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此词,前有小序云:“丙辰岁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辞甚美。予裴回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 ,寻亦得此。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三二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丙辰是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张功父即张鎡。他先赋《满庭芳·促织儿》,写景状物“心细如丝发”,曲尽形容之妙 ;姜夔则另辟蹊径,别创新意。
词先从听蟋蟀者写入 。“庾郎先自吟愁赋 ”,庾郎 ,即庾信,曾作《愁赋》,今已不传,此似指《哀江南赋》、《伤心赋》、《枯树赋》一类哀愁之作。杜甫诗云:“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次句写蟋蟀声,凄切细碎而以“私语”比拟,生动贴切,并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因而和上句的吟赋声自然融合。“更闻”与“先自”相呼应,将词意推进一层。骚人夜吟 ,已自愁情满怀,更那堪又听到如窃窃“私语”的蟋蟀悲吟呢!从中寄寓了词人深沉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
“露湿”三句是空间的展开,目的是藉以触发更广泛的人事。铜铺,铜做的铺首 ,装在门上衔门环;此指门外。石井,此指井栏边。说蟋蟀鸣声在大门外;井栏边,到处可闻 。“哀音似诉 ”,承上“私语”而来,这如泣似诉的声声哀鸣,使一位本来就转侧无眠的思妇更加无法入梦了,只有起床以织布来消解烦忧(蟋蟀一名促织 ,正与词意符合)。于是蟋蟀声又和机杼声融成一片。这几句遗貌取神,离影得似,妙在如“野云孤云 ,去留无迹”(《张炎《词论》》)。词中的蟋蟀的鸣声为线索 ,把诗人、思妇、客子、帝王、儿童等不同的人事巧妙地组织到一篇中来。其中,不仅有词人自伤身世的喟叹,而且还曲折地揭示出北宋王朝的灭亡与南宋王朝苟且偷安,醉心于暂时安乐的可悲现实 。“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写思妇怀念远人的心情。面对屏风上的远水遥山,不由神驰万里。秋色已深,什么时候才能将亲手织就的冬衣送到远方征人的手中?秋夜露寒,什么时候征人才能回到自己的身边 ?远人遥隔,如今只余一人对影自怜,又有什么情绪来寻欢作乐呢?几句言简意远,委婉尽情。
下片首句岭断云连,最得换头妙谛,被后人奉为典范。岭断,言其空间和人事的更换——由室内而窗外,由织妇而捣衣女。云连,指其着一“又”字承上而做到境换意连 ,脉络暗通。寒窗孤灯,秋风吹雨,那蟋蟀究竟为谁时断时续地凄凄悲吟呢?伴随着它的是远处时隐时显的阵阵捣衣声 。“为谁”二字,以有情向无情境界引向空灵深远之处。
以下“候馆”三句,继续写蟋蟀鸣声的转移,将空间和人事推得更远更广。客馆,可以包举谪臣迁客、士人游子各色人等;离宫,可以包括不幸的帝王后妃、宫娥彩女。这些飘泊者、失意者,不论尊卑长幼,都要悲秋吊月,闻虫鸣而伤心无限在国怀乡愁绪袭扰心以上极写蟋蟀的声音处处可闻,使人有欲避不能之感 。它似私语,似悲诉,时断时续;它与孤吟声、机杼声、砧杵声交织成一片。仿佛让人听到一组凄婉哀愁的交响乐。“豳诗漫与”,词人说自己受到蟋蟀声的感染而率意为诗了。语出《诗经·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可是,下面突然插入“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两句,写小儿女呼灯捕捉蟋蟀的乐趣,声情骤变,似与整首乐章的主旋律不相协调。而与友人张鎡《满庭芳》词中“八时曾记得,呼灯灌穴,敛步随音。任满身花影,犹自追寻”意境相若。然细加品味,正如陈延焯所说:“以无知儿女之乐 ,反衬出有心人之苦,最为入妙。”(《白雨斋词话》)的确,这是这阕大型交响乐中的一支小小插曲,其妙用在于以乐写苦,所以当这种天真儿女所特具的乐趣被谱入乐章之后,并不与主旋律相悖逆,反倒使原本就无限幽怨凄楚的琴音,变得“一声声更苦”了。以乐笔写愁然,正是白石词的匠心妙用。
这首词看似咏物,实则抒情,通过写听蟋蟀鸣声,寄托家国之恨。这首词的妙处在于分辟蹊径,别开生面,用空间的不断转换和人事的广泛触发,层层夹写,步步烘托,达到一种凄迷深远的艺术造境。
这首诗是借落叶以慨叹身世,紧扣落叶着墨,即景生情,寓托自然。
首句用落叶惊秋的形象,比喻诗人于家国破亡后的景况。此诗开头用个“早”字,便给了读者以好景不长的暗示,这个“客”字,使我们联想起南唐李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尽管孔绍安和李煜的时代相距近四百年,各自的地位和处境也不完全一样,但其飘零感是类似的。末两句叙诗人怀恋故国的感情。它仍然采用比兴手法,紧扣落叶着笔。 “翻飞二字,竭力形容诗人内心纷乱而又身不由己的神情状貌,可谓贴切。
全诗通过巧妙的比喻和拟人的手法,描写入秋落叶所引起的游子思归怀乡之情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惊,惊恐、惊讶。客心,飘泊异乡的游子心情。
诗题“荣木”,是取诗的前两字作为篇名,并不是专写荣木。《荣木》一诗共三十二句,分四章,每章八句。第一章慨叹人生若寄,第二章写要坚持正确的做人道理,第三章责己无所作为,第四章表示不坠先师之训而奋起。全诗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
这首诗提出了世间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生苦短。陶渊明把“荣木”已化为一种意象——人生美丽却苦短。他忧于人生短暂,认为人若不勤奋,即使“总角闻道”也会“白首不成”,这是人生的悲哀。他告诫人们,人生就像匆匆过客,到时都会憔悴、衰老、死亡;人的寿命、祸福取决于自己。他也自责自己曾废学而乐饮。
从此诗第四章中可以见出作者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陶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人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陶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陶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也难以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
人生短暂,只有为功名而奋斗才有意义。陶渊明没有忘记儒家先师孔子的教导,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望,这不值得惧怕。他自信有取得功名的天赋,不管要经历多少苦难,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
戴叔伦的《塞上曲》共两首,为七言绝句。这是第二首。这首较之第一首《塞上曲·军门频纳受降书》浅明了许多,里面有一典故,就是“生入玉门关”。这“生入玉门关”原本是定远侯班超的句子,是说班超出使西域30多年,老时思归乡里,上书言“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班超30年驻使西域,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老而思乡求返,本无可咎。但以戴叔伦之见,班超的爱国主义还是不够彻底——他不应提出“生入玉门关”,也无须提出“生入玉门关”,安心报国就是了。戴叔伦的爱国之切是好的,义无反顾也是好的,但放到班超这个实际例子上看,却不是那么近人情。知道了这个典故,全诗意思迎刃而解。前一联讲的是汉家重兵接敌,对胡兵一骑都不会放过。而后就是上文说过的典故——不回玉门关了,要以必死信念战胜胡兵,报国靖边以宁。
戴诗同前人述志慷慨的边塞诗风一体同出,大都是吟咏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豪言志向,至于时代特征的分析、判断及有关主张,则稍嫌抽象,倘如不将上诗注为唐中期的戴诗,而随便说成为别个时代的,也是很难提出疑问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