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诗开始四句，诗人概写了当时的战局。“胡风”即北风，这里暗指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因安史都是胡人。当时安史军正盘据鲁阳（今河南鲁山），一个“拥”字，既见到叛军的嚣张，又见到乱军乌合之状，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憎恶之情。“照海雪”，可见吴兵军容严整，威风凛凛的气势。然而，当时的唐军实在不会有这样的士气，这不过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愿望。“西讨何时还”，乍看有些突兀，使人气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战局形势和诗人对此难以隐藏的忧虑，暗示出未来的牺牲是巨大的。这一感情上的转折正是下文的引出和过渡。

　　以下八句里，诗人把满腹的哀怨和悲苦都倾注在别离场景的抒写上，这是诗人感情的一个方面。“半渡”二字说明有的征人已登船启航，还有不少征人仍在岸上依依不舍地与家人做最后的诀别。征人们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哀伤的惨痛情景感天动地，使得天地昏黄，惨淡无光。母子别离最动情，最伤感，况且母已老，读者如同见到这位白发苍苍，泪眼龙钟的老人家，拄着拐杖颤颤微微，执手牵衣地送子远征，她深知子一去，难生还，所以她“呼天野草间”，匍匐在草地上，向上天控诉着人间的种种不平，向大地哭诉着自己命运的悲苦。然而，此时，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老人家的晚年恐怕无以为生。母子分离最典型，那些夫妻和兄弟之间的别离也是这样。读者似乎听到野草间震天的哭声，如同见到那双双泪眼在做最后的远远一望。征人们已上船，他们所骑之马围着旌旗悲哀嘶鸣，好像它们也知留恋故土。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表面上在写马，实际上是对上面写人场面的有力衬托和补充。“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以白杨叶落进一步渲染了上面已经很悲苦的气氛。这一层的写作顺序是先写人，再写马，后写树，表面上步步退，实际上收到了步步深入的效果，构成一幅目不忍睹的悲惨画面，奏出一曲耳不忍闻的凄凉乐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苦难中的人民深切的同情。

　　下面六句表达了诗人感情的另一面：即对多灾多难的祖国赤诚之心和深情的爱恋。诗人转换为征人自述的形式，表现出征兵们慷慨壮烈，为国平叛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这个新征的士兵显然不是诗人理想中的抗敌英雄，他生于盛世，是个不习弓矢的下层农民。从这一现象既可知兵员的匮缺，又可见诗人对现实的不满，还表达出了人民毅然从军平叛的热切心情和巨大的承受力。这些只懂农事耕耘的士兵有着强烈的为国献身精神，他们“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这激越的誓言出自征人之口，也表达了诗人的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征人虽武艺不强，但他们勇于为国捐驱的精诚之心定能感化顽石，像汉代飞将军李广那样箭入石中。这样的军队不怕任何艰难牺牲，定能为国平叛，为民立功。当然，这些慷慨之词只是诗人的良好愿望和对这些应征子弟的勉励。

　　最后四句总括全诗。“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遥应“吴兵照海雪”句，写出了唐军的威武雄壮，同时又笼括第三层六句，唐军船队满载着士兵和他们的豪情壮志，浩浩荡荡直奔落星湾（今鄱阳湖西北），再入长江而去。“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诗人一转慷慨豪壮的格调，全诗在凄惨、悲凉的气氛中结束。这二句遥应“西征何时还”句，笼括第二层八句。诗人又回到了现实中伤心别离的场面。《豫章行》古曲专写别离之苦，此时不可再奏这样的曲子了，不然士兵们定会更加触动思乡之情，在悲苦欲绝中鬓发皆白。

　　总括全诗，人们突出地感到诗人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对战乱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深表同情，一洒忧民之泪；另一方面他又鼓励征人顾全大局，支持平叛战争，大抒忧国之情。这种极其痛苦的矛盾心情构成了全诗凄惨与慷慨，沉痛与激昂交织在一起的格调，这与杜甫“三吏”、“三别”的忧国忧民的情调极其相似。与这种格调相配合，这首诗形成了抑扬顿挫的结构特点。中间十四句先抑后扬，最后四句先扬后抑，以抑煞尾，这种错落有致的结构与诗人的情绪吻合在一起。

　　李白是一位以抒情见长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把大千世界的风貌和纷杂社会的现实熔铸在他所抒发的主观感情世界中，这是李白诗反映现实的主要方法和特征。然而，李白诗的风格是多彩的，绝非仅限于此。在他的诗歌中确有一部分像《豫章行》这样直接反映现实，评论现实的不朽之作，尤其是晚年，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并身陷圄，境况大不如前。此时，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更真切、更冷静的认识，于是，他的作品便从对自己身世的忧愤转为对国事与民生的深深忧虑。这一时期，李白写下了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作。像《豫章行》这样的现实主义杰作甚至可以和杜甫的现实主义名作相媲美。

　　李白身在豫章写《豫章行》十分巧妙。《豫章行》古辞专写别离之苦，后人利用这一古辞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李白《豫章行》，就内容来说，同样也写别离之苦，就形式来说，也有一些与古辞相吻合的句子，但是，李白却冲破了前人“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见《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的狭小天地，赋于诗歌充实的社会内容，写出了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上，还是在表现力的厚度上都超过了前人所有的《豫章行》。这正是对汉魏以来“借古乐写时事”（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以浪漫主义著称的伟大诗人李白来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这是一首讽刺诗。诗人从各个角度，描绘昔日繁华富丽的华清宫而今荒凉破败的景象，暗寓讽刺和感喟之意。首句写华清宫春夜的凄凉可怖气氛。在月色明媚的春夜，当年华清宫车马合背，宫女如云，灯烛辉煌，歌吹沸天。中唐诗人韦应物这样描写：“玉林瑶雪满寒山，上昇玄阁游绛烟。平明羽卫朝万国，车马合背溢四鄽。蒙恩每浴华池水，扈猎不蹂渭北田。朝廷无事共欢宴，美人丝管从九天。”何等盛况，何等排场。然而，“繁华事散逐轻尘。”（杜牧《金谷园》）而今唯有一轮清冷的春月，照着这荒无人迹的宫苑；从黑黝黝的丛林里，传来阵阵寒鸦的哀鸣。一片凄凉冷落。次句写诗人隔着积满尘土的窗帘，看到宫花仍旧迎春盛开。但无人观赏，显得那样寂寞悲苦。颔联写诗人俯仰所见之景。仰看宫檐，一团团云雾从檐下防鸟雀的红色网络间涌出；俯看御阶，石块在多年风雨剥蚀下已经残破断裂，紫色钱形的苔藓欹斜横生。以上四句，都是诗人眼前所见的实景。颈联境界一变。诗人为使讽刺的意蕴更加尖刻，发挥大胆的想象力，巧妙地创造出亦实亦虚、亦真亦幻的景物意象。“玉椀”是实物。宫殿荒废已久，案上玉椀犹在。椀里即使原先盛满美酒，也早已挥发净尽了。而诗人却设想玉椀里至今仍剩有残酒没有喝完，仿佛还在散发出醉人的芳香。说“残露”而不说“残酒”，含蓄委婉，暗用汉武帝造仙人承露盘以求仙露的典故，隐寓讽意。宫灯也是实物。但灯油或蜡烛决不可能一直燃点不熄。诗人竟想象宫灯还在亮着，昏黄的灯光映照着灯上的旧纱。（“点”作点污解亦可通。但仍是写实，意蕴较浅。）这两笔非常精妙绝伦。诗人从实象中创构出虚幻的意象，并借助这虚幻荒诞的意象，将李隆基惊闻“渔阳鼙鼓动地来”后慌忙出逃的狼狈情状讽刺得淋漓尽致。

　　尾联的讽刺意味更加强烈。“蜀王”指李隆基。唐玄宗逃避入蜀，故称之，而帝不称帝，其意自明。又说他“无近信”，即逃跑之后便毫无信息，对社稷危亡和百姓的苦难不闻不问，无所作为，连帝位也被儿子李亨夺了。这又是绝妙的嘲讽和大胆的揭露。旧时代的注家对李贺嘲笑本朝皇帝为“蜀王”这一点，或有意曲解，或予以指责。比如姚文燮说：“蜀王本梁王愔也，贞观十年徙蜀，好游数畋弋猎，帝怒，遂削封。贺当春夜过此，追诮之。”（《昌谷集注》卷一）他们的歪曲和指斥，更说明李贺反封建的叛逆精神的可贵。结句同上句联系起来看，颇为纤曲，意思是说：玄宗刚奔蜀之时，华清池上便已经长满了水芹；何况历久经年，玄宗再也不来临幸，泉上水芹又在春天里萌发出嫩绿的新芽了。这个结尾，以景结情，即小见大，既表现出华清宫的凄冷、荒寂，又寄寓了诗人“黍离麦秀”之感慨，有言外之意，故颇为方扶南等注家赞赏。

　　《过华清宫》在艺术表现上的显著特色，是意象的组合。全诗八句，仅第七句“蜀王无近信”为托事寓讽，其余七句都是意象的直接呈示。每句以动词联系两个意象合成一个画面镜头。一个个镜头跳跃而出，有远景、中景，也有近景、特写；有实景，也有虚幻之景。它们之间似无联系，也无次序，忽此忽彼，使人眼花缭乱。全篇所写的空间范围是华清宫，其时间范围却包括今与昔，明写今日，暗示往昔。即以写今来说，时间范围也不是特定、确实的。首句点明写“春月夜”，其余各句很难说是写夜景。在这荒山古殿，即使有月亮，诗人也不可能历历分明地见到隔着宫帘的春花、朱络上的云雾、断石上紫色的苔钱、玉椀银灯，还有温泉上初萌的小小芹芽。显然，诗人在描写时根本不考虑特定时间的限制。在李贺的诗歌中，时间和空间经常是错综交织的。也就是说，诗的意象及其组合常常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自由地跳跃，不受约束，不拘常法。诗人所遵守的是心理时空而不是物理时空。夜晚与白昼景色的反复变换，使诗境更加迷离恍惚。这正是李贺诗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魅力。但这首诗意象组合虽突兀奇谲，却仍有着一条内在的思想感情线索在串连着，这就是通过渲染华清宫荒凉冷落的环境氛围，讽刺“蜀王”李隆基，并抒发诗人对唐王朝的昔盛今衰之感。明人李东阳《麓堂诗话》评李贺诗“通篇读之，有山节藻棁一无梁栋，知非大厦也。”指出李贺诗多绮艳的意象片断而缺乏完整的艺术构思。这一看法是中肯的，却不能一概而论。《过华清宫》意象是跳跃的，却非“百家锦衲”的拼凑，而是诗人用讽刺寄慨的针线编织成的一件璀灿闪光的“金缕玉衣”。

　　由于意象的直接呈示及其跳跃式的组合，意象之间不必用虚词连接，也省略了交代、解释、联系的笔墨，使这首诗显得格外凝炼简约，言少而意丰。诗中用词准确、新鲜、奇峭。如“紫钱斜”的“斜”字，真实地写出诗人俯视石阶见到紫色苔藓斜复于断石上的直觉印象，“点”字则大胆地传达了诗人的主观幻觉。中间两联，用暗淡的“朱”、深浓的“紫”同明亮夺目的“玉”色“银”光相互映衬，也体现李贺诗歌色彩冷艳的特色。

　　这是一首采莲歌，反映了采莲时的光景和采莲人欢乐的心情。在汉乐府民歌中具有独特的风味。

　　民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回旋反复的音调，优美隽永的意境，清新明快的格调，勾勒了一幅明丽美妙的图画。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荷叶，莲叶下自由自在、欢快戏耍的鱼儿，还有那水上划破荷塘的小船上采莲的壮男俊女的欢声笑语，悦耳的歌喉，多么秀丽的江南风光！多么宁静而又生动的场景！从文化学的角度，我们又会发现这是一首情歌，它隐含着青年男女相互嬉戏，追逐爱情的意思。你看那些鱼儿，在莲叶之间游来躲去，叫人怎能不想起北方的“大姑娘走进青纱帐”？

　　读完此诗，仿佛一股夏日的清新迎面扑来，想着就令人觉得清爽。还不止于此，我们感受着诗人那种安宁恬静的情怀的同时，自己的心情也随着变得轻松起来。

　　诗中没有一字是写人的，但是我们又仿佛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感受到了一股勃勃生机的青春与活力，领略到了采莲人内心的欢乐和青年男女之间的欢愉和甜蜜。这就是这首民歌不朽的魅力所在。