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历来是文人骚客们吟咏良多，在不断求真、求情、求意的过程中常作常新的题材，就送别诗的整体情感内蕴而言，既有洒脱旷达之作，亦不乏深情绵邈之歌，但多针对一时一地所生之情慨然言之。韩琮此诗别具一格之处正在于其独具匠心，断然避开古已有之且渐成模式的豪情、悲情二途，从所有离愁别恨中提炼出送别时的共有情态。
“绿暗红稀出凤城”，“绿暗”“红稀”紧扣诗题“暮春”二字。鹅黄明丽、远有近无的嫩绿，只属于东风轻拂中万木复苏的早春，晚春风光，便是诗人在红绿色调鲜明对比中拈出的“暗”和“稀”。两词一方面如实描画了诗人眼中的景物：时序推移，草木的绿意在渐浓的春气里变深变暗，繁花满枝的景象也因之而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即使不曾“雨疏风骤”，“绿肥红瘦”亦注定要在晚春时节一幕幕上演。另一方面，“暗”“稀”二字也借景抒情，以色彩的暗淡和数量的孤单，来映衬送别之际主客同有的惆怅之情。
“暮云楼阁古今情”，送别，本就暗生愁绪，更何况是在最易触痛感伤的黄昏。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此时此刻，在这繁华至极的帝都，无数高楼画阁沐浴在落霞暮云之中，眼前景不经意间勾起了诗人无穷无尽的心中情。于是，契阔别离之情、壮志未酬之情、感怀伤时之情……跳跃着，翻滚着，一齐涌上心头，再融入生命体验中不可排遣的沧桑感，一时间，诗人恍然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让古往今来的相似情感重逢、共鸣，似乎从中获得了一种可以超越时光的永恒。这大概就是韩琮所言的“古今情”了。
末尾两句，则由次句“古今情”牵引而来。面对不可回返的流水，人们总是抱以时光流逝中所有美好事物一去不再的无奈与遗憾。“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如此，“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乌夜啼》）又何尝不是如此？诗人苦心告诫，让人“莫听”，却不曾言明其中缘由，是同于古人？异于古人？他将一个貌似平凡的悬念之花，选择在诗尾绽放。“流尽年光是此声”，原来“莫听”只是诗人情有所感之后对朋友发自内心的善意劝告。往日或许无妨，别人或许无妨，然行人不可听，别时不可听。只因送别的忧情，本就无法承受这潺潺水声惹起的无边之愁。
《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晚七绝上》云：“何仲德：为熔意体。敖英曰：日暮途穷之客，闻此诗不无怆然。”此“意”，即为送别之情，感怀之意。则“古今情”三字实为全诗灵魂所在。此诗首句隐笔蓄势，次句妙笔轻点，第三句转笔再蓄，末句合笔浓染。诗人于情、景之间自由出入，巧妙运用“绿暗”“红稀”“宫前水”等契合送别氛围的黯然意象，曲笔道尽衷肠，实现了一步一步情景交融的和谐美感。《唐诗解》卷三〇曰：“水声无改岁月难留，望宫阙而感慨者几人矣。人生过客，别离岂足多怅？”此说固然洒脱，但面对别离，心生愁意终是人之常情，故而前人有“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江淹《别赋》）之说。而这首内涵深广、情韵悠扬的作品，正是得益于其别具新意的艺术魅力，才在浩如烟海的送别诗中传为绝唱。
婉约词表现的往往是一种深沉委婉的思绪，心灵的潜流，虽窄却深。高度的物质文明陶冶了文人细腻的感受，时代的阴影又使得有宋一代文学带上了哀怨的色彩，而词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自身积淀的审美标准也影响了词作者命题和立意。所以，作为一代中兴名相的赵鼎，也将这首“春愁”词也写得婉约低回，那么此词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词的上片写春梦醒来独自愁。“香冷金炉，梦回鸳帐馀香嫩。”这两句说的是，金炉中，香已冷，绣着鸳鸯的帐惟低垂着，一切都是那么闲雅，那么静谧，那么温馨。一个“嫩”字以通感的手法写出了余香之幽微，若有若无。但这种宁静而温馨的环境又似乎处处暗含着一种无可排解的孤独和感时伤怀的愁绪，这愁绪犹如那缕缕余香，捉摸不到，又排遣不去。
“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这说的是午梦醒来，愁绪不散，欲说梦境，又无人相慰相问。“恨”以“一枕”修饰，犹如用“一江”、“一舟”来修饰“愁”，化抽象为具体事物，组接无理而化合巧妙。梦中的追寻越是迫切，醒来的失望就越发浓重。至于这恨，所指到底是什么，词人没有讲明，也无须讲明，这是因为这是一种无所不的闲愁闲恨，是一种泛化了的苦闷，这恨中蕴含的既有时代的忧郁，也有个人的愁绪。伤春愁春只是此词的表层含义，人生的喟叹，世事的忧虑，才是此词的深层含义。
下片以“消瘦休文”自比。沈约病中日益消瘦，以至“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故此后人常以“沈腰”来比喻消瘦。“顿觉春衫褪”以夸张的手法突出“消瘦”的程度。“春衫裉”即春衫宽。这两句说的是衣服觉宽，人儿憔悴、苦涩之中有着执着。“顿”字以时间之短与衣衫之宽的对比突出消瘦之快，“顿”还有惊奇、感叹、无奈等复杂感情。
“清明近，杏花吹尽，薄暮东风紧。”这三句以景作结，含不尽之意。这三句说的是清明已近，那闹春杏花已吹落殆尽，春色将老“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这种冷清的境界里，作者独立无语，不觉又是黄昏，顿感东风阵阵夹寒意。
清明时节多风雨，若再有风雨夜过园林，无多春色还能留几分呢？东风带来春雨，催开百花，然而东风又吹老园林，送走春色，所以宋人常有“东风恶”之语。“薄暮东风紧”写的是眼前之景，暗含的却是担忧明日春色将逝之情。一个“紧”字通俗而富有表现力，既写出了东风紧吹的力度，又写出了作者“一任罗衣贴体寒”，守住春光不放的深情。
这首词属于婉约派词作，但婉而不弱，约而不晦。譬如词的结尾，写的是日暮花落之景。词人伤春惜花，守至日暮，依然不愿去，虽无可奈何又依依不舍，惋叹之中又有着坚韧，婉约之中犹有筋骨。词的语言含蓄有味而通俗易懂，虽到口即消却耐人寻味。
用“杂诗”做题名，开始于建安时期。《文选》李善注解释这一题名说：“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也就是说，触物兴感，随兴寓言，总杂不类。所以，题为“杂诗"，等于是无题，赋物言情，都是比较自由的。曹丕这两首杂诗则是抒写他乡游子的情怀。
建安时期风气之一，是诗人喜作代言体诗。即揣摩客观人物的情怀代其抒情。曹丕是其中突出一个，如他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是代新婚者抒情，《寡妇诗》是代阮璃的遗孀抒情，《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是代弃妇抒情。《杂诗二首》也属于这一类，不过是代游子抒怀而已。它的高妙在于能真切地抒写出他乡游子的情怀与心境，其中自不妨有作者自身的感受，却并不限于作者一身，这是与自抒己情的抒情诗不尽相同的。
第一首的主要特色在善用赋笔，也就是善用白描的手法写情。诗人先不点明主题，开篇用了整整十二句诗，即占全诗三分之二的篇幅，着意描写主人公夜不安席、徒倚彷徨的情态。诗人将主人公置于秋夜的大背景中，用环境的丰富拓开一介广阔的描写空间，得以从容落笔，淋漓写情，整个画面情景相生，气氛浓郁。
诗从季节、辰侯发端。 “古诗云：“愁多知夜长”。思心愁绪满怀的人最不耐长夜的煎熬，而飒飒秋风自又分外增一层凄凉之感。首二句表面看来纯系景语，实际其中已隐含一愁人在，与三、四二句水乳交融，这是行笔入神的地方。人未见而神已出，全在诗句中酝酿的一种气氛，妙在虽不明言，却真切可感。三、四两句接着写出主人公心神不定，辗转难眠。五、六两句写主人公的思怀太深沉了，太专一了，竟然感觉不出时光的流逝，不知已徘徊了许久时间，露水都把衣衫沾湿了。虽只两何诗，却极传深思痴想之神。他低头游目，只有清澄的池水在月色下滚动鳞鳞的波光；仰头纵观，也无非明月当头，夜色深沉，银河已向西倾颓，寥廓的夜空上镶嵌一天星斗。第七至第十这四句诗笔笔写景，却笔笔无不关情。主人公那一种百无聊赖、寂寞孤独之感，直从字里行间泛溢出来，与开端两句同样具有以景传情之妙。“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恰在此时此境，又是秋虫的阵阵悲鸣送入耳鼓，失群的南飞孤雁闯入眼帘，无不触物伤情，频增思怀愁绪。整个这一大段，以悠然的笔调一笔笔描来，情景如见，气氛愈酿愈浓。
经过上面这一段高妙笔墨的描述，主人公思深忧重的情态已如在眼前。这时诗人才将笔头轻轻掉入主题：“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二句便有千钧之重。这力量不是来自两句直述语本身，而是来自前面那一大段精采的铺垫描写。那深愁难遣、寝息不安、孤寂无聊的形象，已把乡思推到了极点，因而使这二句平淡的叙语具有了画龙点睛的妙用，与前面的情景相映益彰。由此也可以悟出古诗章法的奥妙。诗人并没有就此打住，继续从欲归不能这个侧面展拓一笔：“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强烈的归乡愿望，更反衬出乡思的深浓。而还乡无望，把主人公推入更深的悲哀，因而只有向风长叹，肝肠断绝了，这个结尾余味悠然，余情袅袅，颇有余音绕梁之妙。
第二首诗与前一首虽然都是写游子题材，却截然不同。在艺术表现上，前一首多用赋笔，这一首则多用比兴。在思想内容上，前一首着重抒写他乡游子的缠绵深挚的思乡之情，这一首则着重表现游子身处异乡的不安之感。适应这一主题的需要，前六句运用比兴的手法突出揭示了游子身不自主流落他乡的情势。诗人将比兴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贴切传神，韵味浓郁。开端二句便奕奕有神：“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一朵飘摇不定的浮云本就与游子的处境极其切合，车是古人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浮云形似车盖，又分外增一层流移飘荡之感。下面每两句一层，层折而下，把游子流落他乡的遭际写得笔酣墨饱。“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浮云本难滞定一方，却又命乖时舛，恰与突起的狂风遭遇。飘风，暴起之风。以浮云遭遇狂风表现游子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奔走他乡，可谓形景切合，情理自然。因受飘风鼓荡，一去便千里迢迢，远至东南的极点了：“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句中没有一个感叹字眼，却有千回百转无限伤怀之味，“行行至吴会"，无字不含远飓怨尤之意。这六句诗笔在浮云，意在游子，形象鲜明，意蕴沉深，耐人玩味。古人说诗写得好，要“意象俱足”，这几笔足以当之。
开篇这六句诗中饱含对命运的哀怨。这哀怨固然来自游子飘泊之感，然而在这首诗中尤其是来自他乡难以驻足的怨愤。这就成为下文写游子异乡不安之感的先行之神。诗歌运笔前文能成后文先行之神，便前后关锁紧密，境界浑融，意浓味足。因此下文落笔便较为轻易了：“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吴郡、会稽这两个地方不是我的家乡，怎么能长久呆在这里！虽只是一种态度决绝的声音，这声音的背后却不知含有多少怨苦与愤懑。妙在千言万语已经涌到嘴边，却没有一宗宗倾诉出来，而只化为一句决绝的声音，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感情，饶有余味。末二句用了同样的手法：“弃置莫复陈，客子常畏人。”丢开不要说了，作客他乡是不能不“常畏人”的。游子驻足他乡，人地两生，孤立无援，落脚与谋生都不能不向人乞求，看人眼色。这极为复杂的感受只用“畏人”二字表现出来，有含蕴无穷之感。
异乡不安之感，也是游子歌咏的老主题。《诗经·王风·葛藟》说：“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谓他人母，亦莫我有。”“谓他人昆，亦莫我闻。’’写尽了游子处他乡求告无门的境遇。汉乐府《艳歌行》中所写流宕在他县的兄弟几人要算遭遇较好的了，碰到个热情的女主人还为他们缝补破衣服，但已遭到男主人的猜忌与斜眼，害得他们不得不表白：“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不过曹丕这一首没有像《诗经》、汉乐府那样，做某些细节的具体描绘，而是全用高度概括的笔墨，发挥虚笔的妙用。写得虚了，似乎说得少了，实际上概括得更深广，启人想象更多，包蕴的内容更丰富了。虚、实各有其妙用，艺术的辩证法总是如此。
唐人作诗，常常喜欢把历史上与现实中有同种遭遇的人联系在一起。因西汉的贾谊是洛阳人，能文，曾被贬长沙太傅，而贾至不仅与他同姓，而且同为洛阳人，也擅长作文，被贬岳州的地方与长沙也很相近，因此诗人开首就以贾谊来比贾至。由于西汉和唐代的京城都在长安，位在岳阳、长沙的西北面，故诗中称“西望”。而贾谊、贾至本来都是朝中京官，都是由京城被贬而出，但又时时关心朝政的状况，因此诗中又用上了“忆京华”三字，这一“望”一“忆”二字，实际上已将贾至当时被贬后的失意而又关心朝政的复杂心理揭示了出来。
正因为贾至当时失意怨望，却又时时地向往着京城，故而诗人在第二句中就开始劝慰起友人，既然已被南贬迁徙到湘浦这地方来了，就不要再去哀怨嗟叹了，次句中的“莫怨嗟”三字，完全是从首句“西望忆京华”中来的；因为“望”、“忆”之中有怨嗟意，所以才劝其“莫怨嗟”。
李白既然是劝慰朋友，总不能空口相劝，最好能找出一些劝慰的话或事来，这样对朋友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于是诗人想到：贾至虽然被唐肃宗贬至岳阳，但岳阳毕竟在长沙的北面，距离京城要比长沙近些，从这一点上来说，唐肃宗还不算太薄情，他至少没像汉文帝那样把贾至贬到长沙。于是，末二句中有所谓的“圣主恩深”、“怜君”等，都是从这个意思上来说的，都是一些宽慰之词，并不意味李白认为唐肃宗就是明君。相反，诗中话中有话，那唐肃宗与汉文帝的做法实只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屈才则同。这讽刺意味是十分委婉而深长的。
此诗一无华词，二无想象，却一气流走，天然成韵，既有着关切同情，又有着安慰宽解和委婉的措意，充溢着诗人对被贬友人的一片真挚之情。
诗中诗人将秦军制造的长平之坑与项羽制造的新安之坑这两件惊心动魄、惨不忍睹的历史事件加以精心的绾合，以涵蓄亭泳、开阖流宕的笔触巧妙地点明秦的暴虐残酷是自取灭亡的根本原因，揭露了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的兼并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骇人听闻的深重灾难。全诗构思佳妙、文笔流丽、反思深刻、感叹沉雄。
这首诗的第一部分是前十二句，是回忆长平惨案。诗的头两句如石破天惊，突兀而来。“怪”字，在此是令人惊骇之意。“白骨高于太行雪，血飞迸日汾流紫”两句，则是用夸张的笔法，极力渲染当时的惨状，因而有惊心动魄之效。“锐头竖子”两句，是诗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这两句似乎天外飞来，一反上面惨烈凝重的气氛。诗人似乎从对当时血肉横飞、鬼哭神嚎场面的回想中突然醒悟，以异常轻松的口吻说道：“那白起算得了什么，你们这四十万人为平原君卖命，甘愿找死。”显然是正话反说，孔衍《春秋后语》：“平原君对赵王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白起）为人也，小头而锐，敢断行也。”故诗中以“锐头竖子”呼白起。
以下两句又回到惨烈的气氛中。“乌鸦饱宿鬼车哭”一句是写当时深夜，专啄腐肉的乌鸦食饱尸肉，心满意足地缩头栖息枝头；月明星稀，那传说中专收人魂的九头恶鸟（鬼车）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声。这是何等阴森恐怖的场景。“至今此地多愁云”一句是写现在。那四十万鬼魂不散，使近两千年后的此地，仍时时笼罩在鬼魂组成的阴云之下。此句承上启下，由历史过渡到现实。接下来的四句，又是一组轻松与凝重的对比。当地农夫们并不以为历史上的大悲剧有值得悲痛之处，而相反，以此为谈资。“即令方朔”两句，照应“此地多愁云”。
第二部分是十三、四句，写新安惨案。诗人忽然宕开笔墨，记述了另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公元前206年，楚霸王项羽将秦将章邯部下的降卒二十余万人在新安（属今河南省）城南全部诛杀。诗人显然认为，这是长平惨案的再现。两事相隔仅仅半个世纪。
第三部分是十五、六句，写了赵国与秦国的灭亡的相似。公元前229年，秦国攻伐赵国，秦国私下买通郭开，让他在赵王面前散布谣言，赵王听信谗言，杀害忠臣，此后仅三个月，秦国大破赵军，赵国灭亡。赵高在秦始皇死后，指鹿为马，专权跋扈，使秦朝迅速灭亡，所以诗人认为，因“赵高出”而使“秦玺”易手。
整首诗运用对比手法揭露了历史事件的惊人相似之处，发人深省。叙事详略得当，详写长平惨案而略写新安惨案，盖二事略类，不必重笔。“郭开卖赵赵高出”句巧妙运用顶针格，写出赵、秦痛史悲恨相续的意味，亦见意匠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