或言有所讽喻；或言赞赏杨花虽无芳华，却有情趣和勇气。如果说此诗真有寓意，就应当是其中所含的一种生活哲理。从韩愈生平为人来看，他既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师，又是力矫元和轻熟诗风的奇险诗派的开山人物，颇具胆力。他能欣赏“杨花榆荚”的勇气。此处或并非存心托讽，而是观杨花飞舞而忽有所感触，随寄一点幽默的情趣。诗的妙处也在这里。
此诗之寓意，见仁见智，不同的人生阅历和心绪可能有不同的领悟。
此诗虽然题为《葛屦》，实际上却是写了一个缝衣女奴为主人家缝制衣服所体现出的贫富不均。缝衣女因受女主人的虐待而生不满，故作此诗而加讽刺。旧说如《毛诗序》云：“《葛屦》，刺褊也。魏地陋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朱熹《诗集传》云：“魏地陋隘，其俗俭啬而褊急，故以葛屦履霜起兴而刺其使女缝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夫履霜以葛屦，缝裳以女手，……以象揥之好人为而服之，则未免近于趋利，”“不惟啬而又褊矣，故可刺。”这些说法都没有抓住要害。
全诗共两章，前章先着力描写缝衣女之穷困：天气已转寒冷，但她脚上仍然穿着夏天的凉鞋；因平时女主人对她的虐待和吝啬，故她不仅受冻，而且挨饿，双手纤细，瘦弱无力。尽管如此，她还是必须为女主人缝制新衣。自己受冻，所做新衣非但不能穿身，还要服侍他人试穿，这非常凄惨。
因前章末尾有“好人服之”句，已引出“好人”，故后章作者笔锋一转，着力描写女主人之富有和傲慢。她穿上了缝衣女辛苦制成的新衣，连看都不看她一眼，还故作姿态地拿起簪子自顾梳妆打扮起来。这种举动自然是令缝衣女更为愤慨和难以容忍的。
至此，读者可以清楚地发现，此诗实际上用了一个很简单而又常见的手法，即对比。作者有意识地将缝衣女与女主人对照起来描写，两人的距离立刻拉开，一穷一富，一奴一主，马上形成鲜明的对照，给人留下了十分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
除了对比，此诗在艺术上另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细节的描写。细节描写对塑造人物形象或揭示人物性格常能起大作用，小说中常有，诗歌中并不常用。由于此诗有两个女性人物在内，所以作者也进行了细节描写，如写缝衣女只写她的脚和手，脚穿凉鞋，极表其受冻之状；手儿瘦弱，极表其挨饿之状。这两个细节一经描摹，一个饥寒交迫的缝衣女形象便跃然纸上。再如写女主人，作者并没有描摹她的容貌，只是写了她试穿新衣时的傲慢神态和扭身动作，以及自顾佩簪梳妆的动态，便刻画出了一个自私吝啬、无情无义的女贵人形象。
最后要说的是此诗的点题作用。坦率地说，如果没有末尾“维是褊心，是以为刺”两句，仅以前面的描写和对比论，很难说出它有多少讽刺意义；只有当读者读至末二句，方知这诗具有讽刺意味，是一首讽刺诗。这便是点题的妙用。有此两句，全诗的题意便立刻加深；无此二句，全诗便显得平淡。当然，讽刺诗在末尾才进行点题，跌出真意，这是常有的，但读者不得不承认这实际上已成了此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第三个重要特征。
文章以身为“市人”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为的宋善与虽为朝廷官员、士大夫却争相做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相对比，尖锐地讽刺了官场中盛行的势利之交的恶劣风气，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而长期、处处受冷遇、遭漠视的郁闷之气。全文思路善晰，脉络分明，文字简洁，内蕴深刻。
第一段叙述宋善的为人处事。开门见山，指出宋善是长安市中一名普通的卖药商人。因为善待四方药农，所以来京城售药的药农，都来投奔宋善，以致能多积良药。故医师得宋善之药配方，往往容易奏效；患者为求赶快治愈疾病，也愿意向宋善求药。宋善对患者无论是否认识，是否有钱，一律都给予良药，是故累积不少借券，但是从不上门索取。年终岁尾，估计欠者无力偿还，就将债券焚烧。以上叙宋善行事，层次渐进，简练而条畅。随后又以市人议论生出波澜，意在进一步强调，宋善如此行事，既非有道之士，也非愚蠢荒唐之辈，的的确确是个“逐利以活妻子”的普通市人。
第二段阐述宋善既如此行事，何以还能“逐利以活妻子”。一是被他勾销债务的人，有的后来做了大官，有的当了连州跨郡的节度，他们俸禄多了，想起宋善的恩德，于是馈赠不绝。二是宋善待人，不以对方穷通而变化态度，即使斥弃沉沦、落魄十一的人，都照常善待。这些人一旦被起用，顾念宋善的知遇之恩，也要重重报答。总之是目光放得远，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而其“逐利以活妻子”则与市人无异。
第三段在叙事的基础上发挥议论。作者再次表明宋善只是市井中的普通人，而一般世人所为，尽管全从势利二字出发，很少能与宋善相比，却口唱高调，徒然视宋善之所为为以利相交。作者对此深为感慨，认为世上如幸而有类似宋善之“市道交”的，那天下间限于困境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能够获救。由此看来，这种“市道交”正不可少。然后又反跌一笔说，如果宋善不是市井中人，即是身居市井而不为市井之交的有道之士；而那些身居朝廷、官府、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命的官绅，本当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道之交；那么宋善非独高于市井细民，也远出于这些“正人君于”之上了。这段文字抑扬往复，感情强烈，凡激越之处，语言亦慷慨淋漓，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感情。
凡史传文字，皆须备述传主毕生事迹，加以褒贬，内容务求翔实。作者则仅取人物之一时一事，一言一行，就其与社会人生有关之处加以发挥，形成一种短小精悍、内容集中、思想深刻、介乎寓言之间的文学性散文，是传记之变体。该文章于宋善生平，仅记卖药一事，称扬其虽为市井细人却能超乎市井之道的优良品质，从而达到立传的目的。同时又由此引发出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且寄寓自己谪宦以来饱尝人情冷暖的无穷感慨。
就文章笔法而言，该文章突出的特点是先叙后议。叙述中根据议论的需要进行剪裁，只突出宋善作为市井细民而能急人之难的材料，其它一律删汰。议论时则紧紧扣住这一点，与上层人物反复比较，充分揭示出他们的卑屑恶浊，因此文章上下脉络贯通，前后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