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四句写倦游江南，转游江北。诗人先用“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说明渡江北游的原因。后来用“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描述北游途中产生的心理感觉。道本不迥而党其远，景本不可延而怪其不延，空间、时间均在主观意念作用下出现不合理而合情的反差和变异，借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突出为探寻新景异景而路欲其短、日欲其长的急切心情。在这心情支配下，乘船过江，不是顺流斜渡，而是“乱流趋正绝”，以缩短路程，争取时间，这就和上两句紧相绾合。此句又缘于下句”孤屿媚中川”而写。因为见到孤屿中流独峙奇绝之景，故而迫不及待地横流直渡。诗中正面写孤屿风景共三句，“孤屿媚中川”是登屿之前遥而望之的总体美。“媚”字极写孤屿山在清澈的江流中间秀峰耸翠，妍美悦人。
后面两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则是登屿之后所见景色。上句写云日同辉，下旬写江天一色。江中孤屿在白云、丽日、蓝天、澄江的烘托之下，有如一螺青黛，分外秀丽妩媚。正当诗人对孤屿赏爱不绝，忽然感情波动，为这新异之景的无人欣赏、无人传写而叹惜，于是写出“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这两句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为孤屿的灵秀无人赏爱、仙人的故事无人传写而叹惋。二是借“物莫赏”、“谁为传”，从反面说出自己为之传写赞美的意愿。三是与上文“怀新”、“寻异”相呼应，突出孤屿的美。可谓一石三鸟，意蕴深厚。这两句又点出孤屿的“表灵”、“蕴真”，已见灵气仙心，进而即景生发，驰骋神思，自然想及仙山仙术，因而顺理成章写出最后四句：“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在诗人想望中，江中孤屿表灵蕴真为神仙之奥区，它的灵异之姿、远绝尘缘之境，都与昆仑山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而冥想杏渺以虚作实，自谓道心契悟．始信安期之术得以养生尽年。这一方面是外放永嘉、心情苦闷的真实流露，渴望以遁世求仙得到解脱；另一方面则以神异灵秀的姿质去描写江中孤屿的美。
这首诗结构上也是按照叙事—写景—说理的框架写成。正面写景虽然只有三句，但全篇都以写景为中心。为景而游，因景而思，承转自然。全篇语言清隽，风韵秀雅。
公元前601年，单襄公受周定王委派，前去宋国、楚国等国聘问。路过陈国时，他看到路上杂草丛生，边境上也没有迎送宾客的人，到了国都，陈灵公跟大臣一起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去了著名的寡妇夏姬家，丢下周天子的代表不接见。单襄公回到京城后，跟定王说，陈侯本人如无大的灾难，陈国也一定会灭亡。
单襄公的预言很快实现了。两年后，与夏姬私通的陈灵公在谈笑中侮辱夏姬的儿子夏征舒，被夏征舒射死。
单襄公的先见之明不止一次。前575年，周简王十一年，楚晋两国对决，结果楚军大败。晋国获胜后，派至向周简王告捷。在朝见周王之前，王叔简公设酒宴招待至，互赠厚礼，谈笑甚欢，王叔简公在朝堂上称赞至。至还在邵桓公面前自夸功大，说晋国这次打败楚国，实际是由于他的谋划。邵桓公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单襄公：“王叔简公称赞至，认为他一定能在晋国掌权，因此王叔简公劝我们各位大臣为至多说好话，以便今后在晋国能有所照应。”
单襄公很不客气地说：俗话说“刀架在脖子上”，恐怕就是指至这种人吧。君子不自我吹嘘，并非为了谦让，而是怕掩盖了别人的长处。大凡人的天性，总喜欢超过别人，但不能用无视别人长处的手段。越是要掩盖别人的长处，他压制下边的人也就越厉害，所以圣人看重谦让。如今至的位置在晋国其他七卿之下而想超过他们，那也就会有七人的怨恨，至将凭什么来应付呢？刀已经架在至的脖子上了。
单襄公的这个预言还未完，到了第二年，前574年，鲁成公跟晋、齐、宋、卫、曹、邾等国在柯陵结盟。单襄公躬逢其盛。在柯陵盟会上，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走路时眼睛望远不望近，脚步也抬得高高的，心不在焉。又看到晋国的大臣说话很冲，说话则总是绕弯子，至还是那样自吹自擂，齐国的大臣国佐说话也是毫无忌讳。单襄公对鲁成公说，晋国很快就要发生内乱，国君和三恐怕都要大难临头了。甚至齐国的国佐也有灾祸，他处在淫乱的齐国，却喜欢讲直话，明指他人的过失，这就会招人恨。因为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接受别人的随意指责，齐国有这种人吗？
单襄公一口气预言五个人的命运。先知的话很快实现，晋厉公回国不久就诛杀三。第二年，前573年，晋国大臣诛杀晋厉公，葬礼只用了一车四马。同年，齐灵公杀国佐。单襄公的预言不到三年就全部实现。
单襄公的先知之能尚不止此。他还预言了寄留于周天子脚下的晋襄公的曾孙周子将来一定会成为晋国的国君。结果，晋厉公被弑后，国中无主，晋人迎回周子立为国君，这就是晋悼公。至此，单襄公的预言彻底实现。
对单襄公的预言，人们一直试图进行理性的解释，却也难以理解先知的能耐。
据晚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述，刘采春是中唐时的一位女伶，擅长演唐代流行的参军戏。元稹曾有一首《赠刘采春》诗，赞美她“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选词能唱《望夫歌》”。《望夫歌》就是《啰唝曲》。方以智《通雅》卷二十九《乐曲》云：“啰唝犹来罗。”“来罗”有盼望远行人回来之意。据说，“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可见当时此曲歌唱和流行的情况。
《全唐诗》录《啰唝曲六首》，以刘采春为作者。此曲在佳作如林的唐代诗坛上赢得了诗评家的推重。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钞》中说：“司空曙之‘知有前期在’、金昌绪之‘打起黄莺儿’……刘采春所歌之‘不喜秦淮水’、盖嘉运所进之‘北斗七星高’，或天真烂漫，或寄意深微，虽使王维、李白为之，未能远过。”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更称此曲为“天下之奇作”。这类当时民间流行的小唱，在文人诗篇之外，确实另有风貌，一帜别树，以浓厚的民间气息，给人以新奇之感。其写作特色是：直叙其事，直表其意，直抒其情，在语言上脱口而出，不事雕琢，在手法上纯用白描，全无烘托，而自饶姿韵，风味可掬，有司空图《诗品》所说的“不取诸邻”、“着手成春”之妙。“那年离别日”是这组诗的第四首。
这首诗写夫婿逐利而去，行踪无定。张潮有首《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所写情事，与这首诗所写有相似之处。“朝朝江口望”，一心望夫婿归来，而不料愈行愈远。这正是望而终于失望的原因，正是每次盼到船来以为是夫婿的归船、却总是空欢喜一场的原因。正如李鍈在《诗法易简录》中所分析：“桐庐已无归期。今在广州，去家益远，归期益无日矣。只淡淡叙事，而深情无尽。”长期分离，已经够痛苦了；加上归期难卜，就更痛苦；再加以行踪无定，愈行愈远，是痛苦上又加痛苦。在这情况下，诗中人只有空闺长守，一任流年似水，青春空负，因而接着在下一首诗中不禁发出“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的近乎绝望的悲叹了。
随着唐代商业的发达，嫁作商人妇的少女越来越多，因而有《啰唝曲》之类的作品出现，而闺妇、行人之所以听到此曲“莫不涟泣”，正因为它写的是一个有社会意义的题材，写出了商人家庭的矛盾和苦闷。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