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乾”，言这边报警的烽火刚一燃起，那边御敌的军队就已到来，表现了“侠客”高昂的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与“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之类的诗句相比起来，更显陡率、有力。诗歌的主人公是“侠客”，唯有这样的诗句才能自然、准确地表现出“侠客”的性格，侠客既不同于书生，又迥异于一般的军人。他豪爽而又能雷厉风行。“榆塞”不仅是实际的地点，而且还暗示了战争的正义性。诗中点出“榆塞”，是想表明“侠客”是为了戍卫边疆而出征。
紧接首联，诗人在颔联中就以生动的笔触，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侠客”非凡的武艺。“柳叶开银镝”，这里借用战国时养由基百步穿杨的典故，形容“侠客”箭无虚发，技艺过人。“桃花照玉鞍”，一个“照”字，将奔腾驰跃的骏马写得活灵活现。因为只有马飞驰时，鞍鞯上的金玉饰物才会闪闪发光。这里用的是烘云托月手法，不正面描写人，借写马从侧面衬托出“侠客”英姿飒爽、光彩夺人的形象。
颈联进一步表现“侠客”勇于拼搏的大无畏精神，“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本来是指弓拉得满以致影如十五的圆月，剑出鞘光若闪闪的群星。但诗人有意不直说，反而写成“满月”是临摹弓的影，“连星”是飞入了剑之端。奇思异喻，生动传神。这里关于两军如何对阵未着一字，而敌人的望风披靡由此可见一斑。
尾联“不学燕丹客，徒歌易水寒”，因郑少府远渡桑干，诗人联想到荆轲的易水之歌。“不学”“徒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郑少府赴辽从戎，是为了卫国守疆，不同于荆轲的报私仇；二是说此行抱有坚定信念，不作风萧水寒“一去不还”的悲歌。
这首诗送人从军，写得豪侠壮美。全诗写实的同时，把优美与雄壮两种风格截然相反的事物和谐地统一融合在一个画面中，体现了唐人乐观开朗的胸襟以及新型的战争观念。该诗不但格调高亢，音韵优美，词藻华艳，而且构思新颖，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全诗前半部分诉说了：李白青少年的时候，对事理的认识不是特别通达，呼朋唤友，都是些热血豪迈人士。为朋友曾经不惜两肋插刀，红尘滚滚处也曾经手刃歹徒。哥们肝胆意气天下闻名，官民同赏。不为报酬而助人，并不把解人之难看作是多么了不起的功劳。说明了李白喜欢交朋友，豪气，喜欢帮助别人不求回报。一直在帮助别人，但是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还是个需要接济的落魄文人。
全诗后半部分诉说了：李白仕途非常不顺，在诗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早年寓居安陆时，曾多次给地方官员写信自荐，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开元二十三年，不甘心失败的李白去了一趟襄阳，拜访时任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的韩朝宗。韩朝宗素以爱惜人才闻名，因曾任荆州长史，故人称韩荆州。但李白在呈给他的求职信中，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豪放不羁。信中写道：“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长揖即拱手礼，通常用于平辈之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衷心地希望你能够敞开心怀，不会因为别人只作长揖而拒绝。作为求职信，这句显然写得不太得体。李白带着这种傲慢心态去求职，韩朝宗自然不会对他感兴趣。虽是诗仙，但李白的这几封求职信写得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也体现出了李白求职时傲慢的心态，这种故意贬低自己的比喻，或许能博取同情，却无法给人好感。
整首诗是对李白年轻时裘马轻狂，豪爽用事的真实写照。看整首诗，可以知道李白的豪爽性格，所以会爱之者众，恨之者也众。
这首诗主要描写征戍者在军中听乐观舞所引起的边愁。
前三句极写边愁。随着舞蹈的变换，“琵琶”又奏出新的曲调，但不管怎么变换，在内心充满思亲怀故愁绪的人听来，似乎“总是”在弹奏出“关山”别离的悲歌苦调，徒增心中纷乱的“边愁”和“不尽”的“别情”。诗歌至此，已将愁说尽，不能自已，再深掘愁思，已无余地。如何作结，更见功力。
王昌龄不愧是“七绝圣手”，结语施以奇笔，突奏异响，以“高高秋月照长城”的雄伟壮阔之景，将征人浓郁的边愁一笔撇开，而翻出豪宕情怀。此句虽为景语，但诗人融情于景，在秋风朗月的广漠背景下，遥望长城万里的壮丽河山，使征人由对其热爱而意识到自己保卫河山的神圣职责，个人的区区“边愁”就不足挂齿了，从而使征人忠勇爱国的高旷情怀在壮丽之景的展示中得到完美体现。
此诗构思新颖，多次转折，前三句与结句是一大转折，其中“换新声”与“旧别情”为一小转折，“总是”二字状愁绪的强烈，亦颇传神。这不仅使诗歌奇想层出，亦表现出诗人“绪密而思清”（《新唐书·王昌龄传》）的艺术特色。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